转载按：本文最早出自成人漫画《聖マルガレタ学園》封底。需要说明的是该漫画非常重口，如果你手贱去搜索了然后瞎了狗眼或者毁了三观或者心神不宁了，请不要怪我没有提醒。
然而我认为，巫代凪远是一位极为优秀的作家，不说别的，就是那些林林总总的创意，以及对于细节精湛的描绘（没有他画不出来的，只有你观察不够仔细的），就可以碾压那些以为随便画点绳子啊蜡烛啊就可以拿去卖钱的渣作作者们。
至于本文，亦是值得我人肉ocr出来的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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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画出这样异常的漫画呢？
在前作《ストライクハーツ》里面,对角色的构想简直可以说是没脸的偏离之后……这次就做纯粹的工口漫画好了，就在这样考虑之时，突然闪现出对时代的大力嘲讽，随之就完成了这个剧本。
一言以蔽之，可谓是“通过极端的叙事来展现必要之恶”吧。
这篇漫画描写的女孩子们没有人权，简直可用超乎想象来形容，面对超越常识的无理，而且被异常的性的欲望所投影。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漫画几乎可以说完完全全地没有描写“人权所有者”们（本文中为了叙述方便主要是那些教师），设定商业完全没有遭遇性犯罪，非常安全的生活着。
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个世界没有“袭击持有人权的人的理由”。从设定上看，人数变少了的男性收到优待的同时，那些没有遗传问题的女性也受到了极度的尊重——恐怕对于人权侵害的处罚也很严厉吧。而且在这个“性欲随意发泄对象”就在那些不得不守护的人权所有者的身边，赤裸行走的世界里，根本没有必要冒着犯罪的高风险去袭击这些人权所有者。
构想的起因是自己的内心深处，“AV大国=安全地带”的扭曲思想。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对日本被取笑是“AV大国”这件事，内心觉得很开心。因为日本就算是“AV大国”，相对于那些被称之为“嫖娼天国”的国家,其实反倒是更安全的国家。
对于被嘲笑“根本连虚构和现实都分不清”，也稍稍有点自豪。
因为同日本相比，很多外国甚至不存在虚构，法国在94年曾经举办过事实上的性奴隶拍卖，和日本人提起的时候，“怎么想H漫画”这样半信半疑地一笑置之了。这样的外国现实，在日本只是创作，是虚构或者历史中的“无意义的情报”了。
不如说日本因为只有虚构所以才健全，在虚构中发泄的我们，才真正是“纯真”——这其实是自豪呢。
总的来说，在H的表现力上，我尝试用客观记录的模式来展现“无人权”这个主题，尽可能的从各方面展开叙述，所以……本作相对上一本来说，还是比较“提神”的。
老实说，必须要正视性欲的存在。
食色性也，性欲是生命本能存在的需求，如果强行逼到角落，搞不好会演变成能犯罪都无不顾忌的心态。
从防止“现实犯罪”的角度来看，虚构和妄想作为宣泄口是一定有必要的。作为模型妄想的宣泄口，“必要之恶”也是需要的。
“在无人权的虚拟空间随心所欲”，这就是H漫画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通过漫画来宣泄那无处发泄的黑暗欲望”绝不能认为是耻辱。比起由于性欲而给他人添麻烦，朝着纸质媒体射精要和平的多了。
我个人倒是希望全世界的这种“牢骚”都只能以漫画的形式表现出来。
希望从此以后我越画卑微的异常的变态的性为，世界就越稍稍地和平一点（笑）。
2007年7月30日 巫代凪远
（本论文由sweeper翻译）
2012年4月15日星期日
2012年3月22日星期四
走出毛泽东的阴影——失明的正义
译者的话：依然是走出毛泽东的阴影里的一章，这章是关于陈光诚的。作者 Philip P. Pan 是陈光诚请去曝光临沂市计划生育暴力执法的外国记者之一，对整个事件较为了解，这篇文章也把陈光诚事件的来龙去脉——至少是入狱前的部分，写的比较详尽和完整。
翻译的时候发现 translator toolkit 里已经有50%的翻译了，后来知道 Smashword 里已经有一个付费版了，不过我还是贴出来了。错误是难免的，如有指出我立即纠正。转载请随意，如能转到墙内就更加欢迎了。注不注明翻译无所谓，但是请务必注明原作者。另外貌似这书在香港要出繁体版了，出了的话咱一定要买一本→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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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山东省黄河入海口南侧的平原上的东师古村的一所小农舍里，一位盲人正在为一次漫长而危险的旅程做准备。30过半的陈光诚是个一个苗条英俊的男人，有着浓密的头发和灿烂的笑容。平时常带着黑色阳镜的他，如果换个环境，很可能被当成是年轻的流行乐手或是香港影星。但在2005年的这个晚上，他是一名策划逃亡的囚犯。
陈光诚摸索着穿过灯光昏暗的房间，收拾起一些纸张，叠起来塞进他的口袋。口袋里还有一个数码录音机和其它几件物品。他必须快速行动，并且不能被背着的大包拖慢了速度，以避开安插在他房子周围的打手。几天前，他曾查过古老的占卜书《易经》，并确定了最佳逃亡时刻：8月25日晚上9点到11点之间。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他的侄子会在村外等着他，然后把他送上汽车， 再带他登上前往北京的列车。他只需躲过那些打手。
这是一个温暖无风的夜晚，在等待中，陈光诚感到自己的脖子上渗出了一粒粒汗珠。他靠近门口站着，专心听着外面的动静。但他能听见的，只有远处的狗叫声，和他自己紧张的呼吸。有一瞬间，他怀疑政府的人是否还在外面。但他们当然在那里。他们好几个星期以来一直都在，阻止他离开他的房子，同时也阻止别人来探望他。
随着行动时间的到来，陈光诚的妻子帮助他脱掉鞋子，换上了一双运动鞋。袁伟静是一个坚韧结实的女人。她也是陈光诚逃脱计划的同谋者。他们是4年前认识的，那时她刚刚大学毕业不久。陈光诚在一个广播上的电话交谈节目中听到了她打进来的电话。家在邻县一个村里的她，用悲伤而柔和的声音讲述了自己如何难以找到一份好工作。他后来给她打去电话，鼓励了她一番。他提醒她，与当地的大多数农民相比，她已是多么幸运，并跟她开玩笑说，她不知道一个残疾人要找到工作比她还要困难很多。他的话打动了她，在他的鼓励下，她找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爱情之花很快就盛开了，首先是电话通话，然后是见面。她的父母极力反对。他们告诉她，虽然她并不漂亮，但她身高体健，有良好的工作，因此“没有必要”嫁给一个瞎子。曾有一段时间，他们把她锁在屋里，以防止她去见他。但她逃脱了，并与陈光诚私奔，不久之后，他们有一个男孩，之后又有了一个女孩。
从一开始，袁就试图劝说她的丈夫在当地医院找个清静的工作，当中医和按摩师。这也是在中国，盲人可以得到的少数职业之一。但陈光诚从未让他的残疾限制他。他家里一共有五个兄弟，都是农民，他是最小的。他在还是个婴儿时就因为一次高烧，以及农村恶劣的医疗条件而失明了。直到17岁他才上学，直到20岁他才小学毕业。但是此后他没有进入技校，因为在那里他将只能学习按摩。陈光诚说服了父母，进了设在港口城市青岛的盲校， 继续接受教育。在那里，他了解到了一部保护残障人士权利的新法律。回到他的村庄之后，他告诉当地的官员，法律规定他们应该减免残疾人的税收。官员无不鸟他，他就不远600公里行程去北京上访，并且为他的家庭赢得了一笔钱。这笔钱帮助他的父母送他到南京某大学，并在那里学习中医，这也是除了音乐之外对盲人招生的唯一专业。但另一方面，陈光诚则上了几节他真正感兴趣的学科——法律，的课。在中国，歧视盲人和其他残疾人的现象很普遍。他相信他能够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与之进行斗争。
甚至在毕业之前，陈就已经在家乡开始有了一些声誉。大家认为他不仅了解法律，而且也不害怕与政府对着干。他是个盲人，这一事实只会更增加人们对他的尊敬。他们理解残疾人所面临的困难多么巨大，尤其是在象东师古村这样贫困落后的村庄里。他们钦佩陈光诚能够克服这些挑战并成才。起初，他因为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而著称。他在法庭上一再辩称，如果官员不能为残疾人士提供更好的服务，他们至少应该停止从他们身上收税。法官同情他的事业，并在三件案子上判他获胜。但接下来党内领导指示法院停止受理他的案子; 显然，他们担心税收上的损失。
尽管如此，陈光诚获胜的消息已经传开，当地居民开始就其他事项征询他的法律意见。2002年，他协助数十个村庄组织了一场请愿活动，要求关闭一家造纸厂。那家工厂往当地河流里排放黑色的有毒废水，毁掉了庄稼，杀死了鱼类和乌龟，并使居民生病。因为这家工厂属于一名党内官员所有，政府拒绝采取行动。于是陈找到了另一个解决办法。他说服英国一家援助机构提供资金挖了新的水井，并铺设了用于灌溉和饮用的管道。一年后，陈光诚和他的妻子前往美国，参加一个由美国国务院组织的交流项目。回国后，他赢得了另一个大的官司，迫使北京地铁对残疾人免费。
袁伟静起初反对丈夫在这方面的努力。她告诉他，在农村有太多问题，而他无法全部将其解决。但陈光诚坚持要竭尽所能。他争辩说即使是很小的案件的胜利对于涉及到的家庭来说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终，袁伟静开始支持他与当局作对，但她一直担心他做太多白日梦了。（译者：感谢渣理的协助）他想为农村的残疾人建立一个法律援助小组；而她觉得政府永远不会让他这么做。党要求非政府组织在登记时，要有政府的挂靠单位，而政府只会让听话的团体挂靠。陈尽了最大努力，也只有一个党内机构愿意让他把他的组织挂在它名下——只要他同意为此每年支付巨额回扣。袁伟静也为丈夫的安全担心。她知道他让当地官员感到又羞又恼。帮助他四处走动的时候，她痛苦的发现他是多么容易收到攻击，找几个恶棍收拾他一顿是多么容易。但是她也知道她的丈夫不会改变。他就是无法在村民求助时置之不理。
最近的麻烦开始于五个月之前，当时陈光诚在北京为他筹划的法律互助小组寻求协助。有人从东师古村打电话告诉他，官员们正到村里每对儿有不止一个孩子的夫妇家里登门造访，然后带走夫妇中的一位去做绝育手术。来电者想知道他们所作所为是否合法。陈告诉他那并不合法，他随后赶回村里，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回到家时，他的一位邻居，一个名叫杜德红的女人，已经流着泪等在那里了。她说，有一伙官员闯进她家， 并要求她跟他们前往当地的卫生所做绝育。当她拒绝后，他们当着她的两个孩子的面，把她拽到外面，塞进一辆面包车。在卫生所里，一名官员抓住她的手，把她的拇指按在印泥上，然后强迫她在同意书上留下了手印。她跟他们争论，但是没有用。一位医生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内完成了手术。
这事让陈光诚愤怒了，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其他的邻居也来告诉了他类似的故事，有些甚至更糟。怀了第三个孩子怀了8个多月的母亲描述她是如何被强制堕胎的。当她说起医生是如何把毒药注射进她的子宫的时候不由得哭了出来。有些夫妇躲藏了起来。但他们的亲属被当地官员抓走并折磨，直到他们说服逃走的家人主动自首，并接受绝育手术为止。很多村民说，他们被关进临时监狱好几天，那里挤满了包括小孩在内的好几十人。
村民们一个接一个地找到陈光诚，请求他的帮助。他从未涉及独生子女政策这么敏感的领域。这是国家的发展战略重要支柱之一，也是公共讨论的禁区。他知道，政府已在数年前禁止强迫绝育和堕胎，但在全国许多地区，政府官员仍在使用这些方法。对于陈光诚来说，这又是一个令人头疼的例子，说明党置自己的法律于不顾。当他的邻居问他应该怎么做时，他建议对地方官员提起集体诉讼。自从党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政策，到现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从来没有人试图对国家强制绝育和堕胎的权力发起大规模法律挑战。陈光诚知道他获胜的机会不大。但他仍寄希望于党的领导人，认为一旦他们面对以其名义在他村里所犯下的暴行时，会介入并惩罚肇事者。
随着陈光诚的计划传被传开，全县其他村庄的居民也开始来到他家里，告诉他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可怕经历。然后周边县市的农民也开始给他打来电话。不久之后，陈光诚得知，附近的临沂市委官员已经下令在有着一千万人口的整个地区内打击“计划外生育”。他开始收集证据，来到一个个村庄，用他的数码录音机从村民那录取证词。当他回到在村里的家中后，袁和其他志愿者把这些证词记录下来，输入到一台旧计算机里。之后陈光诚前往北京，寻找能够曝光这些暴行的记者。但他联系到的所有记者都说，他们对此无能为力。独生子女政策仍然是国营媒体的禁区，即使对于象《南方都市报》这样最大胆的报纸，也还是风险太大。但陈光诚说服了一个博主和几个外国记者，包括我，来到临沂，对这次打击进行报道。他还找到了几位愿意和他一起回来并帮助他的律师。其中包括一位曾经呼吁对收容拘留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法律学者。这些律师前往临沂，提起了若干诉讼，为集体诉讼做好了铺垫。那位学者还撰写了一份篇幅很长的有力报导，并在网络上发布了出去。在临沂出现的暴行现在成为了国际新闻，并至少在互联网上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讨论与批评的话题。
对于临沂的官僚来说，外界的关注犹如芒刺在背，他们试图让陈光诚噤声。他们三次找到陈光诚并敦促他说服村民们撤回诉讼。他也拒绝了三次。他们告诉他，那个打击超生的活动已经结束了。陈光诚说，即使如此，仍然需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他们警告他，如果有些人因为他的诉讼而失去了工作，他们可能会对他加以报复。陈对此并不在意，他料定自己已经让他们乱了阵脚。在律师和记者们离开后不久，当地官员把陈光诚软禁在他家里，并在他的村里安排了三十人，下令阻止其他人去见他。陈光诚不知道他们打算把他关多久，也没打算知道。他听说在北京，有些同情他所做所为的政府官员，已经计划对此事进行调查。他认为假如自己可以得到了首都，他就可以去找律师和媒体帮助了。
就在快到晚上11点时，陈光诚和他的妻子开始了行动，悄悄走出了他们家的大门口。“有七个人守着，”袁伟静在陈光诚的耳边低声说。“大约在6米外。”陈光诚跪下来，抓起了一把沙子和卵石。然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轻快地走了起来，他的妻子拉着他的胳膊作为他的向导。几分钟后，他听到那些人跟了上来，并且越来越近。当他感到他们几乎赶上来的时侯，便向后抛出了手里的沙子和小石子。男子咒骂着落后了。
夫妻俩加快了步伐，在村里泥泞的小道上做着一个又一个急转弯。然后他们进入农田，在一列列玉米秆之间跑过。当他们跑到陈光诚的侄子正在等着的路口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狗叫声似乎从四面八方响起。政府的人越来越近了。陈光诚知道应该最好分散开，争取把他们搞糊涂。几乎没有时间道别，袁就开始向西跑去，故意发出更大的动静，试图把那些人吸引开。陈光诚和他的侄子再次钻进了玉米地里，向东而去。
他们的计划貌似生效了。天上挂着半个月亮，陈光诚和他的侄子徒步穿过田里。大约一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另一个村庄。但那里也有人在巡逻。他们被发现了。陈光诚和他的侄子逃进一片茂密的树林。政府的人被迫丢下摩托车和汽车，徒步追赶他们。由于陈习惯于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因此他比他们走得更快，带着他的侄子迅速穿过了树林。一个小时后，他们终于停下来休息。追赶的人都不见了。
凌晨3点的时候，陈光诚的侄子给一位有车的朋友打了电话。当司机到了之后，陈拥抱一下他的侄子，坐进了车里。剩下的旅程就全靠他自己了。
在共产党改变中国的诸多举措中，独生子女政策可能是最著名的，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最著名，是因为在社会工程领域，它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实验之一；最容易被忽视，是因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学术研究几乎完全没有涉及这一领域，因此而受尽磨难的人们，在毛泽东治下的诸多悲剧中也很少被提起。
这个在1979年推出的计划有着惊人的勇气。除了少数例外之外，所有的夫妇被告知他们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地方官员被授予权力，可以决定妇女何时可以受孕，以及她们应该在生育后采取何种避孕措施。这实际上等于政府获得了监管公民最隐私的个人行为的权力。鉴于该项目的宏大规模，党在推行它的时候所显示出的信心，令人刮目相看。党的领导人不仅确信独生子女政策是合理的，而且相信他们能够在国内保证它的实施。要知道，当时这是一个有着近10亿人口的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出于文化和经济原因，他们肯定会对此有所抵制。也许这项政策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它的长期性。大跃进期间的人民公社只存在了几年，文化大革命只持续了十年，但在独生子女政策颁布的30年后，它的基本内容依然持久地钳制着中国人的生活。
很容易让人忘记的一点是，这项政策是不是由毛泽东，而是由他的继任者颁布的，而且是在一个党从人们的生活中全面退出的时期颁布的。毛泽东本人对于人口控制一直模棱两可。起初，他站在马克思和苏联正统一边，反对限制人口增长，但他后来改变了主意，并赞同节育和“计划生育”。在百花齐放运动中，北京大学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的观点曾赢得毛泽东的赞许。马认为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防止国内人口的快速增长减缓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是，这位经济学家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到大跃进前夕，毛泽东提出，人口增长对中国有力，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他的反复，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两次婴儿潮，使中国的人口迅速扩张。直到20世纪70年代，总理周恩来才战胜了反对控制人口的左派，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依托，在全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头一回，儿童的生育，和稻米及钢材的生产一样，成为了政府五年计划的内容之一，有了目标和配额。夫妻们被告知要晚婚，最多生两个或三个孩子，并需要等上三四年再生育下独生子女。
毛泽东死后，这种相对温和的减慢人口增长的方式被摈弃，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激进的独生子女政策。这个突然的转变，是在邓小平推出其市场经济改革的同时发生的，这似乎有悖于他带领党不再搞破坏性的群众运动，而是采取更加务实政策的努力。但是，如果说邓小平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教条的话，他只是用新的教条替代了它——一种对于“科学”和“科学决策”的信仰，并用之解决国家的问题。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在说到“科学”时，指的不仅是对自然世界的研究，而且也是一种代表理性、客观和现代的思维方式。在毛泽东的乌托邦幻想破灭后，邓小平所制定的政治方针之一，就是让党把科学作为一个新的检验标准。但是，正如人类学家苏珊·格林哈尔（Susan Greenhalgh）所指出的那样，中国领导人对科学的迷信，导致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极端的解决办法。而本来，虽然问题很严重，但还是可以在其他方面找出解决办法的。这一进程的核心是一群杰出的火箭专家，在毛泽东发起的运动中，他们收到庇护，躲过一劫，并且可以使用电脑，阅读国际期刊。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极端自信。他们的领导是控制论专家宋健，后来的科技部部长。这些人把人口看作是一台机器，由他们这样的工程师来进行调节，而不是由有权利，价值观和偏好的人类组成的社会。在1979年，他们把当时西方在人口过剩和生态危机方面所流传的最危言耸听的理论，错误地当做主流科学接受了下来。他们把不太站得住脚的数据，输入到他们从导弹优化工作中改进出来的公式里，建立起了一个人口预测模型，让人感觉那就是事实。然后不顾其他学者的反对，他们用这些“科学”的结果对领导人进行说服，让他们相信中国正面临严重的危机。而要想避免环境灾难，并实现邓小平的经济目标，只有立即执行独生子女计划这“唯一的办法”。
随之而来的群众运动，与以往毛泽东所发动的运动并无区别。所有熟悉的要素都有了：密集的宣传，五颜六色的标语，对违反者的批斗会，党内积极分子的突击队。到80年代中期，该运动在全国的城市里已经基本上取得成功。由于国家仍然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城市就业和社会服务，使得超生的后果非常严重。加上党在城市社区和工作场所广泛的监测网络，擅自怀孕很容易被发现。因此，城市里很少有人愿意以身试法。然而在农村，党遇到了广泛的阻力。农民依靠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儿子，在他们晚年时种地并养老。但独生子女化政策下，一个家庭的未来可能就寄托在一个儿子的天赋和健康上。这种风险很少有人愿意承担。如果只有一个女儿，情况会更糟，因为在出嫁之后，传统上她会供养公婆而不是自己的父母。而且当然了，只有儿子才能继承家业。
尽管在农村遇到公开的敌意，共产党还是推行了独生子女政策。它为了防范和惩治违反政策者所采取的方法，被称为“五个步骤”，即：没收粮食，没收牲口，没收家具，拆毁房屋，以及把人关进监狱。当这些都不够的时候，它于1983年发起了强制绝育和堕胎的群众运动。据政府自己的统计，计划生育官员那年进行了近二十一万输卵管结扎和输精管切除术，以及1400万例堕胎。但是，强制手段使得党与农民的关系变得紧张，有时甚至导致暴力行为。党内领导层中的改革者作出回应，在1984年发出禁止使用强迫手段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新指示。到1988年，党已经有所收敛，允许大多数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农村夫妇生育第二个孩子——实际上，就是让他们为了生儿子再试一次。但在六四事件之后，计划生育强硬派卷土重来。他们再次暗示，将允许使用强硬手段达到人口控制目标。随之到来的是另一次大规模打击行动，另一波暴力和虐待，另一波强制堕胎和绝育。共产党第一次将“达到计划生育指标”的能力作为评估基层干部的一个关键标准。不管他们在其他领域干的多么出色，在他们治下经济发展的有多好，只要达不到计划生育指标，他们就无法获得奖金和晋升。对于共产党的农村官员来说，尽管他们中的很多都不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拥趸，这仍然让他们有足够强的动机来竭尽所能降低出生率。到2000年，中国的总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平均每名妇女生1.6个孩子，远低于自然出生率，几乎相当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水平。
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没有独生子女政策，类似的下降也是可以实现的。无论是设计了这一政策的导弹科学家还是他们当时的批评家，都没有预料到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在经济上取得如此惊人的成果。经济的快速增长远远超过预期，使得独生子女政策对人口的有限影响，变得几乎无足轻重。与此同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人们的生育倾向发生了历史性转变，造成了日益增多的晚婚夫妇，以及自愿少生孩子的现象。当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推出较温和的计划生育方针后，生育率已经很快下降。从70年代初的每名妇女生将近六个孩子，下降到推出独生子女政策前的每名妇女生2.7个孩子。这是现代历史上最快的生育率下降速度。实施了近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只不过使每名妇女平均进一步少生一个孩子。而即使政府都承认，在所减少的生育率中，有一半是因为生活水平提高所造成的。政府把剩下的那一半算作自己的功劳。但如此少的下降，是否可以通过强制晚婚，或增加生育间隔期来实现呢？难道它不能通过学习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着重于教育和促进避孕来实现吗？如果把过去三十年间投入在独生子女政策上的金钱和精力的一小部分被投入在农村教育上，政府可以让数亿农村妇女都接受高中教育——而在中国，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妇女的孩子要比没有的妇女少。这种对教育的投资也几乎肯定会导致经济上的收益，而这也正是邓小平当初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原因之一。
然而独生子女政策的真正成本远远超过了浪费的精力和金钱。该运动在农村所制造的暴力和恐惧的阴云，至今尚未被中国的城市人口充分认识到。那些受害者大多数是社会上最弱小的群体：农村妇女和女婴。未出生的婴儿，其中有很多都是在怀孕的最后几个月被打掉的，他们也可以被认为是受害者。早在1981年，党就收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报告，内容包括集中出现的大量杀女婴案例，弃婴案例，以及针对生出女婴的妇女的家庭暴力——这些都是对于儿子的传统需要和独生子女政策发生冲突的例子。即使是《人民日报》，也曾报道在安徽农村的一个县，在80年代初的两年期间，就有40名女婴被溺死。农村妇女的高自杀率，贩卖婴儿现象的死灰复燃，以及女孩的婴儿死亡率较高等现象，都可能与独生子女政策有关。与此同时，国家以计划生育的名义，进行了五亿多绝育、堕胎、安装宫内避孕器的手术，由此产生的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是相当惊人的。因为许多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只接受了有限的培训，使用的是廉价的设备，工作条件也很仓促。妇女首当其冲地成为糟糕手术的牺牲品。这既是因为宫内避孕器是党的首选避孕措施，也是因为丈夫经常指使妻子去做绝育，而不是自己去做绝育。在1971至2001年间进行的1.51亿例绝育手术中，实施在妇女身上的占了四分之三，尽管输精管切除术更加容易实施，造成的并发症也更少。
在这30年间，政府做了2.64亿堕胎手术，其中许多是重复和晚期堕胎，具有更大的健康风险。妇女往往等到进入孕中期，确定了他们的孩子性别之后才堕胎。而且她们一次又一次终止妊娠，直到她们肯定怀的是个儿子为止。这些根据性别实施的选择性堕胎，造成了中国孩子性别比例的失衡。在1999年出生的人口中，男女比例大约是120比100。独生子女政策的全面影响，可能要到本世纪晚些时候才能显现出来，那时这些男婴都将成为娶不到老婆的年轻人。大约与此同时，国家也可会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危机。届时老人数目激增，而赡养他们的适龄工作人口则要小得多。
在20世纪90年代末，在许多人口专家和计划生育官员之间达成了一个共识，继续强制独生子女政策的人力，社会，政治成本太高，尤其它已经被证明效果不怎么好。从2000年开始，政府将计划生育向更加自愿的方向转变，利用财政奖惩措施，以及完善的医疗服务和咨询系统来实现其目标。它发出禁止使用强制手段实施计划生育的新指示，并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来保障公民在生育问题上的“知情选择”权。还有些改革者已开始起草建议，允许所有夫妇生两个孩子。但是，无论是党的总书记江泽民，还是他的继任者胡锦涛，都不愿意抛弃独生子女政策。政府近30年来一直坚持说它是合理的，必要的，为止付出的牺牲是值得的，这两个人都不想要冒推翻它的政治风险。如果出生率上升，任何取消独生子女政策的领导人都将受到攻击。这套政治体系鼓励谨慎，而不是冒险。维持现状总是比试图做出改变要安全。
其结果是一套五花八门的政策措施。在一些地区，地方官员落实了“知情选择”，使夫妇更自由地规划自己的家庭，当他们决定超生时，只需要缴纳不算太多的罚款就可以。但在其他地方，那些又旧又暴力的措施仍然盛行。人口控制指标依然继续发给省领导，没达到指标的地方官员依然会受到严厉批评并且得不到晋升，不论他们在其他领域的工作绩效如何。这套系统产生了倒错的激励效果。这和那些让官员只顾经济发展不顾环境破坏的政策没什么区别。空气或水出了什么事情没有关系，甚至人的健康出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关系：只要一位官员能够取得强劲的增长数字，他就会继续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就计划生育而言，出生率过低没有什么关系，只有当它们过高时才是问题。而且人口数字的降低，还可以带来提高人均经济数据的额外好处。更糟的是，各省领导人往往为了做到绝对稳妥，会向市县级官员下达更为严苛的指标。这样一来，即使有些地方达不到目标，总体来看，他们仍能实现自己在人口方面的任务。而那些县市级官员也会如法炮制，向地区和村级官员下达更严格的生育指标。这些指标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至少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达到的。
我并不知道临沂的打击行动中事件的精确顺序，但计划生育官员告诉我当地的官员肯定在试图达到某些不可理喻的目标。山东省已是全国生育率最低的地方之一，但显然省内领导人认为这还不够。毕竟任何闪失都可能危及他们的职业生涯。临沂是处在该省西部的几个城市之一，比全省其他地区生育率略高，因此它被要求更加努力。这个负担落在了临沂市委书记李群头上。他40岁出头，是一位颇有前途的政客，有可能被提升到省里担任领导。在2000年，党选派李群参加了一项特别培训计划。他花了6个月时间在美国学习公共管理课程，并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以市长特别助理的身份进行了实习。当他回到中国时，被任命为临沂市的市长，两年后成为市委书记。他对他的美国经验提交的一份内部报告据说受到了领导的好评，之后他出版了一本通俗读物《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在该书中他写道，中国的官员可以从美国同行那里学到很多关于如何提高管理水平的经验。国营媒体把他描绘为未来的代表，一个开放而精明的改革者。
但如果李想要继续在党内晋升，他就要象其他人一样，不得不实现人口目标。在2004年夏天，他发布了一项指令，要求他的下属“在新时期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工作。”他说，由于政府采取了更温和，更多的自愿性质的计划生育方法，控制人口的任务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和“严峻的挑战。”
有些同志的思想，工作认识和工作方法不适合新形势的要求。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在困难面前退缩，只对问题做出被动反应。同时也存在着自满，盲目乐观，放松警惕的问题。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已经到达了一个关键时刻，此时不进则退。
李群的指示接下来提出了把人口增长限制在百分之六以下的目标，并要保证百分之97以上的新生人口是独生子女。它提醒官员遵守法律，尊重居民的“知情选择”权，但强调的重点是保证工作的完成，并且概述了临沂所辖3区9县官员的奖惩措施。七个月后，李群就这个问题又一次发出指示。这份指示并未公开，但有人告诉我说这份措辞更加严厉。它说，农民没有受到过足够的守法教育，因此合法程序无法实现计划生育的指标。与之相反，必须使用“老办法”。正是这份文件，导致了2005年春季在临沂市暴力打击超生的事件。在头几个月里，仅一个县就报告完成了七千例绝育手术。据前往临沂进行调查的法律学者滕彪估计，有13万人被拘留、殴打或被官员扣为人质，以迫使其亲戚或邻居去堕胎或绝育。
直到一个瞎子迫使整个国家，整个世界看看临沂发生了什么之后，整个运动才暂停了下来。当我前往临沂的时候，陈光诚带着我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向我介绍那些被像动物般拖去切除卵巢的女性，以及那些被鞭笞殴打，仍然留有擦伤的男性。村民们描述他们的家是如何在半夜被多打30余名官员和受雇的打手们袭击的。其他人回忆起与其他70人被拘押在一个小房间内的经历，只有缴纳高额的赎金才能得到释放。一名妇女因为一次失败的输卵管结扎手术，几乎丧失了行走能力。当医生告诉她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并没有道歉；他只是告诉她需要在一个月之后再来一次，以便让他再试一次。另一个妇女告诉我，当她怀孕七个月躲在外面的时候，官员们扣押了她的姑姑姨姨，舅舅叔叔，表兄弟兄妹，婆家人，以及她怀孕的姐姐/妹妹。她的家人每天都给她打电话，恳求她回家自首，这样殴打就会停止。最后，她屈服于政府的要求，做了堕胎。在我们走访的每个村里，农民们都簇拥在陈光诚的身边，好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他记录了他们的故事，并告诉他们不要放弃。
当地官员在我的文章和其他文章发表后不久就在陈光诚的农舍里扣押了他。但在数周内，负责管理计划生育的政府部委，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北京宣布将开始调查此事，并派遣官员来到临沂。不过那个时候陈光诚已经逃脱并且正在前往北京。
甚至在陈光诚的火车到达北京之前，临沂来的暴徒就已经在火车站等着他了。他的一个律师朋友前往火车站接站，发现几个操山东口音的男性正在讨论如何识别他。这名律师给陈光诚的手机打了电话，然后安排在火车上见他。他们一起下了车，并通过地下通道绕到另外一个站台。之后他们在火车站的另一侧通过一个货物出口出了站。但第二天，从临沂来的人还是设法找到了他。当陈和律师将要进入一个地铁站时，有人拍拍他的肩膀。
“咱们回家吧，兄弟。你让我跑了这么远。简直要了我的命！”
陈马上辨认出了这个疲惫的声音。这是朱鸿国，一个体型臃肿的农村官员，陈光诚在家时经常与之打交道。“我不回家，”他对这当官的说。
但又有一个声音说道：“我们是临沂市公安局的。”
“那又怎么样？”陈光诚说。“我们犯了什么法吗？”
“没有。”
“那你们为什么跟着我？警察也必须依法办事！”
“我们只想和你谈谈。”
此时，这些人开始要把陈和他的同伴分开。他们共有6人左右，并且不停对律师说他们是陈光诚的老朋友。“谁说我们是朋友？”陈喊道。他对朱洪国说：“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来的，我们可以谈。但你却带来了你这么多警察和恶棍。”那位律师开始叫喊，说从山东来的歹徒到北京欺负一个盲人。周围的路人开始聚集。陈光诚用手机给朋友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带着相机到地铁站来拍照。临沂来的人后退了一段距离，很明显是担心闹出什么事情。
但陈光诚和律师进入车站时，他们紧随其后。陈光诚知道他们不会再这种公共场合试图抓住他，但他也不想让他们因此，他拉起律师的手，开始带着他快速地向地铁跑去。他对这个车站了如指掌。毕竟，在几年前他曾跟这个地铁公司打过官司。临沂来的人们在买票时落后了，但仍然及时跟上陈光诚,上了地铁.陈光诚穿过一节节车厢，推推搡搡地经过其他乘客身边，一直拖着那位律师。然后他突然在列车即将出站的时候，从车厢的另一头下了车。临沂来的人们猝不及防，手忙脚乱的想要下车，但只有一两个人来及在门关上之前下来。陈不断地跑，穿过站台上的人群，向车站里的另外一条地铁线路跑去。他的律师朋友吃力地跟着他。他登上另一列地铁，剩余的临沂来人跟着他。当他再次下车的时候，他们也跟着下车。但随后他又和律师跳上了车。这一次，临沂来的人没有跟上。地铁驶出了车站。
当天晚上，我在北京北边的一个餐馆里见到陈。而他一如既往的魅力十足，对着一屋子的朋友侃侃而谈他在地铁里的历险故事，以及他先前穿过村里的玉米地逃跑的经历。听众不止一次地打断他，对他这样一个盲人可以甩掉政府的特务而感到难以置信。“当时不是我领着光诚再走。是光诚领着我再走！”那个被他带着穿过地铁的律师江天勇喊道，每个人都笑了起来。稍后，我问陈光诚，他的计划是什么。“我们需要准备好这个案子，并把它告上法庭，”他说。“我不能收集更多的材料了。如果我现在回去，很多很多人会在那里等着我....虽然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证据，但我想先立案，之后再收集材料。我们需要提起诉讼，然后向媒体通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陈光诚说，他准备见更多的律师，试着请他们加入诉讼。当时在饭桌边和我们坐在一起的，就有六位已经同意帮助他打官司的律师。其中一位名叫李和平的律师，是我数年前就认识的。李和平曾经替杨子立进行过辩护。杨子立是一位计算机程序员，因为在2001年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讨论政治改革，而被以颠覆罪起诉并关押。当时李和平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位特别紧张而胆小怕事的人。（当我到他的办公室询问杨子立那个案子时，他开始冒汗并拒绝跟我说话。）但他现在是一个不同的人了。他皈依了基督教，成为了北京最著名的维权律师之一。他的律师事务所已经代表几位临沂市居民提起了诉讼。他告诉我，说服法院答应进行集体诉讼或集体赔偿是几乎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陈需要召集更多的律师——帮助更多的个人进行诉讼。陈光诚本人并没有放弃集体诉讼的想法，但他也意识到，他需要更多的法律帮助。李和平和他的同事们做的是无偿工作，而且也只能做这么多。
我问陈光诚，他是否考虑过寻求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帮助，因为该机构已宣布对临沂的事情进行调查。他回答说，他也想试试，但他表示不知道如何与那里的官员取得联系。而且他担心自己可能会在他们的办公室外被捕。他仍认为法院是他寻求正义的最佳选择。他曾在法律系统里取得过一些成功，毕竟，这个过程他比较熟悉。“每个人都必须对法律负责，”他告诉我。“这些官员触犯了法律，他们必须承担责任。”
四天后，临沂来的人们再次找到了陈光诚，他们在他下榻的公寓楼下设伏。当他们拖着他穿过停车场，并把他绑起来，头前脚后地塞进一辆不起眼的汽车时，陈光诚试图反抗，并高声求救。当时和陈光诚在一起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于是我从城市的另一边赶了过去。当我到达时，已经有一群北京市民包围了汽车，阻止它开走。他们对于亲眼看到一个盲人被如此粗暴对待而感到气愤。透过贴膜的车窗，我看见两个彪形大汉坐在轿车后排，但是没有见到陈光诚的踪影。在人群中的人告诉我，再看看，于是我把我的鼻子摁在玻璃上仔细看。这时我才发现，陈光诚确实在车上。那两个人把他的头按在了地板上，我能听到被堵住的尖叫声。有些愤怒的旁观者说，那些男人打了他好几下。居民们给北京的警察打了电话，最后两名警察到了现场。他们讯问了临沂来的人，然后分开人群，清理出一条路，让车离去。
当我注视着他们开车离开时，不禁想起几个星期前，我们在临沂时陈光诚曾说过的话。当时我问一位接受我们采访的村民，她是否担心地方官员因为她说出了受到的虐待而惩罚她。陈打断我说，当局不会对村民做什么。“如果有什么事，”他说，“他们会冲着我来。”
自从《南方都市报》发表了对孙志刚之死的报道，因而促使党废除收容拘留系统两年来，一些律师，新闻记者和活动家们，围绕着“维权”的观念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团体。所谓“维权”，是指公民可以通过在一个个案件上为合法权利而斗争，逐步实现政治变革，并不直接挑战专制体制。但这兴起不久的运动很快就在如何处理陈光诚和他揭露的那些发生在临沂的暴行上发生了分歧。记者们在《南都》发生的逮捕案之后已经处于守势，不愿意打破长久以来的禁忌，报道独生子女政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律师们不那么弱势，但也有些犹豫不决。许志永和滕彪属于最杰出的那帮律师。这两位年轻的学者曾经呼吁对收容制度进行违宪审查。过去在北大时他俩就是同学，现在在北京不同的大学里当讲师。他们成立了一个法律组织，接受一些他们认为有可能暴露更广泛问题的案件，并以此推动改革。他们为《南都》报社的高管做了辩护，并且试图阻止一个受欢迎的互联网公告栏网站被关闭，还曾代表与党内领导发生冲突的私营企业家上法庭。不过，当这两人听说了临沂的运动后，他们的反应却并不相同。滕彪已同意帮助陈光诚，但许志永担心独生子女政策仍然过于敏感，不想为此上法庭。
在陈光诚在北京被绑架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从临沂来的歹徒来到首都，从街头劫走一位盲人的情景，以及后来得知的陈光诚被殴打的消息，刺激了了这个团体。许志永和其他维权律师曾经不愿意涉入，现在重整起来准备为陈光诚辩护。陈光诚自己没有法学学位，也没有律师资格，但维权律师们把他看成一个自己人——一个权利的守护者。互联网巨头新浪和搜狐被审查机关命令禁止在其网站刊登关于陈光诚的新闻，但律师和其他人在互联网的其他地方匆匆贴出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临沂政府。与此同时，地方官员再次将陈光诚软禁在家。而对临沂市虐待群众的政府调查似乎也停滞不前。计划生育部门承认它发现了不当行为，但省当局却回护着临沂官员，没有宣布具体的惩罚措施。不断有维权律师和活动家前往东师古村，试图探望陈光诚，但当地官员和他们的执法人员挡住了村口，并殴打那些坚持要进村的人。
过了一段时间后，律师们软化了下来。陈光诚并未被起诉，他们也不想把冲突升级，逼临沂官员们动手。与此同时，维权者们已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乡下农民和当地官员因为土地征收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上。这些土地是以发展的名目被征收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个案，是广东省太石村村民试图罢免当地领导人的事件。但是，当维权律师和活动家前往太石村和其他村庄为农民提供法律服务时，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出现了。地方上的党内领导人日益频繁地采取暴力手段对付他们。官员们往往喜欢雇用恶棍充当打手，就像布置在陈光诚村里的那些人一样。这种暴力将“维权”运动置于一个困难的境地。这些律师希望迫使政府通过一个个案件来最终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而不是直接挑战党的权威。他们赢得的每一个案件，都将使中国向法治更近一步。而他们输掉的每一个案件，则会使党的声誉收到损害。但是，暴力的结果是他们没有充分考虑过的。这使得他们在如何应对上发生了分歧。有人说，他们应该退下来，认为诉诸暴力的党已经暴露了其政治制度的性质，并且在损害着自己。拒不撤退并不会改变什么，只会让更多的人受伤害。但对于其他律师来说放弃那些他们正试图帮助的人让他们感到难受，他们争辩道他们不应该后退。即使当地官员已迫使他们面临更直接的对抗，他们仍然相信非暴力抵抗。
这场辩论的焦点，最终集中在了为陈光诚进行辩护的律师高智晟身上。 这位退伍军人通过自学和夜校课程拿到了律师资格。他首次出名是为北京及其他城市的一些居民进行抗议，这些居民被腐败的官员和开发商赶出家园，又拿不到达到市场标准的补偿金。他引起了如此大的不安，以至于中国最富有的女人陈丽华曾试图花钱收买他，让他保持沉默。后来，他成为最敢言的维权律师之一，而且，他是第一个同意为法轮功练习者辩护的律师，这些练习者是共产党对法轮功的残暴打击的受害者。法轮功是中国一项流行的精神运动，共产党将其视作一种政治威胁而加以禁止。政府在2005年年底通过关闭高智晟的律师事务所对他进行了报复。几个月后，随着对维权律师的攻击数量日增，高智晟发起了“反暴力接力绝食”。该计划是在全国范围内，每天请一位参加者绝食一天，并把他们的观点在网上发布出来。它立即吸引了因为各种原因而对国家不满的人们的支持，包括法轮功练习者和在上海被腐败开发商夺取家园的居民。
绝食似乎人畜无害，但它分裂了为陈光诚利益奔走的那个群体，以及为了政治变革而努力的那个更大的群体。批评者认为，高智晟将“维权”运动政治化了，因为绝食是对党的权力的直接挑衅。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中，最著名的是历史学者丁子霖。她在天安门事件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后来组织起遇难者家属要求政府赔偿。她在互联网上张贴了一封给高智晟的公开信，认为党肯定会对他的绝食做出过度反应，就像它在1989年对待那场民主运动一样。公安部门已经开始逮捕并殴打绝食的参与者。她指责高智晟说，如果他不能保护别人，他就不应该鼓励他们参加绝食。其他的批评者没这么尖锐，但也都同意丁子霖的观点：绝食可能会引起党内强硬派的反击，使整个“维权”运动被置于风口浪尖，并有可能丧失已得成果。如果没有主流媒体的报道，只有普通市民的有限支持，绝食就不会动摇党使用暴力的决心而他们希望，能通过以稳定，温和的方式进行“维权”，促进公民社会，并在党内外建立起渐进政治改革的势头。
但支持高智晟的活动家们争辩说，他和其他人参加绝食的人所做的，都不是非法行为。他们只是在抗议不公而已，所采取的方式也是安静，非暴力的。在那些同情高智晟的事业的人里，有一批基督教律师，包括李和平。他们在地下教堂里做礼拜，并且成为“维权”运动中日益有力的一根支柱。他们把绝食和马丁·路德·金和圣雄甘地所领导的非暴力运动联系起来，并认为因为政府的反应过度而指责高智晟是不公平的，这就像是把天安门屠杀的责任说成是学生们的一样。
当高智晟宣称他在某天的绝食是为了抗议临沂官员对陈光诚的处理时，这一争端就波及到了陈的身上。作为呼应，被软禁在家的陈光诚在2月底宣布，他也参加了一天的接力绝食。在三月初的另一天，他又绝食了一天，作为对整个行动的支持。仅仅过了几天，在把陈光诚软禁在家几个月后，警方突然决定拘留他。他随后以扰乱社会秩序和扰乱交通的罪名被起诉。
“维权”运动的关键人物们随即举行会议，讨论陈光诚的案子。房间里大致分为两大阵营：务实派和较真派。务实派认为，唯一能够帮助陈的方式，是说服在北京的党内领导人出面替他进行干预。而他们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集合公众舆论来反对临沂的官员，并向高层证明，站到陈这一边，比站到他们在地方上的爪牙那一边，更符合党的利益。他们说，在共产党充满缺陷的法律系统里，全国人大常委的那些人才是终极的法官和陪审员，而地方官员无疑正在努力把陈光诚描述为一个经常惹事的颠覆分子，可能受到“海外反华势力”的支持，证据就是他给国外记者做访谈。不做任何与领导层离心离德的事，也不让临沂官方继续抹黑陈光诚，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指出，陈光诚被捕的时间表明，正是因为他参加高智晟的绝食接力，才让当地官员敢于逮捕他。但是较真派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推测党内政治是无用的，指望一个仁慈的领导来介入帮助他们是愚蠢的。这种思维不会促进法治，只会进一步巩固党内官员的人治。他们说，更好的办法是紧抠法律，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方式帮助陈光诚。他们认为，与一直担心得罪党的领导人相比，坚持正义更为重要。
辩论长达数小时，但最后达成了一个粗略公式。用那位青年法律学者许志永的话来说，就是“本地化和非政治化”。这场运动将集中攻击临沂的地方官员，而不是独生子女政策、党的领导人或政治制度。许志永负责协调，他的同事滕彪负责散布消息。房间里的一位资深的艾滋病活动家万延海，同意帮助动员非政府组织。至于高智晟，律师们认为他应该置身事外。
陈光诚的实际法庭辩护人，是另一位“维权”律师李劲松。他是一位语声轻柔，态度温和的人，曾经在他的家乡江西省担任过税务官员，他原先考取律师执照，只是为了获得一种拓展自己的会计业务的手段。就像在“维权”运动的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是基督徒。但他远比其他大多数人更早就入了教。他在国家承认的教会中做礼拜，而不是去地下教会。在20世纪90年代，他因起诉广东省的政府部门而恶名昭著，例如指控某地劳动部门未能保护工人权益，以及一家运输公司在春运期间坐地涨价。有一次，他甚至对某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它没有支付一名保安人员的加班费。法院把他投入监狱关了15天。
李劲松仅仅见过陈光诚一次，就在他在北京被绑架的前一天。陈光诚曾要求他帮助参与临沂的诉讼案，但他拒绝了。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敏感性，他认为没有更加强的虐待证据，比如录音或者录像的话，案子会很难办。但陈光诚本人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答应陈，如果警察试图对陈进行起诉，他会为他出庭辩护。现在他来履行承诺了。
在他第一次去临沂的时候，李劲松受到了暴徒骚扰，并受到逮捕的威胁。他也无法去见陈光诚的妻子。有些陪同他的律师遭到了殴打。李劲松被允许到监狱里见陈光诚，但警卫不许让他们谈论案子的情况。在临沂收集证据的其它努力也同样没有成果。并且每次的到访，都使得政府针对律师的暴力行为进一步升级。有一次，暴徒们推翻李劲松坐的车，把它翻进一条沟里，而当时他还在车里。
随着审理日期的临近，公众对陈光诚的声援活动也出现了动摇。所有的律师都认为，公众舆论对于挽救陈光诚至关重要。他们同意有必要曝光他的案件，揭露不公，并向领导层施加压力，逼他们做出反应。然而仅仅是声援陈光诚的行动都被视为对党的挑衅，或者说至少临沂政府让这一行为看起来如此。甚至在务实派内部对于如何处理该问题也发生了分歧。律师们试图召开一个关于陈光诚案子的新闻发布会，但北京的警察制止了其召开，而某些务实派认为就不该做这种尝试。其他人在陈光诚的支持者们印制带有陈光诚照片T恤和纽扣时也提出反对，他们说这会激怒党内高层。他们也抱怨李劲松在因特网上几乎每天都在更新的案情通报只会起负面作用。另外还有一些人反对那些直接挑战党的领导的人们，包括海外的异议人士发表支持陈光诚的声明。务实派阵营的问题是，他们不可能知道什么样的主张将有助于陈光诚，什么样的做法则可能会被临沂官员利用构陷他。与此同时，要互不同意及互相批评，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这些问题造成的紧张在7月底达到顶峰，当时法院突然在原定开庭时间之前宣布推迟对陈光诚的庭审。高智晟及一群活动家、村民和残疾人依然出现在了法庭外，其中许多人穿着印有陈光诚照片的T恤衫。当地暴徒迅速攻击了他们，造成数人受伤，并驱散了人群。冲突结束后，“维权”运动中的裂痕进一步扩大。较真派为高智晟和其他人辩护，说他们并未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只是打算公开他们对陈光诚的支持。务实派则非常愤怒。他们认为，这件事给了当地官员借口，借此他们可以说服领导来把陈光诚构陷入狱。几个人甚至认为那些去法庭的人是在牺牲陈光诚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陈光诚的律师李劲松被夹在中间，尴尬地声称，他不支持为他的当事人举行这种挑衅性的活动，但同时也坚持，他无力阻止此事的发生。他还为他本人对此事发表的大量声明做出辩解。
庭审被推迟到几周之后。法学学者许志永打算在法庭上做陈光诚的代表，但就在审判前夕，临沂警方以莫须有的盗窃罪将其逮捕。李劲松则因此拒绝参加庭审，以示抗议。党陈光诚被审判，定罪并处以四年有期徒刑的时候，一位维权律师都没有在场。
不到一年后，党悄悄奖励了主导临沂市计划生育打击行动的人。李群，那位曾经作为美国市长助理的市委书记，获得了提升，被任命为省委宣传部长。
翻译的时候发现 translator toolkit 里已经有50%的翻译了，后来知道 Smashword 里已经有一个付费版了，不过我还是贴出来了。错误是难免的，如有指出我立即纠正。转载请随意，如能转到墙内就更加欢迎了。注不注明翻译无所谓，但是请务必注明原作者。另外貌似这书在香港要出繁体版了，出了的话咱一定要买一本→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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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山东省黄河入海口南侧的平原上的东师古村的一所小农舍里，一位盲人正在为一次漫长而危险的旅程做准备。30过半的陈光诚是个一个苗条英俊的男人，有着浓密的头发和灿烂的笑容。平时常带着黑色阳镜的他，如果换个环境，很可能被当成是年轻的流行乐手或是香港影星。但在2005年的这个晚上，他是一名策划逃亡的囚犯。
陈光诚摸索着穿过灯光昏暗的房间，收拾起一些纸张，叠起来塞进他的口袋。口袋里还有一个数码录音机和其它几件物品。他必须快速行动，并且不能被背着的大包拖慢了速度，以避开安插在他房子周围的打手。几天前，他曾查过古老的占卜书《易经》，并确定了最佳逃亡时刻：8月25日晚上9点到11点之间。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他的侄子会在村外等着他，然后把他送上汽车， 再带他登上前往北京的列车。他只需躲过那些打手。
这是一个温暖无风的夜晚，在等待中，陈光诚感到自己的脖子上渗出了一粒粒汗珠。他靠近门口站着，专心听着外面的动静。但他能听见的，只有远处的狗叫声，和他自己紧张的呼吸。有一瞬间，他怀疑政府的人是否还在外面。但他们当然在那里。他们好几个星期以来一直都在，阻止他离开他的房子，同时也阻止别人来探望他。
随着行动时间的到来，陈光诚的妻子帮助他脱掉鞋子，换上了一双运动鞋。袁伟静是一个坚韧结实的女人。她也是陈光诚逃脱计划的同谋者。他们是4年前认识的，那时她刚刚大学毕业不久。陈光诚在一个广播上的电话交谈节目中听到了她打进来的电话。家在邻县一个村里的她，用悲伤而柔和的声音讲述了自己如何难以找到一份好工作。他后来给她打去电话，鼓励了她一番。他提醒她，与当地的大多数农民相比，她已是多么幸运，并跟她开玩笑说，她不知道一个残疾人要找到工作比她还要困难很多。他的话打动了她，在他的鼓励下，她找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爱情之花很快就盛开了，首先是电话通话，然后是见面。她的父母极力反对。他们告诉她，虽然她并不漂亮，但她身高体健，有良好的工作，因此“没有必要”嫁给一个瞎子。曾有一段时间，他们把她锁在屋里，以防止她去见他。但她逃脱了，并与陈光诚私奔，不久之后，他们有一个男孩，之后又有了一个女孩。
从一开始，袁就试图劝说她的丈夫在当地医院找个清静的工作，当中医和按摩师。这也是在中国，盲人可以得到的少数职业之一。但陈光诚从未让他的残疾限制他。他家里一共有五个兄弟，都是农民，他是最小的。他在还是个婴儿时就因为一次高烧，以及农村恶劣的医疗条件而失明了。直到17岁他才上学，直到20岁他才小学毕业。但是此后他没有进入技校，因为在那里他将只能学习按摩。陈光诚说服了父母，进了设在港口城市青岛的盲校， 继续接受教育。在那里，他了解到了一部保护残障人士权利的新法律。回到他的村庄之后，他告诉当地的官员，法律规定他们应该减免残疾人的税收。官员无不鸟他，他就不远600公里行程去北京上访，并且为他的家庭赢得了一笔钱。这笔钱帮助他的父母送他到南京某大学，并在那里学习中医，这也是除了音乐之外对盲人招生的唯一专业。但另一方面，陈光诚则上了几节他真正感兴趣的学科——法律，的课。在中国，歧视盲人和其他残疾人的现象很普遍。他相信他能够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与之进行斗争。
甚至在毕业之前，陈就已经在家乡开始有了一些声誉。大家认为他不仅了解法律，而且也不害怕与政府对着干。他是个盲人，这一事实只会更增加人们对他的尊敬。他们理解残疾人所面临的困难多么巨大，尤其是在象东师古村这样贫困落后的村庄里。他们钦佩陈光诚能够克服这些挑战并成才。起初，他因为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而著称。他在法庭上一再辩称，如果官员不能为残疾人士提供更好的服务，他们至少应该停止从他们身上收税。法官同情他的事业，并在三件案子上判他获胜。但接下来党内领导指示法院停止受理他的案子; 显然，他们担心税收上的损失。
尽管如此，陈光诚获胜的消息已经传开，当地居民开始就其他事项征询他的法律意见。2002年，他协助数十个村庄组织了一场请愿活动，要求关闭一家造纸厂。那家工厂往当地河流里排放黑色的有毒废水，毁掉了庄稼，杀死了鱼类和乌龟，并使居民生病。因为这家工厂属于一名党内官员所有，政府拒绝采取行动。于是陈找到了另一个解决办法。他说服英国一家援助机构提供资金挖了新的水井，并铺设了用于灌溉和饮用的管道。一年后，陈光诚和他的妻子前往美国，参加一个由美国国务院组织的交流项目。回国后，他赢得了另一个大的官司，迫使北京地铁对残疾人免费。
袁伟静起初反对丈夫在这方面的努力。她告诉他，在农村有太多问题，而他无法全部将其解决。但陈光诚坚持要竭尽所能。他争辩说即使是很小的案件的胜利对于涉及到的家庭来说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终，袁伟静开始支持他与当局作对，但她一直担心他做太多白日梦了。（译者：感谢渣理的协助）他想为农村的残疾人建立一个法律援助小组；而她觉得政府永远不会让他这么做。党要求非政府组织在登记时，要有政府的挂靠单位，而政府只会让听话的团体挂靠。陈尽了最大努力，也只有一个党内机构愿意让他把他的组织挂在它名下——只要他同意为此每年支付巨额回扣。袁伟静也为丈夫的安全担心。她知道他让当地官员感到又羞又恼。帮助他四处走动的时候，她痛苦的发现他是多么容易收到攻击，找几个恶棍收拾他一顿是多么容易。但是她也知道她的丈夫不会改变。他就是无法在村民求助时置之不理。
最近的麻烦开始于五个月之前，当时陈光诚在北京为他筹划的法律互助小组寻求协助。有人从东师古村打电话告诉他，官员们正到村里每对儿有不止一个孩子的夫妇家里登门造访，然后带走夫妇中的一位去做绝育手术。来电者想知道他们所作所为是否合法。陈告诉他那并不合法，他随后赶回村里，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回到家时，他的一位邻居，一个名叫杜德红的女人，已经流着泪等在那里了。她说，有一伙官员闯进她家， 并要求她跟他们前往当地的卫生所做绝育。当她拒绝后，他们当着她的两个孩子的面，把她拽到外面，塞进一辆面包车。在卫生所里，一名官员抓住她的手，把她的拇指按在印泥上，然后强迫她在同意书上留下了手印。她跟他们争论，但是没有用。一位医生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内完成了手术。
这事让陈光诚愤怒了，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其他的邻居也来告诉了他类似的故事，有些甚至更糟。怀了第三个孩子怀了8个多月的母亲描述她是如何被强制堕胎的。当她说起医生是如何把毒药注射进她的子宫的时候不由得哭了出来。有些夫妇躲藏了起来。但他们的亲属被当地官员抓走并折磨，直到他们说服逃走的家人主动自首，并接受绝育手术为止。很多村民说，他们被关进临时监狱好几天，那里挤满了包括小孩在内的好几十人。
村民们一个接一个地找到陈光诚，请求他的帮助。他从未涉及独生子女政策这么敏感的领域。这是国家的发展战略重要支柱之一，也是公共讨论的禁区。他知道，政府已在数年前禁止强迫绝育和堕胎，但在全国许多地区，政府官员仍在使用这些方法。对于陈光诚来说，这又是一个令人头疼的例子，说明党置自己的法律于不顾。当他的邻居问他应该怎么做时，他建议对地方官员提起集体诉讼。自从党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政策，到现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从来没有人试图对国家强制绝育和堕胎的权力发起大规模法律挑战。陈光诚知道他获胜的机会不大。但他仍寄希望于党的领导人，认为一旦他们面对以其名义在他村里所犯下的暴行时，会介入并惩罚肇事者。
随着陈光诚的计划传被传开，全县其他村庄的居民也开始来到他家里，告诉他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可怕经历。然后周边县市的农民也开始给他打来电话。不久之后，陈光诚得知，附近的临沂市委官员已经下令在有着一千万人口的整个地区内打击“计划外生育”。他开始收集证据，来到一个个村庄，用他的数码录音机从村民那录取证词。当他回到在村里的家中后，袁和其他志愿者把这些证词记录下来，输入到一台旧计算机里。之后陈光诚前往北京，寻找能够曝光这些暴行的记者。但他联系到的所有记者都说，他们对此无能为力。独生子女政策仍然是国营媒体的禁区，即使对于象《南方都市报》这样最大胆的报纸，也还是风险太大。但陈光诚说服了一个博主和几个外国记者，包括我，来到临沂，对这次打击进行报道。他还找到了几位愿意和他一起回来并帮助他的律师。其中包括一位曾经呼吁对收容拘留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法律学者。这些律师前往临沂，提起了若干诉讼，为集体诉讼做好了铺垫。那位学者还撰写了一份篇幅很长的有力报导，并在网络上发布了出去。在临沂出现的暴行现在成为了国际新闻，并至少在互联网上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讨论与批评的话题。
对于临沂的官僚来说，外界的关注犹如芒刺在背，他们试图让陈光诚噤声。他们三次找到陈光诚并敦促他说服村民们撤回诉讼。他也拒绝了三次。他们告诉他，那个打击超生的活动已经结束了。陈光诚说，即使如此，仍然需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他们警告他，如果有些人因为他的诉讼而失去了工作，他们可能会对他加以报复。陈对此并不在意，他料定自己已经让他们乱了阵脚。在律师和记者们离开后不久，当地官员把陈光诚软禁在他家里，并在他的村里安排了三十人，下令阻止其他人去见他。陈光诚不知道他们打算把他关多久，也没打算知道。他听说在北京，有些同情他所做所为的政府官员，已经计划对此事进行调查。他认为假如自己可以得到了首都，他就可以去找律师和媒体帮助了。
就在快到晚上11点时，陈光诚和他的妻子开始了行动，悄悄走出了他们家的大门口。“有七个人守着，”袁伟静在陈光诚的耳边低声说。“大约在6米外。”陈光诚跪下来，抓起了一把沙子和卵石。然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轻快地走了起来，他的妻子拉着他的胳膊作为他的向导。几分钟后，他听到那些人跟了上来，并且越来越近。当他感到他们几乎赶上来的时侯，便向后抛出了手里的沙子和小石子。男子咒骂着落后了。
夫妻俩加快了步伐，在村里泥泞的小道上做着一个又一个急转弯。然后他们进入农田，在一列列玉米秆之间跑过。当他们跑到陈光诚的侄子正在等着的路口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狗叫声似乎从四面八方响起。政府的人越来越近了。陈光诚知道应该最好分散开，争取把他们搞糊涂。几乎没有时间道别，袁就开始向西跑去，故意发出更大的动静，试图把那些人吸引开。陈光诚和他的侄子再次钻进了玉米地里，向东而去。
他们的计划貌似生效了。天上挂着半个月亮，陈光诚和他的侄子徒步穿过田里。大约一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另一个村庄。但那里也有人在巡逻。他们被发现了。陈光诚和他的侄子逃进一片茂密的树林。政府的人被迫丢下摩托车和汽车，徒步追赶他们。由于陈习惯于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因此他比他们走得更快，带着他的侄子迅速穿过了树林。一个小时后，他们终于停下来休息。追赶的人都不见了。
凌晨3点的时候，陈光诚的侄子给一位有车的朋友打了电话。当司机到了之后，陈拥抱一下他的侄子，坐进了车里。剩下的旅程就全靠他自己了。
在共产党改变中国的诸多举措中，独生子女政策可能是最著名的，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最著名，是因为在社会工程领域，它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实验之一；最容易被忽视，是因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学术研究几乎完全没有涉及这一领域，因此而受尽磨难的人们，在毛泽东治下的诸多悲剧中也很少被提起。
这个在1979年推出的计划有着惊人的勇气。除了少数例外之外，所有的夫妇被告知他们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地方官员被授予权力，可以决定妇女何时可以受孕，以及她们应该在生育后采取何种避孕措施。这实际上等于政府获得了监管公民最隐私的个人行为的权力。鉴于该项目的宏大规模，党在推行它的时候所显示出的信心，令人刮目相看。党的领导人不仅确信独生子女政策是合理的，而且相信他们能够在国内保证它的实施。要知道，当时这是一个有着近10亿人口的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出于文化和经济原因，他们肯定会对此有所抵制。也许这项政策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它的长期性。大跃进期间的人民公社只存在了几年，文化大革命只持续了十年，但在独生子女政策颁布的30年后，它的基本内容依然持久地钳制着中国人的生活。
很容易让人忘记的一点是，这项政策是不是由毛泽东，而是由他的继任者颁布的，而且是在一个党从人们的生活中全面退出的时期颁布的。毛泽东本人对于人口控制一直模棱两可。起初，他站在马克思和苏联正统一边，反对限制人口增长，但他后来改变了主意，并赞同节育和“计划生育”。在百花齐放运动中，北京大学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的观点曾赢得毛泽东的赞许。马认为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防止国内人口的快速增长减缓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是，这位经济学家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到大跃进前夕，毛泽东提出，人口增长对中国有力，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他的反复，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两次婴儿潮，使中国的人口迅速扩张。直到20世纪70年代，总理周恩来才战胜了反对控制人口的左派，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依托，在全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头一回，儿童的生育，和稻米及钢材的生产一样，成为了政府五年计划的内容之一，有了目标和配额。夫妻们被告知要晚婚，最多生两个或三个孩子，并需要等上三四年再生育下独生子女。
毛泽东死后，这种相对温和的减慢人口增长的方式被摈弃，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激进的独生子女政策。这个突然的转变，是在邓小平推出其市场经济改革的同时发生的，这似乎有悖于他带领党不再搞破坏性的群众运动，而是采取更加务实政策的努力。但是，如果说邓小平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教条的话，他只是用新的教条替代了它——一种对于“科学”和“科学决策”的信仰，并用之解决国家的问题。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在说到“科学”时，指的不仅是对自然世界的研究，而且也是一种代表理性、客观和现代的思维方式。在毛泽东的乌托邦幻想破灭后，邓小平所制定的政治方针之一，就是让党把科学作为一个新的检验标准。但是，正如人类学家苏珊·格林哈尔（Susan Greenhalgh）所指出的那样，中国领导人对科学的迷信，导致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极端的解决办法。而本来，虽然问题很严重，但还是可以在其他方面找出解决办法的。这一进程的核心是一群杰出的火箭专家，在毛泽东发起的运动中，他们收到庇护，躲过一劫，并且可以使用电脑，阅读国际期刊。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极端自信。他们的领导是控制论专家宋健，后来的科技部部长。这些人把人口看作是一台机器，由他们这样的工程师来进行调节，而不是由有权利，价值观和偏好的人类组成的社会。在1979年，他们把当时西方在人口过剩和生态危机方面所流传的最危言耸听的理论，错误地当做主流科学接受了下来。他们把不太站得住脚的数据，输入到他们从导弹优化工作中改进出来的公式里，建立起了一个人口预测模型，让人感觉那就是事实。然后不顾其他学者的反对，他们用这些“科学”的结果对领导人进行说服，让他们相信中国正面临严重的危机。而要想避免环境灾难，并实现邓小平的经济目标，只有立即执行独生子女计划这“唯一的办法”。
随之而来的群众运动，与以往毛泽东所发动的运动并无区别。所有熟悉的要素都有了：密集的宣传，五颜六色的标语，对违反者的批斗会，党内积极分子的突击队。到80年代中期，该运动在全国的城市里已经基本上取得成功。由于国家仍然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城市就业和社会服务，使得超生的后果非常严重。加上党在城市社区和工作场所广泛的监测网络，擅自怀孕很容易被发现。因此，城市里很少有人愿意以身试法。然而在农村，党遇到了广泛的阻力。农民依靠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儿子，在他们晚年时种地并养老。但独生子女化政策下，一个家庭的未来可能就寄托在一个儿子的天赋和健康上。这种风险很少有人愿意承担。如果只有一个女儿，情况会更糟，因为在出嫁之后，传统上她会供养公婆而不是自己的父母。而且当然了，只有儿子才能继承家业。
尽管在农村遇到公开的敌意，共产党还是推行了独生子女政策。它为了防范和惩治违反政策者所采取的方法，被称为“五个步骤”，即：没收粮食，没收牲口，没收家具，拆毁房屋，以及把人关进监狱。当这些都不够的时候，它于1983年发起了强制绝育和堕胎的群众运动。据政府自己的统计，计划生育官员那年进行了近二十一万输卵管结扎和输精管切除术，以及1400万例堕胎。但是，强制手段使得党与农民的关系变得紧张，有时甚至导致暴力行为。党内领导层中的改革者作出回应，在1984年发出禁止使用强迫手段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新指示。到1988年，党已经有所收敛，允许大多数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农村夫妇生育第二个孩子——实际上，就是让他们为了生儿子再试一次。但在六四事件之后，计划生育强硬派卷土重来。他们再次暗示，将允许使用强硬手段达到人口控制目标。随之到来的是另一次大规模打击行动，另一波暴力和虐待，另一波强制堕胎和绝育。共产党第一次将“达到计划生育指标”的能力作为评估基层干部的一个关键标准。不管他们在其他领域干的多么出色，在他们治下经济发展的有多好，只要达不到计划生育指标，他们就无法获得奖金和晋升。对于共产党的农村官员来说，尽管他们中的很多都不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拥趸，这仍然让他们有足够强的动机来竭尽所能降低出生率。到2000年，中国的总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平均每名妇女生1.6个孩子，远低于自然出生率，几乎相当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水平。
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没有独生子女政策，类似的下降也是可以实现的。无论是设计了这一政策的导弹科学家还是他们当时的批评家，都没有预料到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在经济上取得如此惊人的成果。经济的快速增长远远超过预期，使得独生子女政策对人口的有限影响，变得几乎无足轻重。与此同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人们的生育倾向发生了历史性转变，造成了日益增多的晚婚夫妇，以及自愿少生孩子的现象。当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推出较温和的计划生育方针后，生育率已经很快下降。从70年代初的每名妇女生将近六个孩子，下降到推出独生子女政策前的每名妇女生2.7个孩子。这是现代历史上最快的生育率下降速度。实施了近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只不过使每名妇女平均进一步少生一个孩子。而即使政府都承认，在所减少的生育率中，有一半是因为生活水平提高所造成的。政府把剩下的那一半算作自己的功劳。但如此少的下降，是否可以通过强制晚婚，或增加生育间隔期来实现呢？难道它不能通过学习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着重于教育和促进避孕来实现吗？如果把过去三十年间投入在独生子女政策上的金钱和精力的一小部分被投入在农村教育上，政府可以让数亿农村妇女都接受高中教育——而在中国，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妇女的孩子要比没有的妇女少。这种对教育的投资也几乎肯定会导致经济上的收益，而这也正是邓小平当初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原因之一。
然而独生子女政策的真正成本远远超过了浪费的精力和金钱。该运动在农村所制造的暴力和恐惧的阴云，至今尚未被中国的城市人口充分认识到。那些受害者大多数是社会上最弱小的群体：农村妇女和女婴。未出生的婴儿，其中有很多都是在怀孕的最后几个月被打掉的，他们也可以被认为是受害者。早在1981年，党就收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报告，内容包括集中出现的大量杀女婴案例，弃婴案例，以及针对生出女婴的妇女的家庭暴力——这些都是对于儿子的传统需要和独生子女政策发生冲突的例子。即使是《人民日报》，也曾报道在安徽农村的一个县，在80年代初的两年期间，就有40名女婴被溺死。农村妇女的高自杀率，贩卖婴儿现象的死灰复燃，以及女孩的婴儿死亡率较高等现象，都可能与独生子女政策有关。与此同时，国家以计划生育的名义，进行了五亿多绝育、堕胎、安装宫内避孕器的手术，由此产生的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是相当惊人的。因为许多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只接受了有限的培训，使用的是廉价的设备，工作条件也很仓促。妇女首当其冲地成为糟糕手术的牺牲品。这既是因为宫内避孕器是党的首选避孕措施，也是因为丈夫经常指使妻子去做绝育，而不是自己去做绝育。在1971至2001年间进行的1.51亿例绝育手术中，实施在妇女身上的占了四分之三，尽管输精管切除术更加容易实施，造成的并发症也更少。
在这30年间，政府做了2.64亿堕胎手术，其中许多是重复和晚期堕胎，具有更大的健康风险。妇女往往等到进入孕中期，确定了他们的孩子性别之后才堕胎。而且她们一次又一次终止妊娠，直到她们肯定怀的是个儿子为止。这些根据性别实施的选择性堕胎，造成了中国孩子性别比例的失衡。在1999年出生的人口中，男女比例大约是120比100。独生子女政策的全面影响，可能要到本世纪晚些时候才能显现出来，那时这些男婴都将成为娶不到老婆的年轻人。大约与此同时，国家也可会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危机。届时老人数目激增，而赡养他们的适龄工作人口则要小得多。
在20世纪90年代末，在许多人口专家和计划生育官员之间达成了一个共识，继续强制独生子女政策的人力，社会，政治成本太高，尤其它已经被证明效果不怎么好。从2000年开始，政府将计划生育向更加自愿的方向转变，利用财政奖惩措施，以及完善的医疗服务和咨询系统来实现其目标。它发出禁止使用强制手段实施计划生育的新指示，并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来保障公民在生育问题上的“知情选择”权。还有些改革者已开始起草建议，允许所有夫妇生两个孩子。但是，无论是党的总书记江泽民，还是他的继任者胡锦涛，都不愿意抛弃独生子女政策。政府近30年来一直坚持说它是合理的，必要的，为止付出的牺牲是值得的，这两个人都不想要冒推翻它的政治风险。如果出生率上升，任何取消独生子女政策的领导人都将受到攻击。这套政治体系鼓励谨慎，而不是冒险。维持现状总是比试图做出改变要安全。
其结果是一套五花八门的政策措施。在一些地区，地方官员落实了“知情选择”，使夫妇更自由地规划自己的家庭，当他们决定超生时，只需要缴纳不算太多的罚款就可以。但在其他地方，那些又旧又暴力的措施仍然盛行。人口控制指标依然继续发给省领导，没达到指标的地方官员依然会受到严厉批评并且得不到晋升，不论他们在其他领域的工作绩效如何。这套系统产生了倒错的激励效果。这和那些让官员只顾经济发展不顾环境破坏的政策没什么区别。空气或水出了什么事情没有关系，甚至人的健康出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关系：只要一位官员能够取得强劲的增长数字，他就会继续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就计划生育而言，出生率过低没有什么关系，只有当它们过高时才是问题。而且人口数字的降低，还可以带来提高人均经济数据的额外好处。更糟的是，各省领导人往往为了做到绝对稳妥，会向市县级官员下达更为严苛的指标。这样一来，即使有些地方达不到目标，总体来看，他们仍能实现自己在人口方面的任务。而那些县市级官员也会如法炮制，向地区和村级官员下达更严格的生育指标。这些指标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至少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达到的。
我并不知道临沂的打击行动中事件的精确顺序，但计划生育官员告诉我当地的官员肯定在试图达到某些不可理喻的目标。山东省已是全国生育率最低的地方之一，但显然省内领导人认为这还不够。毕竟任何闪失都可能危及他们的职业生涯。临沂是处在该省西部的几个城市之一，比全省其他地区生育率略高，因此它被要求更加努力。这个负担落在了临沂市委书记李群头上。他40岁出头，是一位颇有前途的政客，有可能被提升到省里担任领导。在2000年，党选派李群参加了一项特别培训计划。他花了6个月时间在美国学习公共管理课程，并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以市长特别助理的身份进行了实习。当他回到中国时，被任命为临沂市的市长，两年后成为市委书记。他对他的美国经验提交的一份内部报告据说受到了领导的好评，之后他出版了一本通俗读物《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在该书中他写道，中国的官员可以从美国同行那里学到很多关于如何提高管理水平的经验。国营媒体把他描绘为未来的代表，一个开放而精明的改革者。
但如果李想要继续在党内晋升，他就要象其他人一样，不得不实现人口目标。在2004年夏天，他发布了一项指令，要求他的下属“在新时期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工作。”他说，由于政府采取了更温和，更多的自愿性质的计划生育方法，控制人口的任务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和“严峻的挑战。”
有些同志的思想，工作认识和工作方法不适合新形势的要求。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在困难面前退缩，只对问题做出被动反应。同时也存在着自满，盲目乐观，放松警惕的问题。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已经到达了一个关键时刻，此时不进则退。
李群的指示接下来提出了把人口增长限制在百分之六以下的目标，并要保证百分之97以上的新生人口是独生子女。它提醒官员遵守法律，尊重居民的“知情选择”权，但强调的重点是保证工作的完成，并且概述了临沂所辖3区9县官员的奖惩措施。七个月后，李群就这个问题又一次发出指示。这份指示并未公开，但有人告诉我说这份措辞更加严厉。它说，农民没有受到过足够的守法教育，因此合法程序无法实现计划生育的指标。与之相反，必须使用“老办法”。正是这份文件，导致了2005年春季在临沂市暴力打击超生的事件。在头几个月里，仅一个县就报告完成了七千例绝育手术。据前往临沂进行调查的法律学者滕彪估计，有13万人被拘留、殴打或被官员扣为人质，以迫使其亲戚或邻居去堕胎或绝育。
直到一个瞎子迫使整个国家，整个世界看看临沂发生了什么之后，整个运动才暂停了下来。当我前往临沂的时候，陈光诚带着我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向我介绍那些被像动物般拖去切除卵巢的女性，以及那些被鞭笞殴打，仍然留有擦伤的男性。村民们描述他们的家是如何在半夜被多打30余名官员和受雇的打手们袭击的。其他人回忆起与其他70人被拘押在一个小房间内的经历，只有缴纳高额的赎金才能得到释放。一名妇女因为一次失败的输卵管结扎手术，几乎丧失了行走能力。当医生告诉她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并没有道歉；他只是告诉她需要在一个月之后再来一次，以便让他再试一次。另一个妇女告诉我，当她怀孕七个月躲在外面的时候，官员们扣押了她的姑姑姨姨，舅舅叔叔，表兄弟兄妹，婆家人，以及她怀孕的姐姐/妹妹。她的家人每天都给她打电话，恳求她回家自首，这样殴打就会停止。最后，她屈服于政府的要求，做了堕胎。在我们走访的每个村里，农民们都簇拥在陈光诚的身边，好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他记录了他们的故事，并告诉他们不要放弃。
当地官员在我的文章和其他文章发表后不久就在陈光诚的农舍里扣押了他。但在数周内，负责管理计划生育的政府部委，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北京宣布将开始调查此事，并派遣官员来到临沂。不过那个时候陈光诚已经逃脱并且正在前往北京。
甚至在陈光诚的火车到达北京之前，临沂来的暴徒就已经在火车站等着他了。他的一个律师朋友前往火车站接站，发现几个操山东口音的男性正在讨论如何识别他。这名律师给陈光诚的手机打了电话，然后安排在火车上见他。他们一起下了车，并通过地下通道绕到另外一个站台。之后他们在火车站的另一侧通过一个货物出口出了站。但第二天，从临沂来的人还是设法找到了他。当陈和律师将要进入一个地铁站时，有人拍拍他的肩膀。
“咱们回家吧，兄弟。你让我跑了这么远。简直要了我的命！”
陈马上辨认出了这个疲惫的声音。这是朱鸿国，一个体型臃肿的农村官员，陈光诚在家时经常与之打交道。“我不回家，”他对这当官的说。
但又有一个声音说道：“我们是临沂市公安局的。”
“那又怎么样？”陈光诚说。“我们犯了什么法吗？”
“没有。”
“那你们为什么跟着我？警察也必须依法办事！”
“我们只想和你谈谈。”
此时，这些人开始要把陈和他的同伴分开。他们共有6人左右，并且不停对律师说他们是陈光诚的老朋友。“谁说我们是朋友？”陈喊道。他对朱洪国说：“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来的，我们可以谈。但你却带来了你这么多警察和恶棍。”那位律师开始叫喊，说从山东来的歹徒到北京欺负一个盲人。周围的路人开始聚集。陈光诚用手机给朋友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带着相机到地铁站来拍照。临沂来的人后退了一段距离，很明显是担心闹出什么事情。
但陈光诚和律师进入车站时，他们紧随其后。陈光诚知道他们不会再这种公共场合试图抓住他，但他也不想让他们因此，他拉起律师的手，开始带着他快速地向地铁跑去。他对这个车站了如指掌。毕竟，在几年前他曾跟这个地铁公司打过官司。临沂来的人们在买票时落后了，但仍然及时跟上陈光诚,上了地铁.陈光诚穿过一节节车厢，推推搡搡地经过其他乘客身边，一直拖着那位律师。然后他突然在列车即将出站的时候，从车厢的另一头下了车。临沂来的人们猝不及防，手忙脚乱的想要下车，但只有一两个人来及在门关上之前下来。陈不断地跑，穿过站台上的人群，向车站里的另外一条地铁线路跑去。他的律师朋友吃力地跟着他。他登上另一列地铁，剩余的临沂来人跟着他。当他再次下车的时候，他们也跟着下车。但随后他又和律师跳上了车。这一次，临沂来的人没有跟上。地铁驶出了车站。
当天晚上，我在北京北边的一个餐馆里见到陈。而他一如既往的魅力十足，对着一屋子的朋友侃侃而谈他在地铁里的历险故事，以及他先前穿过村里的玉米地逃跑的经历。听众不止一次地打断他，对他这样一个盲人可以甩掉政府的特务而感到难以置信。“当时不是我领着光诚再走。是光诚领着我再走！”那个被他带着穿过地铁的律师江天勇喊道，每个人都笑了起来。稍后，我问陈光诚，他的计划是什么。“我们需要准备好这个案子，并把它告上法庭，”他说。“我不能收集更多的材料了。如果我现在回去，很多很多人会在那里等着我....虽然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证据，但我想先立案，之后再收集材料。我们需要提起诉讼，然后向媒体通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陈光诚说，他准备见更多的律师，试着请他们加入诉讼。当时在饭桌边和我们坐在一起的，就有六位已经同意帮助他打官司的律师。其中一位名叫李和平的律师，是我数年前就认识的。李和平曾经替杨子立进行过辩护。杨子立是一位计算机程序员，因为在2001年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讨论政治改革，而被以颠覆罪起诉并关押。当时李和平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位特别紧张而胆小怕事的人。（当我到他的办公室询问杨子立那个案子时，他开始冒汗并拒绝跟我说话。）但他现在是一个不同的人了。他皈依了基督教，成为了北京最著名的维权律师之一。他的律师事务所已经代表几位临沂市居民提起了诉讼。他告诉我，说服法院答应进行集体诉讼或集体赔偿是几乎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陈需要召集更多的律师——帮助更多的个人进行诉讼。陈光诚本人并没有放弃集体诉讼的想法，但他也意识到，他需要更多的法律帮助。李和平和他的同事们做的是无偿工作，而且也只能做这么多。
我问陈光诚，他是否考虑过寻求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帮助，因为该机构已宣布对临沂的事情进行调查。他回答说，他也想试试，但他表示不知道如何与那里的官员取得联系。而且他担心自己可能会在他们的办公室外被捕。他仍认为法院是他寻求正义的最佳选择。他曾在法律系统里取得过一些成功，毕竟，这个过程他比较熟悉。“每个人都必须对法律负责，”他告诉我。“这些官员触犯了法律，他们必须承担责任。”
四天后，临沂来的人们再次找到了陈光诚，他们在他下榻的公寓楼下设伏。当他们拖着他穿过停车场，并把他绑起来，头前脚后地塞进一辆不起眼的汽车时，陈光诚试图反抗，并高声求救。当时和陈光诚在一起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于是我从城市的另一边赶了过去。当我到达时，已经有一群北京市民包围了汽车，阻止它开走。他们对于亲眼看到一个盲人被如此粗暴对待而感到气愤。透过贴膜的车窗，我看见两个彪形大汉坐在轿车后排，但是没有见到陈光诚的踪影。在人群中的人告诉我，再看看，于是我把我的鼻子摁在玻璃上仔细看。这时我才发现，陈光诚确实在车上。那两个人把他的头按在了地板上，我能听到被堵住的尖叫声。有些愤怒的旁观者说，那些男人打了他好几下。居民们给北京的警察打了电话，最后两名警察到了现场。他们讯问了临沂来的人，然后分开人群，清理出一条路，让车离去。
当我注视着他们开车离开时，不禁想起几个星期前，我们在临沂时陈光诚曾说过的话。当时我问一位接受我们采访的村民，她是否担心地方官员因为她说出了受到的虐待而惩罚她。陈打断我说，当局不会对村民做什么。“如果有什么事，”他说，“他们会冲着我来。”
自从《南方都市报》发表了对孙志刚之死的报道，因而促使党废除收容拘留系统两年来，一些律师，新闻记者和活动家们，围绕着“维权”的观念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团体。所谓“维权”，是指公民可以通过在一个个案件上为合法权利而斗争，逐步实现政治变革，并不直接挑战专制体制。但这兴起不久的运动很快就在如何处理陈光诚和他揭露的那些发生在临沂的暴行上发生了分歧。记者们在《南都》发生的逮捕案之后已经处于守势，不愿意打破长久以来的禁忌，报道独生子女政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律师们不那么弱势，但也有些犹豫不决。许志永和滕彪属于最杰出的那帮律师。这两位年轻的学者曾经呼吁对收容制度进行违宪审查。过去在北大时他俩就是同学，现在在北京不同的大学里当讲师。他们成立了一个法律组织，接受一些他们认为有可能暴露更广泛问题的案件，并以此推动改革。他们为《南都》报社的高管做了辩护，并且试图阻止一个受欢迎的互联网公告栏网站被关闭，还曾代表与党内领导发生冲突的私营企业家上法庭。不过，当这两人听说了临沂的运动后，他们的反应却并不相同。滕彪已同意帮助陈光诚，但许志永担心独生子女政策仍然过于敏感，不想为此上法庭。
在陈光诚在北京被绑架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从临沂来的歹徒来到首都，从街头劫走一位盲人的情景，以及后来得知的陈光诚被殴打的消息，刺激了了这个团体。许志永和其他维权律师曾经不愿意涉入，现在重整起来准备为陈光诚辩护。陈光诚自己没有法学学位，也没有律师资格，但维权律师们把他看成一个自己人——一个权利的守护者。互联网巨头新浪和搜狐被审查机关命令禁止在其网站刊登关于陈光诚的新闻，但律师和其他人在互联网的其他地方匆匆贴出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临沂政府。与此同时，地方官员再次将陈光诚软禁在家。而对临沂市虐待群众的政府调查似乎也停滞不前。计划生育部门承认它发现了不当行为，但省当局却回护着临沂官员，没有宣布具体的惩罚措施。不断有维权律师和活动家前往东师古村，试图探望陈光诚，但当地官员和他们的执法人员挡住了村口，并殴打那些坚持要进村的人。
过了一段时间后，律师们软化了下来。陈光诚并未被起诉，他们也不想把冲突升级，逼临沂官员们动手。与此同时，维权者们已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乡下农民和当地官员因为土地征收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上。这些土地是以发展的名目被征收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个案，是广东省太石村村民试图罢免当地领导人的事件。但是，当维权律师和活动家前往太石村和其他村庄为农民提供法律服务时，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出现了。地方上的党内领导人日益频繁地采取暴力手段对付他们。官员们往往喜欢雇用恶棍充当打手，就像布置在陈光诚村里的那些人一样。这种暴力将“维权”运动置于一个困难的境地。这些律师希望迫使政府通过一个个案件来最终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而不是直接挑战党的权威。他们赢得的每一个案件，都将使中国向法治更近一步。而他们输掉的每一个案件，则会使党的声誉收到损害。但是，暴力的结果是他们没有充分考虑过的。这使得他们在如何应对上发生了分歧。有人说，他们应该退下来，认为诉诸暴力的党已经暴露了其政治制度的性质，并且在损害着自己。拒不撤退并不会改变什么，只会让更多的人受伤害。但对于其他律师来说放弃那些他们正试图帮助的人让他们感到难受，他们争辩道他们不应该后退。即使当地官员已迫使他们面临更直接的对抗，他们仍然相信非暴力抵抗。
这场辩论的焦点，最终集中在了为陈光诚进行辩护的律师高智晟身上。 这位退伍军人通过自学和夜校课程拿到了律师资格。他首次出名是为北京及其他城市的一些居民进行抗议，这些居民被腐败的官员和开发商赶出家园，又拿不到达到市场标准的补偿金。他引起了如此大的不安，以至于中国最富有的女人陈丽华曾试图花钱收买他，让他保持沉默。后来，他成为最敢言的维权律师之一，而且，他是第一个同意为法轮功练习者辩护的律师，这些练习者是共产党对法轮功的残暴打击的受害者。法轮功是中国一项流行的精神运动，共产党将其视作一种政治威胁而加以禁止。政府在2005年年底通过关闭高智晟的律师事务所对他进行了报复。几个月后，随着对维权律师的攻击数量日增，高智晟发起了“反暴力接力绝食”。该计划是在全国范围内，每天请一位参加者绝食一天，并把他们的观点在网上发布出来。它立即吸引了因为各种原因而对国家不满的人们的支持，包括法轮功练习者和在上海被腐败开发商夺取家园的居民。
绝食似乎人畜无害，但它分裂了为陈光诚利益奔走的那个群体，以及为了政治变革而努力的那个更大的群体。批评者认为，高智晟将“维权”运动政治化了，因为绝食是对党的权力的直接挑衅。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中，最著名的是历史学者丁子霖。她在天安门事件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后来组织起遇难者家属要求政府赔偿。她在互联网上张贴了一封给高智晟的公开信，认为党肯定会对他的绝食做出过度反应，就像它在1989年对待那场民主运动一样。公安部门已经开始逮捕并殴打绝食的参与者。她指责高智晟说，如果他不能保护别人，他就不应该鼓励他们参加绝食。其他的批评者没这么尖锐，但也都同意丁子霖的观点：绝食可能会引起党内强硬派的反击，使整个“维权”运动被置于风口浪尖，并有可能丧失已得成果。如果没有主流媒体的报道，只有普通市民的有限支持，绝食就不会动摇党使用暴力的决心而他们希望，能通过以稳定，温和的方式进行“维权”，促进公民社会，并在党内外建立起渐进政治改革的势头。
但支持高智晟的活动家们争辩说，他和其他人参加绝食的人所做的，都不是非法行为。他们只是在抗议不公而已，所采取的方式也是安静，非暴力的。在那些同情高智晟的事业的人里，有一批基督教律师，包括李和平。他们在地下教堂里做礼拜，并且成为“维权”运动中日益有力的一根支柱。他们把绝食和马丁·路德·金和圣雄甘地所领导的非暴力运动联系起来，并认为因为政府的反应过度而指责高智晟是不公平的，这就像是把天安门屠杀的责任说成是学生们的一样。
当高智晟宣称他在某天的绝食是为了抗议临沂官员对陈光诚的处理时，这一争端就波及到了陈的身上。作为呼应，被软禁在家的陈光诚在2月底宣布，他也参加了一天的接力绝食。在三月初的另一天，他又绝食了一天，作为对整个行动的支持。仅仅过了几天，在把陈光诚软禁在家几个月后，警方突然决定拘留他。他随后以扰乱社会秩序和扰乱交通的罪名被起诉。
“维权”运动的关键人物们随即举行会议，讨论陈光诚的案子。房间里大致分为两大阵营：务实派和较真派。务实派认为，唯一能够帮助陈的方式，是说服在北京的党内领导人出面替他进行干预。而他们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集合公众舆论来反对临沂的官员，并向高层证明，站到陈这一边，比站到他们在地方上的爪牙那一边，更符合党的利益。他们说，在共产党充满缺陷的法律系统里，全国人大常委的那些人才是终极的法官和陪审员，而地方官员无疑正在努力把陈光诚描述为一个经常惹事的颠覆分子，可能受到“海外反华势力”的支持，证据就是他给国外记者做访谈。不做任何与领导层离心离德的事，也不让临沂官方继续抹黑陈光诚，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指出，陈光诚被捕的时间表明，正是因为他参加高智晟的绝食接力，才让当地官员敢于逮捕他。但是较真派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推测党内政治是无用的，指望一个仁慈的领导来介入帮助他们是愚蠢的。这种思维不会促进法治，只会进一步巩固党内官员的人治。他们说，更好的办法是紧抠法律，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方式帮助陈光诚。他们认为，与一直担心得罪党的领导人相比，坚持正义更为重要。
辩论长达数小时，但最后达成了一个粗略公式。用那位青年法律学者许志永的话来说，就是“本地化和非政治化”。这场运动将集中攻击临沂的地方官员，而不是独生子女政策、党的领导人或政治制度。许志永负责协调，他的同事滕彪负责散布消息。房间里的一位资深的艾滋病活动家万延海，同意帮助动员非政府组织。至于高智晟，律师们认为他应该置身事外。
陈光诚的实际法庭辩护人，是另一位“维权”律师李劲松。他是一位语声轻柔，态度温和的人，曾经在他的家乡江西省担任过税务官员，他原先考取律师执照，只是为了获得一种拓展自己的会计业务的手段。就像在“维权”运动的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是基督徒。但他远比其他大多数人更早就入了教。他在国家承认的教会中做礼拜，而不是去地下教会。在20世纪90年代，他因起诉广东省的政府部门而恶名昭著，例如指控某地劳动部门未能保护工人权益，以及一家运输公司在春运期间坐地涨价。有一次，他甚至对某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它没有支付一名保安人员的加班费。法院把他投入监狱关了15天。
李劲松仅仅见过陈光诚一次，就在他在北京被绑架的前一天。陈光诚曾要求他帮助参与临沂的诉讼案，但他拒绝了。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敏感性，他认为没有更加强的虐待证据，比如录音或者录像的话，案子会很难办。但陈光诚本人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答应陈，如果警察试图对陈进行起诉，他会为他出庭辩护。现在他来履行承诺了。
在他第一次去临沂的时候，李劲松受到了暴徒骚扰，并受到逮捕的威胁。他也无法去见陈光诚的妻子。有些陪同他的律师遭到了殴打。李劲松被允许到监狱里见陈光诚，但警卫不许让他们谈论案子的情况。在临沂收集证据的其它努力也同样没有成果。并且每次的到访，都使得政府针对律师的暴力行为进一步升级。有一次，暴徒们推翻李劲松坐的车，把它翻进一条沟里，而当时他还在车里。
随着审理日期的临近，公众对陈光诚的声援活动也出现了动摇。所有的律师都认为，公众舆论对于挽救陈光诚至关重要。他们同意有必要曝光他的案件，揭露不公，并向领导层施加压力，逼他们做出反应。然而仅仅是声援陈光诚的行动都被视为对党的挑衅，或者说至少临沂政府让这一行为看起来如此。甚至在务实派内部对于如何处理该问题也发生了分歧。律师们试图召开一个关于陈光诚案子的新闻发布会，但北京的警察制止了其召开，而某些务实派认为就不该做这种尝试。其他人在陈光诚的支持者们印制带有陈光诚照片T恤和纽扣时也提出反对，他们说这会激怒党内高层。他们也抱怨李劲松在因特网上几乎每天都在更新的案情通报只会起负面作用。另外还有一些人反对那些直接挑战党的领导的人们，包括海外的异议人士发表支持陈光诚的声明。务实派阵营的问题是，他们不可能知道什么样的主张将有助于陈光诚，什么样的做法则可能会被临沂官员利用构陷他。与此同时，要互不同意及互相批评，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这些问题造成的紧张在7月底达到顶峰，当时法院突然在原定开庭时间之前宣布推迟对陈光诚的庭审。高智晟及一群活动家、村民和残疾人依然出现在了法庭外，其中许多人穿着印有陈光诚照片的T恤衫。当地暴徒迅速攻击了他们，造成数人受伤，并驱散了人群。冲突结束后，“维权”运动中的裂痕进一步扩大。较真派为高智晟和其他人辩护，说他们并未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只是打算公开他们对陈光诚的支持。务实派则非常愤怒。他们认为，这件事给了当地官员借口，借此他们可以说服领导来把陈光诚构陷入狱。几个人甚至认为那些去法庭的人是在牺牲陈光诚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陈光诚的律师李劲松被夹在中间，尴尬地声称，他不支持为他的当事人举行这种挑衅性的活动，但同时也坚持，他无力阻止此事的发生。他还为他本人对此事发表的大量声明做出辩解。
庭审被推迟到几周之后。法学学者许志永打算在法庭上做陈光诚的代表，但就在审判前夕，临沂警方以莫须有的盗窃罪将其逮捕。李劲松则因此拒绝参加庭审，以示抗议。党陈光诚被审判，定罪并处以四年有期徒刑的时候，一位维权律师都没有在场。
不到一年后，党悄悄奖励了主导临沂市计划生育打击行动的人。李群，那位曾经作为美国市长助理的市委书记，获得了提升，被任命为省委宣传部长。
2011年7月26日星期二
中国推进网络监控，赶走了许多无线网络使用者
NYT源地址：
http://www.nytimes.com/2011/07/26/world/asia/26china.html?_r=1&smid=tw-nytimes&seid=auto
北京——一项新规定的出台使得许多商人都停止了英特网接入，并且让帝都那些热衷于游戏与上网，期望能在喝着绿茶和拿铁咖啡时享受到免费的无线网络的文人们感到了恐慌。它要求酒吧、餐馆、酒店和书店安装价值不菲的网络监控软件。
该软件大约售价2万人民币，会给公共安全机关提供使用餐馆，咖啡馆和私立学校无线网络的人的身份信息，并监控他们的网络活动。那些忽视这项规定并提供无监控网络接入的商家会被处以15000人民币的罚款，并可能被吊销其营业执照。
“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这项政策是不公平的的”王博（音译）说，他是L’Infusion，一家以薄煎饼，华夫饼还有几只打瞌睡的猫为特色的咖啡馆的老板。“这只是为了控制信息流。”
现在尚不清楚这项新规定是否会被严格执行，或者是否会在已经执行的市中心以外的地方被执行。但有人认为，公安人员，对中东和北非因为互联网而起的动荡感到不安，正不懈努力着（对互联网）加强控制。
中 国已经拥有一些世界上最严格的网络限制。去年，政府屏蔽了上百万个网站，其中许多是色情网站，但也有Facebook，Twitter，YouTube和 Evite这样的网站。最近的法规使得与公司无关联的个人难以建立个人网站。（译者：很难么……可耻的做个广告：欢迎访问我们的 blog：http://blog.tuidao.me）
在搜索引擎和微博领域，从中宣部来的指令过滤掉了那些共产党认为会威胁国家稳定以及破坏其声名的关键词和话题。在中国大多数工薪阶层上网的地方，网吧，顾客必须在上网之前先检查国家颁发的身份证件。
这 样看来，新的措施旨在消除所谓“互联网管理”的一个漏洞，即拥有笔记本电脑和iPad的大学生和外国人，时尚人士和失业人士，可以再相对匿名的情况下在咖 啡和等候室上网消遣。就是这些人构成了微博巨大力量的前锋。他们革命性地改变了中国人交流信息的方式，这时常让官方恐慌。
“说实 话，我可以在家中或在工作的地方上网，但坐在一个舒服的地方上网冲浪感觉很爽，”王方（音译）说，他今年28岁，是一个广告销售代表。他常常在 Kubrick，一家天花板很高，装潢别致的咖啡馆的皮椅上处理工作。然而这家咖啡馆在这个月早些时候不愿为这软件付钱，因而拆除了路由。“没了网络，就 没有来这的理由了。”“没了网络，就没有来这的理由了”经理说失去无线网络使得他们的营业额下降了30%左右。
东城区公安局在周一拒绝对此发表评论，但根据其公开发出的通告，这项措施旨在阻止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进行敲诈，赌博，交易货物，散播有害信息和传播计算机病毒。“通告说，这些恶毒的活动，“不仅损害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已使得一些企业蒙受经济损失。”
该软件的制造商，上海雨人软件开发公司，拒绝讨论该软件如何运作，但公司的一个雇员说，它已交付北京公安官员。根据政府网站上的中标信息，上海雨软花了大约200万人民币来设计这个软件，
一位书店老板说，她已经断开店铺的免费无线网络，而且不是为了钱。“我不愿成为一个奥威尔式的监控系统中的一部分，来强迫我的顾客向政府公开他们的身份，监控他们在网上的一举一动。”这位女士说。她害怕透露她的姓名或是店名会带来官方不必要的关注。
在周一对十几家商家的调查访问中，没有人打算购买这个能同时监控100人的软件。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经济问题。“可能对于星巴克麦当劳这样的地方这玩意有用，但我们同一时间只有几个顾客而已，”Ray Heng，砂卵石，一家墨西哥餐馆的老板说。
像其他几个商家的老板一样，他说他希望官方对于新法规的热忱能很快冷却下来。他说，事实上，他没有打算立刻停止向他的顾客停止供应免费的无线网络。“我们对顾客在网上冲浪无所谓，是政府有所谓”他说。“如果他们想让我们安装这软件，那应该他们买单。”
Adam Century报道。
http://www.nytimes.com/2011/07/26/world/asia/26china.html?_r=1&smid=tw-nytimes&seid=auto
北京——一项新规定的出台使得许多商人都停止了英特网接入，并且让帝都那些热衷于游戏与上网，期望能在喝着绿茶和拿铁咖啡时享受到免费的无线网络的文人们感到了恐慌。它要求酒吧、餐馆、酒店和书店安装价值不菲的网络监控软件。
该软件大约售价2万人民币，会给公共安全机关提供使用餐馆，咖啡馆和私立学校无线网络的人的身份信息，并监控他们的网络活动。那些忽视这项规定并提供无监控网络接入的商家会被处以15000人民币的罚款，并可能被吊销其营业执照。
“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这项政策是不公平的的”王博（音译）说，他是L’Infusion，一家以薄煎饼，华夫饼还有几只打瞌睡的猫为特色的咖啡馆的老板。“这只是为了控制信息流。”
现在尚不清楚这项新规定是否会被严格执行，或者是否会在已经执行的市中心以外的地方被执行。但有人认为，公安人员，对中东和北非因为互联网而起的动荡感到不安，正不懈努力着（对互联网）加强控制。
中 国已经拥有一些世界上最严格的网络限制。去年，政府屏蔽了上百万个网站，其中许多是色情网站，但也有Facebook，Twitter，YouTube和 Evite这样的网站。最近的法规使得与公司无关联的个人难以建立个人网站。（译者：很难么……可耻的做个广告：欢迎访问我们的 blog：http://blog.tuidao.me）
在搜索引擎和微博领域，从中宣部来的指令过滤掉了那些共产党认为会威胁国家稳定以及破坏其声名的关键词和话题。在中国大多数工薪阶层上网的地方，网吧，顾客必须在上网之前先检查国家颁发的身份证件。
这 样看来，新的措施旨在消除所谓“互联网管理”的一个漏洞，即拥有笔记本电脑和iPad的大学生和外国人，时尚人士和失业人士，可以再相对匿名的情况下在咖 啡和等候室上网消遣。就是这些人构成了微博巨大力量的前锋。他们革命性地改变了中国人交流信息的方式，这时常让官方恐慌。
“说实 话，我可以在家中或在工作的地方上网，但坐在一个舒服的地方上网冲浪感觉很爽，”王方（音译）说，他今年28岁，是一个广告销售代表。他常常在 Kubrick，一家天花板很高，装潢别致的咖啡馆的皮椅上处理工作。然而这家咖啡馆在这个月早些时候不愿为这软件付钱，因而拆除了路由。“没了网络，就 没有来这的理由了。”“没了网络，就没有来这的理由了”经理说失去无线网络使得他们的营业额下降了30%左右。
东城区公安局在周一拒绝对此发表评论，但根据其公开发出的通告，这项措施旨在阻止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进行敲诈，赌博，交易货物，散播有害信息和传播计算机病毒。“通告说，这些恶毒的活动，“不仅损害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已使得一些企业蒙受经济损失。”
该软件的制造商，上海雨人软件开发公司，拒绝讨论该软件如何运作，但公司的一个雇员说，它已交付北京公安官员。根据政府网站上的中标信息，上海雨软花了大约200万人民币来设计这个软件，
一位书店老板说，她已经断开店铺的免费无线网络，而且不是为了钱。“我不愿成为一个奥威尔式的监控系统中的一部分，来强迫我的顾客向政府公开他们的身份，监控他们在网上的一举一动。”这位女士说。她害怕透露她的姓名或是店名会带来官方不必要的关注。
在周一对十几家商家的调查访问中，没有人打算购买这个能同时监控100人的软件。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经济问题。“可能对于星巴克麦当劳这样的地方这玩意有用，但我们同一时间只有几个顾客而已，”Ray Heng，砂卵石，一家墨西哥餐馆的老板说。
像其他几个商家的老板一样，他说他希望官方对于新法规的热忱能很快冷却下来。他说，事实上，他没有打算立刻停止向他的顾客停止供应免费的无线网络。“我们对顾客在网上冲浪无所谓，是政府有所谓”他说。“如果他们想让我们安装这软件，那应该他们买单。”
Adam Century报道。
2011年2月26日星期六
翻译——寻找林昭的灵魂&血与爱
译者的话：本文同上篇文章相同，是Out of Mao's Shadow一书的内容（第二，三章），不同的是这次的翻译完全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里面的凡是能找到汉语原文的诗歌，信件，访谈我都去找了原文，没能找到的就只好转译（有注明）。如果您发现了原文，或是觉得哪个地方翻译有误，请不吝告知我
我的邮箱
twitter: @tontyoutoure
水平有限，不仅是英文，还有中文，所以有错误的话希望不吝指出，可以发邮件，在 twitter 上 mention 我
我找到的资料包括纪录片的中文文本，林昭的诗选（包括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林昭的监狱信件（还包括长诗海鸥之歌），下载地址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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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失去上一份稳定工作的那个下午，胡杰骑着自行车，在南京的大雾与车流中漫无目的地穿行，忧郁地回想着他离奇的突然被炒。这是在1999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周二，穿行于离长江不远的闹市区的小巷，他的衬衫紧贴着沾满汗水的脊背。天空中，乌云预示着倾盆大雨的到来。但胡杰不断的骑行着，不知道他要前往那里，该做什么。他的思绪快速运转着，被过去所困扰，为未来所迷惑，并一次次地提出相同的问题：难道当局发现了他对那个死去女人的执念了么？
他的肩膀很宽，眼神深邃，很精干，令人印象深刻，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41岁要年轻。他当过很长时间的兵。他曾在空军当过战斗机机械师，之后是当军官以及指导员。这使得他走路和说话的方式依然有着军人的烙印，甚至连他的坐姿都是：警惕的，锐利的，随时绷得紧紧的。但他身上也有些放荡不羁的特质。他所喜爱的黑色T恤和他国字脸上的络腮胡暗示了他军队以后的生活——他搬进了艺术家聚集的贫民窟，尝试着将自己重塑为一个油画家，然后是一个纪录片导演。直到几年后，胡杰向中年投降，找到了他那份最近从事的最正经的工作。这份工作是新华社的摄影师和制作师。而新华社是政府官方的新闻机构。在那里，他制作者供全国党委官员私下观看的影像。这是个舒适的职位，拥有一切与上层国家宣传机器有关的好处和特权，也让他有能力为妻儿提供稳定的生活。
然而，胡杰知道他并没有真正适应新华社。新华社给他钱，为他提供便利，为他提供设备和资源，但胡杰总是把自己首先看作是一个独立电影制作人，然后才是一个公务员。在被指派的任务完成的时候，他继续他的纪录片制作，考察农村的贫困，农村妇女的地位，以及其他新闻机构通常会忽视的课题。他的影片并不真的是颠覆性的，但它们都以批判的眼光看中国社会，而这常常就足以引起宣传部门首脑的警惕了。这些人努力为党的统治营造一个正面的形象，并且阻止任何有损于这个目的的报道。胡杰知道审查永远不会允许他的纪录片在影院上映或是通过其他官方渠道面世，所以他自己分发视频光盘。他也知道总有一天，新华社的人会发现他在做什么，并且开除这个不属于那里的人。
在工作了两年后的现在，这一天似乎终于到来了。这个潮湿下午的早些时候，胡杰的上级打电话到他办公室，并解雇了他。那人并没有多说什么。他只是含糊地微微道歉说他“无法抵抗从上面来的压力。”胡非常愤怒，但仍静静离去了。他没有强求一个解释，因为他知道他不会得到正面回答。他写了封辞职信，清理了他的桌子，然后去领了剩余的工资。
当骑着自行车穿过南京的街道，沿着栽满杨树的林荫大道行进的时候，胡杰考虑着他的突然失业。经过的写字楼的镜面玻璃闪着光，公寓楼外搭着湿衣服。他感到很不安，几乎到了恶心的地步。这比他想象的还要糟。搜索自己的焦虑源时，胡杰想到了他最近的一项拍片计划，一项仅仅开始于一个月前的计划。一切起因于他帮朋友的一个忙。他当时在帮他的一个老同学的父母搬家具。在繁重搬运的间歇，她提到了她的父母曾与一个名叫林昭的人是同学。
“林昭？她是谁？“胡杰问了句。
他的朋友犹豫了一下才回答。林昭在1950年考上了北大，当时她还很年轻，是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和作家。她在离南京不远的古老水乡城市苏州长大。在当时的北大，她是唯一一个在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中拒绝做政治检讨的学生。她的不妥协态度的奖励是有期徒刑，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判处死刑。但她留下了一个秘密的遗产：她曾在狱中继续写作，墨水是自己的鲜血。
胡杰被震惊了。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消息灵通和受过教育的人，但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没想到这样子的事居然可以发生在中国，甚至是在毛泽东的统治下。他的大脑被问题所淹没：为什么她会被处决？她做了什么？她在监狱里写了什么？他知道在古代中国有一个传统，大臣和将军会以自己的鲜血写就给皇帝的急奏。但是是什么促使一个年轻的女人，活在仅仅几十年前，在一个离他不远的城市里，割破自己的皮肉来写血书？当然地，胡杰以为，她也不过潦草地写了几个字而已。但他的朋友说不对，很明显她写了数百页。
胡杰希望听到更多的东西。他一直在寻找一个新的纪录片课题，这个故事似乎很有潜力。于是他向他的朋友请求帮助，她答应去向她的母亲索要更多信息。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胡杰开始研究林昭的故事，然后他很快就沉迷了。他就像是发现了历史的一个遗失了的珍贵碎片一样，一个谜团正等待被揭开。如果说他一开始只是好奇的话，很快他就发现，无论是吃饭的时候还是躺在床上还没睡着的时候，自己整天都在想这个死去的女人。他知道的越多，他的问题也就越多。他知道他正在碰当局不愿意让他碰的东西，他的直觉告诉他，他正在做的事情很可能很危险。但他无视这些继续向前，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急于知道林昭身上发生了什么，而那些风险显得模糊和不确定。
但这些风险现在显得很严重了。他妻子将会失去她在银行的工作么？他们会从他们的公寓被赶出去么？他十几岁的儿子将被大学拒收么？他怀疑他的解雇的背后是国家安全部，而如果秘密警察参与，什么都是可能的，甚至包括逮捕和监禁。这些想法让他又紧张又生气。在他的一生中中国已经前进了那么远，改变了那么多，这使得现在这里发生的这一切显得很可笑。他只是想制做一部很久之前的事情的纪录片，而现在他失业了，并担心会坐牢。
胡杰知道安全起见他应该停止关于林昭的研究。他知道新华社炒掉他是一种警告。然而，他坚定地认为，发掘很久之前一个女人身上发生的事并为了未来的人们将其记录下来是他的使命。现在，他失业了，他有了足够的时间来专注于这个项目，但他不知道他是否有足够的勇气继续。几年后，当他向我描述这个时刻的时候，他说了一段当他在城市中骑着自行车漫游时想到的古代儒家学者孟子说的话：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我不停想着她的故事，以及这些可能要永远丢失了。”胡杰对我说。“我想，如果我不保存它，谁去保存呢？”当他下了他的自行车后，他已经打定了主意。
从胡杰的背景中很难看出他为什么会继续林昭的项目，更不用说把接下来的5年生命投入其中了。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历史，新闻和电影教育。他的父母是工厂的工人，和其他同世代的中国人相同，他的学校教育因为被毛泽东的最后也是最具破坏性的政治运动，文革，打扰而断断续续。他八岁的时候运动开始了，很快他就停止了正常的学业。他没上过高中，而是就职于一家机械厂。在他十九岁那年，毛泽东死后的几个月，他参军了。
胡对中国当代史的了解仅限于党颁布的涂脂抹粉的版本。在这些宣传中，毛泽东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当代最伟大的天才革命导师。”共产党是“最伟大，最正确，最光荣，最可爱的党”，“中国劳苦大众的救星”，甚至是“我们亲爱的父亲母亲”。在报纸和广播上，在课本与演讲中，经济总是创下新高。而毛泽东发动的政治清洗——如果公开的话——被描述为针对“反动派”、“反革命”以及其他与“国际资本主义”、“美帝国主义”联合的敌人的胜利。这是个被擦净的历史，一个精心设计，用以维持党的统治的历史。编造和控制的历史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党向这个任务投入了大量官僚，一支宣传大军，理论家，以及审查者，他们以保护大众的名义欺骗大众。有人估计，党为每100个公民就雇佣了一个宣传官员。他们工作的成果是一片交织着真相和谎言的织锦，用于埋葬不愉快的记忆，模糊不方便的事实。那些建立和效忠于这套官方历史的人们甚至为了他们的目的扭曲了汉语的含义：用政府权力定义某些短语，将其他含义抹消掉或者索性抹消其合法性——不仅试图操纵人们的语言，还试图操纵人们的思想。那些敢于挑战官方真相的人们是要冒着极大风险的。
但在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事情开始发生变化。文革的创伤损害了党的权威，削弱了其对历史的控制。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政府的退却，一股自由思想浪潮席卷全国，而且一度被禁止的领域——文学、电影、音乐，一下子变得可以进入了。旧的正统思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早就名声扫地，人们在寻找新的答案。在这股思维浪潮的最高点，军队让胡杰停止了他修飞机的工作，把他送去受训成为负责给士兵们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军官。然而，即使是上海的空军政治学院也不能绝缘于全国都在发生的变化。一个思想开放的将军暂停了几乎所有的无聊的社会主义课程，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学，西方政治理论，弗洛伊德心理学。历史仍然是禁区，而胡杰已经开始质疑他所知道的事情。之后，党试图重新加强控制，因而给胡杰发放了批判它所禁止的书籍和文章的材料，所以他就可以更好的灌输他旗下的士兵了。但胡杰发现比起党给他的批判材料，那些被抹黑的东西才是让他更感兴趣的。他读了记者刘宾雁的关于党的腐败的报告文学，诗人叶文福的地下诗作，甚至还有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的汉译版。
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党重新加强了钳制，并加倍努力塑造公众对于各类事件的理解。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崩溃，执政的意识形态已经暴露出了可怕的错误，现在政府命令士兵去杀戮首都中心的学生。党定义历史的能力——压制记忆，保守秘密——对于掌握权力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宣传机器更加努力地压制着。报纸和杂志被“整顿”了。学者和新闻工作者遭到清洗或被禁言。但是，党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主宰流行的意识了。太多事情发生过了。太多东西改变了。太多的人不肯忘记了。
在胡杰听到林昭的故事之前，胡杰已经很久没有对这个国家的当代史有如此之多的思考了。但他知道，他学过的历史是不完整的，之中存在着漏洞和盲点，已被隐藏的事实和已被抹消的人们。他知道的这些刚刚好能够让他感到好奇。
在胡杰失去工作后的星期一的早上，胡杰在南京中心公共汽车站的人群站立着，手里拿着摄像机。成群结队的乘客，其中包括大量民工，带着大袋打算在乡下出售的货物，互相拥挤着，以求在成队的满是泥巴的公车上获得一个座位。在混乱中，胡杰将他的镜头对准了一位老太太，她正在等着去合肥的巴士。那是一个位于南京西南方几小时路程的省会城市。她将近70岁了，瘦小而虚弱，头发花白，走路稍微拖着脚，但她在某样东西上使了很大劲。胡的镜头放大了她的布满褶皱的手，这只手里紧握着一个棕色小包。他知道，包里是一扎纸：诗作，信件，散文，以及其他认识林昭的人写给她的东西。老太太花了很多年收集它们，现在她紧紧的握住这些东西，就像害怕如果吹过一阵微风，这些东西就会四散并永远失去似的。这些文件和她自己已经褪色的回忆，是她仅存的关于一位老朋友的一切了。
倪竞雄来到南京的时机对于胡杰来说是一个幸运的巧合，在他丢失工作的那周，她经过了南京。他们一位共同的朋友安排了他们的会面，当胡杰解释他的关于林昭纪录片的拍摄计划时，这位女性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半个世纪之前，林昭和倪竞雄第一次见面，当时她们还都是少女。全国被内战分裂，在革命的边缘摇摇欲坠，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林昭当时离家出走，去参加一个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记者学校。倪也是那的学生，并与这个离家出走者成为了朋友。现在，在她的晚年，她周游全国，寻找认识林昭同学的人们，收集关于林昭的回忆，并希望能集结成书。胡杰打算跟她一起旅行，并围绕她构建整部纪录片。他能讲述她的故事，慢慢的，通过她，他也能讲述关于林昭的故事了
胡杰在仅仅四年前接受朋友建议，开始拍纪录片。他当时正努力尝试当一名油画家。在从空军光荣退伍后，他终于可以将自己沉浸在长久以来的兴趣——艺术中了。作为一个军人，他亲眼见到了中国的很多地方，多到足以了解许多中国人仍旧生活在贫困之中。但每当他尝试在画布上展示这一切时，就有人批评说他的画不符合事实并且是在诋毁中国人民，或者太过忠于现实以至于缺乏创造力。所以胡杰认为纪录片可能更适合他。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在制作宣传片，但是独立纪录片依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这个领域出现的原因包括党对于媒体控制的变弱，以及相机，电脑和其他工具的价格更加平易近人。中国的那些纪录片先锋们喜欢一种简单的，旁观者的风格，胡杰一开始的电影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它们都在关注当下，聚焦普通人，比如煤矿工人，农民，由手提摄像机摄成，很少有正式的采访和旁白。但拍摄林昭纪录片的项目提出了新的挑战。胡杰想读读她在狱中写的血书。他知道这是至关重要的，这将是这部电影的核心。但他不知该如何找到这些作品。
会见倪竞雄是胡杰的第一个大突破。她提升了他的精神和信心。她是他最有力的线索，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她的出现头一次表明他在这个寻求之路上并不孤单。他的朋友中的太多人只想向前看，因为这样做仿佛很积极向上。并且那些朋友也责难他为何对于国家历史中的这样一个黑暗角落如此热忱。他们认为过去被遗忘比较好，不去揭开旧伤疤最好。每当提到他的计划，胡杰都能感到他们的不安。所以他强迫他自己停止提起它。连他的妻儿都不接受这些。因此，倪竞雄记录林昭故事的努力让他感到安心，并给予了他力量。听着她的故事，阅读着她从全国搜集来的材料，胡杰意识到一定有许多其他人拒绝把记忆带入坟墓。这提醒了他，尽管遗忘是常态，想要记住也很普通。
当胡杰第一次坐在倪竞雄旁边共乘巴士，望着这名老妪在打盹，窗外的乡村一闪而过时，他感到他们仿佛是在做一次通往隐秘过去的禁忌之旅。当时，他还不确定倪知道多少关于林昭的事情。他能感到她与自己聊天时仍然很紧张，她仍然没有完全相信他。他明白她的忧虑。考虑到她所经历过的事情，以及他的军方和新华社背景，这是有道理的。毕竟，为什么一个看似对党忠诚的人会对她出关于林昭的书的计划感兴趣？因而胡杰不强迫她。在他们的第一次会面上，他甚至没有拿出他的相机。他只是让她随便说，并抑制住了自己想要一股脑把问题全问出来的渴望。慢慢的，就这样，在第一次旅行中，时间滑过了几个星期，倪逐渐敞开心扉，然后她开始讲述她所知道的林昭的事情。
林昭原名彭令昭，出生于1932年，是一个苏州望族的长女。她的父亲曾在英国完成大学学业，毕业论文有关爱尔兰宪法。大学毕业两年后的，他参加了公务员考试，被任命为苏州的一个县长。她的母亲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一位银行家和一家公共汽车公司的董事。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打内战，而日本已经控制了中国东北，并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离苏州不远的上海已经被划分成了法英美日等国的租界。那是一个暴力政治激情的年代，国家的分裂也让彭家的内部很紧张。彭令昭的父亲任职于腐败和失败国民政府，而她的母亲则更喜欢共产党的叛乱分子，因为他们发誓说他们要比国民党更抗日。她偷偷捐钱给共产党，建立了地下电台，并曾一度被日军逮捕。这对夫妻常常吵架，而他们争论的焦点常在于应该交给他们的女儿什么样的政治价值观。
她是个娇柔的孩子，很容易生病，但读起书来如饥似渴，还具有写作天赋。她还很固执，在16岁那年，她做出了关于她自己的忠诚的决定。她加入了一个共产党的地下支部，开始用林昭的笔名撰文批评国民政府的腐败，并且在当地的国民党军方的黑名单上占有一席之地。她的父母都很震惊——因为她的一个舅舅已经被以共产党的身份处决了——他们本打算在女儿高中毕业后把她送出国去上大学等待内战的结束。但这个少女不愿离开。她被时代的狂潮所俘获，与出国相比，她更想要去一个附近解放区的共产党经营的新闻学校学习。当她的父母不让她去的时候，她打个了包裹就独自离开了，并发誓再也不回去。三个月后，1949年10月1日，共产党完成了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倪竞雄在新闻学校见到她的时候，彭令昭已经开始用林昭来介绍她自己，放弃了自己的姓来与她的家庭划清界限。她看起来是个可爱的少女，苗条的身段穿着白衬衫，帆布工装裤，把自己的长发梳成辫子，末端系着丝带。与班上的其他人一样，她全身心地为党工作，并以其优美的诗歌，敏捷的才思，尖锐的言辞在学校中出名。
与她的同学一样，林昭在1950年的一个夏天被任命为土改队的一员。共产党共派出了数千只土改队，以废除让中国农民世代困于悲惨生活的不公平的土地所有制，剥削性的地租，和苛捐杂税。工作队从一个村庄移动到另一个村庄，从地主手中把土地分给曾为他们辛勤劳作的农民。为了取得土改成功，工作队需要让广大农村人口安心，因为这些人不确定共产党的存续，并且依然害怕那些统治了他们的村庄很久的有影响力的士绅们。这并不容易，并且全国的大部分地方的工作队都诉诸暴力来解决问题了。他们组织了大会，鼓励农民“诉苦”，讲出他们过去的遭遇，而此时地主们则被拉出来羞辱和折磨。毛泽东告诉工作队不要在农民痛斥这些“阶级敌人”的时候加以干预。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至少一个，有时是几个地主和他们的亲属被打死或被处决。到1952年，死亡人数已上升到高达两百万。自2000年前的汉朝以来一直支配着农村地区的地主阶级，很快被消灭了，将近一半的耕地被没收，分成小块分给农民，包括首次拥有地权的妇女。土地改革，让共产党证明了它有能力在农村地区为普通人改善生活，并使自己成为一股为人畏惧的力量。
如果说林昭已对党这种用如此野蛮手段达到目的的行为有所疑虑的话，至少她从未在她的同学面前表现出来。“我们都明白土改是巩固祖国的重要环节”在当时一封给倪竞雄的信中她写道。“我们的岗位是战斗的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也对不起党和人民。”在另一封信中，她又说：“我对地主的仇恨正如我对祖国的爱一样。这种爱与恨，它们都是促使我前进的力量。”在倪竞雄的帮助下，胡杰找到了林昭当年工作队的领导，现在他是个退休的公务员。他们三人一起来到靠近上海的八里乡，林昭当年进驻的地方。伫立于一片郁郁葱葱的稻田中间，此人回忆道，林昭是如何命令一个地主在冻结的水缸里过夜的。后来，她告诉她的同志们，他的尖叫声使她感到“残忍的快乐”，因为村里的居民终于不再害怕这个男人了。
“几天前，‘51’队在镇里处决了超过10个人。”林昭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其中的一个汉奸，地主，恶霸是我负责的。从收集材料，组织批判，直到公开审判，我决定了他的命运。执行后，有些人没有足够的勇气去看看，但我做到了。一个接一个，我看着那些被枪毙的敌人，尤其是当地恶霸。看到他们这么死了，我感到与那些在他们手下受苦的人一样自豪和高兴。
尽管林昭把自己奉献给了党，她的同志有时仍会批判她“小资产阶级”，原因包括她读的书，她写的诗，但最常见的原因是她指出别人错误时直率的方式。虽然她批判了自己的父母并三年没有见他们，她的权贵出身和她父亲在国民政府任职的经历还是让她很容易遭到攻击。有一次，她父母给她写了信，她回信说他们应该忏悔他们的“不端和罪恶”但即使这样对党来说依然是不够的。“我在看父母近日的来信时还是太单纯了，那些信看上去一改过去落后的论调，甚为进步”她在对倪竞雄的信中写道。“因为这些我就肯定他们不是反革命分子。但是经过团内同志们的帮助，启发，才使我认识到，为反动派做事这本身就是一种罪恶。更使我认识到，自己的政治水平和阶级认识离开党的标准还很远。”她对于党的忠诚是彻底的，正如她对政府建立的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一样，林昭开始将其形容为父亲。“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她对倪竞雄写道。“我知道我在这里，他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胡杰并不觉得林昭的奉献是不寻常的。他知道这种对毛泽东的信仰在党的统治的初期是普遍的。他自己也曾在孩提时代，在文革中挥舞着红色的主席语录。即使是土改中丑陋的暴力也未使他惊讶，因为他知道推翻这样的一个牢固而不公的经济制度时极端措施是必要的。但当胡杰听取了倪竞雄的故事，阅读了林昭的信件之后，使他困惑的是，这样的一个狂热的毛泽东及其统治的信徒怎么会陷于囹圄长达十年然后被枪决呢。胡杰和倪竞雄拜访了一位退休教授，这位退休教授描述了他，林昭和其他几人是如何在1960年因为出版一本地下杂志而被捕的。但这个教授不能回答胡杰心中最困惑的问题：为什么林昭背叛了她所爱的党呢？还是说党背叛了她？
旅行结束后，胡杰陪同倪竞雄来到上海，那是她退休后的住所，也是林昭在牢中度过她人生中最后几年的地方。倪竞雄把他介绍给其他几位认识林昭的人，并且带他去看了林昭家曾住过的二层公寓。胡杰之前一直想拍摄这个地方，因为这在倪竞雄和林昭的妹妹给他讲述的故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一天是1968年5月1日，林昭已在上海被关押了好几年。她们的父亲已经自杀，妹妹与她们的母亲一同住在公寓中。那天下午，他们听到了她们窗下有一阵骚动，一名男子正在出声寻找林昭的亲属。之后是敲门声，她们开了门，一名警察站在门外。
“谁是许宪民？”他问。
“我，”林昭的母亲回答说。
“你是林昭的母亲吗？你的女儿被处决了。付五分子弹费。”
这名老妪一时没反应过来。警察再次说话，音调提高了：“怎么啦，拿五分子弹费。你的女儿已经被执行枪决了。”
在她母亲站在门口惊呆的时候，林昭的妹妹冲进另一个房间，颤抖着打开抽屉取出了5分钱——比一个便士还要少——然后回去把它交给了警察。直到警察离开，她的母亲才意识到刚刚发生了什么。突然间，她悲伤地倒在地上，抽泣着说到，如果她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她的女儿绝不会度过如此多磨难的一生。被处决时，林昭36岁。
胡杰的研究一开始进展很快。几乎每个星期，倪竞雄都会寻找到一个林昭的同学或熟人，然后给胡杰打电话。然后他就会踏上一班列车去上海见她。她会介绍他，然后让人们在镜头下接受采访。一切都进行的很顺利，胡杰确信他能在一年内完成这部纪录片。然而几个月后，倪竞雄的电话变少了，然后就停止了。她的线索已经用完了，但胡杰远没有了解林昭身上发生了什么。
另一个问题也出现了。他没钱了。由于失去了工作，他已经将自己的积蓄全花在了这项工程上，来购买录像带，车票，以及其他花销。他的妻子仍在银行工作，但他们已达成协议，他拍片只花他自己的钱。他们需要她用她微薄的工资养家，抚养他们的儿子。他们还同意他绝不会向她借钱拍片。或许可以通融，但胡杰明白林昭的片子已经让他的婚姻很紧张了。他和他的妻子在他还在军队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她对他这些年来的多样的职业变化表现出了耐心。当他辞去空军在他退伍后给他安排的无聊的公务员职位时，她支持着他。她在他尝试油画并转向纪录片的时候也支持着他。但被新华社开除就不一样了。她曾强迫着他找到那份工作，部分是为了让他安顿下来并为养家糊口承担起更多责任。现在他离开了新华社，她担心他会辜负对她的承诺，把家庭又一次放到了第二位。她常抱怨他觉得他欠社会的比欠他们娘俩的更多，而他们仅以她的工资过日子会紧巴巴的。
所以他们一致同意，如果胡杰需要采访别人，他要自己赚他的旅费。通常他靠当婚礼摄像师赚钱。这是一项耗人而无聊的工作，整整一天他都得站着拍摄结婚的夫妇，然后在别的日子把片段剪辑成影片。胡杰尝试认真对待，把每个婚礼当成是纪录片一样，注意用不同手法剪辑每一部片子，通常还带着不同技术和风格的尝试。他的一切努力将化为每场婚礼200元的报酬，大约25美金。他的妻子有时候讽刺他，嘲笑说他被涮了，因为中国最优秀的婚礼摄像师居然才拿到这点钱。
由于倪竞雄的联络变少了，胡杰拓展了他搜寻信息的渠道。但他不能去图书馆来查找这段时期的资料。即使他在新华社的时候，他也没有查询党的档案的资格。唯一了解林昭的事情的办法就是去拜访认识她的人。从新闻学校毕业后，林昭被安排在常州市的一个党报工作，这个城市位于长江畔，南京与上海之间。之后她参加了1954年的高考，获得了江苏省文科状元，之后被久负盛名的北大中文系录取。她与党不和的原因一定在她在这里读书的这段时期里。因而胡杰把他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北方，并且联系了他在北京认识的所有人，他在那的空军带过几年，还在那的艺术家聚居区住过。他还回去找了倪竞雄和通过她认识的人，并且拜托他们协助他寻找北京的林昭同学。
他坐着火车从北京到南京来来回回，每次都在便宜的硬座席上坐整整14个钟头。在北京他常与自己的姐姐住，她是个摄影师，在城市的东边有一座公寓。慢慢的，他开始拜访和采访认识林昭的人，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还原她在北大上学时的场景。他得知，林昭是她班上最年轻的成员之一，也是最受欢迎的之一。校园里的小伙子对她尤其感兴趣，不仅因为她是班上最漂亮最聪明的，也因为她看起来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她的穿着略微时尚一点，举止也略显大胆。她的外表很纤细，和小时候一样常常生病，但她喜欢喝酒和跳舞，更喜欢用诙谐的话与他人唇枪舌剑。在政治和文学的讨论上，她可能很直白，甚至生硬，因为她从柔化自己的语调，来迎合中国传统的女性气质。她也是个优秀的学生，是教师们的最爱之一。她以大二生的身份成为一个校园诗社的编辑，之后一年又成为了校文艺杂志的诗歌编辑。
开始时，胡杰追踪到了几个在北大追求过林昭的人。张元勋曾在学生时代与林昭在校文艺杂志共同担任编辑。现在他是一个曲阜的一个中文学者。这座城市常作为孔子的诞生地而闻名。张元勋有充分的理由拒绝与胡杰说话。作为一个当地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拥有校园的超市——他有足够多的东西可以失去，而讨论官方想要抹杀的事情几乎没有报偿。他非常了解反抗党的潜在后果。反右运动之后，他在劳改营待了超过20年。胡杰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一份著名的广州报纸，南方周末，曾在1998年成功规避了审查，发表了一份对张元勋的采访，内容涉及了禁忌的话题。文章中有一小段关于林昭的，这在她的老同学中传播甚快。它将林昭形容为“40年前就坚持真理不惧强权的英雄，”胡杰认为这很振奋人心。这是他在保存历史的努力上并不孤单的证明。这或许是20年来林昭的名字首次在中国报纸上被提到，胡杰明白南周的编辑们让它通过一定很难。胡杰也因为另一个原因被这篇文章所鼓励。如果张同意冒险接受南周的采访，或许他也愿意帮助胡杰完成他的纪录片。
因此，用着来自另一部婚礼影片的微利，胡杰买了一张去往曲阜的车票。他并没有预约或者先打个电话，他只是未声明地去见了张元勋而已，因为他不想给他一个说不的机会。到头来没什么需要担心的必要。胡杰采访的所有人中，张元勋是最快决定接受采访的。他是个争强好胜的老人，一头浓密的花白的头发，戴着大而厚的眼镜。他表现得信心十足，他说起话来丝毫没有害怕或者犹豫，并且常常激昂地用手比划着。起初胡杰以为张元勋之所以无所畏惧的原因是居然他已经从那么多灾祸中幸存了下来，党能做的能够威胁到他的事情已经很少了。但当他听他说话时，他意识到原因不止于此。他注意到了这位老人的悲伤，他也意识到张元勋对他的倾诉出自一种个人责任感。张元勋最终告诉他他对林昭做过一个承诺，并且打算信守它。
他的故事开始于1957年春天。共产党已经巩固了自己对国家的控制，用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与农村的土改一样暴力——建立了城市政权。它所努力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已经接近完成，私有商业全部都国有化了，曾经分给农民的土地也收了回来，被组织成了合作社。经过数十年战争，中国获得了和平，与美国在朝鲜半岛上打成了平手。但在毛泽东紫禁城内的一处居所的高位上，他并不满足。党在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加强了控制，并且已经疏远和遏制了这个国家的知识精英，他也知道没有其科学家，学者，思想家的帮助，中国的现代化很难实现。或许让他更烦躁的是，党似乎从群众中渐行渐远，并以开始固化成一个和它推翻的没有什么不同的特权阶层。波兰和匈牙利的起义说明了共产党失去了与群众的接触时会发生什么。毛泽东的解决方案，至少是他在公开场合宣称的，是大胆邀请党外人士来批评共产党统治并提出改进建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宣称。虽然他的领导层的同事对于可以自由攻击党感到紧张，毛泽东似乎相信已经赢得了群众的心，并预言其批评会像“和风细雨”一样， 能够让党改正错误。
百花运动开始时进展缓慢，因为地方干部并不涉入，而知识分子考虑到党的暴力记录时对于当出头鸟心存疑虑。然后在1957年春天，毛泽东踏上了东部中国之旅，来开始这项运动。他保证说对于让人们发泄对政府的不满这件事上他是认真的。就这样他全力推进了百花运动。到了4月中旬，学者，作家，艺术家，商人，与共产党结盟的少数派政党，以及其他开始鼓起勇气说了出来。他们这样做通常是被党委要求的，因为他们要确保运动是成功的。因为长期被抑制的对于党的沮丧一下子释放了出来，毛泽东语言的“和风细雨”很快就发展成了台风暴雨。到了5月中旬，这股风暴到达了北京大学，张元勋就处在风暴的中心上。
几个星期以来，校党委都召开会议，鼓励讲师和教授们加入运动。但直到5月19号“盛开与抗争”才在北大达到鼎盛。当天傍晚时分，张元勋与他的一个同学，沈泽宜，在一张红色的海报纸上用黑色的大字写了一首诗，把它贴到了主学生食堂外面的墙上。“是时候了！”他们宣布，鼓动他们的同学响应党批评与建议的号召。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 一齐写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里的酸甜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让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的落在头上
新生的草上 不怕太阳照耀
（译者：原书中未收入最后这几句，在此加补）
我的诗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生的藩篱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在当时来讲这是非常惊人的语言，”张元勋告诉胡杰。“在我们中国没有人说这样的话。我们都一致说共产党好，好好好，是是是。忽然说出这样的声音来了，太引人注意了。”
海报的消息传遍的很快，不久一大群学生就聚集起来，用手电阅读它。有的人把诗抄进笔记本，有的对着它照相。张元勋注意到那晚在宿舍楼比起往常有更多的灯亮着，学生们聚成小组，讨论着党的缺点直到深夜。当他在第二天清晨回到海报前时，他的海报被其余数十张海报包围着。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数千张海报被贴在了“民主墙”，以及学校里的建筑物上。第一批海报之一批评了党对于校园事务的干涉，并敦促党委从学校中撤出，以便让北大运行的更民主。许多海报抱怨去国外学习的机会，教职，以及其他毕业后最好的工作都被给予了党员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可靠”的学生，而不是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有几个嘲笑了校园里使用的苏联教材，包括文学课文，它们忽视了西方作家；以及科技书籍，它们声称所有的主要科技发现都是由俄国人作出的。其他要求包括党掌握的秘密学生个人资料应该被摧毁，以及结束无聊的，强制性的政治理论课程。但学生并未把批评集中在教育问题上。他们响应了全国知识分子提出的意见，还攻击了傲慢的党委以及他们享有的特权，并且呼吁民主改革，并要求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也有呼吁重新审视党及其安全部队在之前的政治运动中滥用暴力的情况，还有至少一名学生质疑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甚至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罪行的报告也从英文报刊中被翻译并分发，削弱了党版苏联历史的可信度，并且进一步引发了关于毛泽东是否可靠的质疑。
然而和给党挑毛病的海报几乎一样多的是那些支持党并攻击其批评者的人们。随着辩论加强，学生开始在他们宿舍附近的校园广场上发表演讲，常常能吸引数千人围观，并引发与听众的辩论。一个来自附近的人民大学的年轻女士曾在那的讲台获得了全国性关注。她自称林希翎，谴责社会主义中国很可耻，因为它不民主。学生举行秘密会谈，建立新组织，开始与全国各地大学的同仁们联络。张元勋加入了北大一个名声尤其大的组织，百花社，并被选为其杂志，《广场》的主编。沈泽宜，他的朋友和共同执笔人，被任命为责任编辑。
林昭从文学杂志熟识了这两人。事实上，他俩都竞相吸引其注意。当看到攻击他们诗的大字报时，她去写并粘贴了一份自己的大字报来为他们辩护。她仍是个忠诚的党员，最近写了一系列歌颂党的诗歌。但到了1957年春天，有迹象表明她已经开始怀疑党的某些举动，尤其是最近针对独立思考的一个批判，它在文艺和学术圈造成了多起自杀。所以很自然的，她被百花运动所鼓舞。她相信这是党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请求群众帮它重归正轨。“在这样的春天，到处谈论着整风，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期待着，”她当时写道。
林昭和她的朋友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是，毛泽东已经开始重新思考他发起的运动。百花运动所暴露的群众的愤怒的强度和深度让他惊讶，并威胁到了党的权威。5月15日，甚至在张元勋在北大贴出他的海报之前，毛泽东给中央委员会以上级别的党委官员发送了一份秘密备忘录。第一次，他使用了“右派”这个词语形容那些崇尚资产阶级民主并反对党的领导的人们，并指责他们的“猖狂进攻”。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党并未公开他想法的改变。“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写道。“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回顾往事，张元勋说，在北大毛泽东反悔的第一个迹象或许出现在5月22日。那是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学校食堂外，张元勋站在一大群人中间。从他和沈泽宜公开他们的诗后已经过去了三个令人激动的日子。当晚进行的讨论似乎和校园到处在进行的没什么不同。但后来讨论发生了丑陋的转变。一个又一个学生站在从食堂拖出的桌子上面，开始无情地在意识形态上谴责张元勋。有人指责他是“现行反革命”，这或许是中国最严重的政治罪行。他们都是党员，包围了他，并轮流训斥他。
突然，有人跃上桌子。此时近乎伸手不见五指，人群中几乎没人能看清那是谁。但随后一个女性的声音——这个声音清晰悦耳，又带着柔软的南方口音——升高并压住了咆哮着的男学生们。而吵闹的观众此时安静下来，仿佛被魅惑了一样。在夜晚昏暗的灯光下，张元勋几乎无法认出林昭的脸。但她的话深深烙入了他的记忆。
她说：“我们是不是在呼吁党外人士们提供建议？当他们没有说时，我们推了一遍又一遍的鼓励他们说出来！因此，当他们终于说出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暴跳如雷？以张元勋为例。他不是党员，甚至不是共青团的成员。他写了那首诗，但是这值得这些人这么生气，上升到这种高度去攻击他吗？
“今天晚上开的是什么会？”她说道，“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斗争张元勋么？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你们这些先生，刚才发言的我都认识。都是中文系党员。”
张元勋向胡杰描述着那个场景，动作越来越大，双手挥舞着，边说着边几乎要跳出座位。“就像那样，她让那些人闭了嘴！”他说。“你看她胆大包天。”
他回忆道，林昭继续说着，并且描述她所谓的人的良知和组织的命令的矛盾。她指的组织就是党。但听众后面有人打断了她。“你是谁？”他吼道。“叫什么名字？”林昭毫不犹豫地反击：“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
“我告诉你吧，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呢，我林 昭还没杀人。（译者注：林昭原话有武松这句，但本书中没有）我姓林，双木林。昭，刀在口上之日”她说。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今天刀在口上也好， 刀在头上也好，不考虑了。既然来了，就不考虑刀在哪里了。”
林昭的口才很快在校园内传开了，接下来的一天，开始出现指名道姓攻击她的大字报。但当其他人为她辩护的时候，林昭自己不见了。一个朋友发现她倒在床上，枕头浸满了红酒。她的桌上是她手写的一首诗：
上苍错怪了我，
如果我不能忍受，
谁又会承担这个责任呢？ （译者：这首诗我没有找到原文，所以是直译的英文——汉语翻译到英文又翻译回去）
林昭再也不会把焦点停留在百花运动上。张元勋说，自那天晚上以后，她拒绝参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而是把精力投入到了大学图书馆的珍藏书籍中去。仿佛她已经感到了危险来临，并且在调和她所描述的她心中良知和对党的忠诚的分歧。
校园内的辩论在没有她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党开始孤立批评者并加强控制。“任何与社会主义不合的言论和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宣布。这份声明被用大白字刷在校园内一栋建筑的墙上。在月底，校文学杂志社的编辑们开会决定开除张元勋。这次，林昭站在他的批判者那一方。她还在试图理清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并且仍然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信仰。现在党说他是右派，她也就信了。她真的生气了，张元勋回忆道，并感到他背叛了她。“我有受骗的感觉！”她说。
毛泽东在一周后通过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正式启动了反右运动。“某些人”，这篇社论写道，以百花运动为借口“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他原来的邀请公众批评党的讲话发表在国立报纸上，但毛泽东篡改了历史，增加了一部分限定什么可以被批评的内容——这些在百花运动开始之时他从未说过。口口声声保证了几个月人们不会因言获罪，现在党就开始因言定罪了。
在北大和其他地方，乐观和激动之春让位于恐惧，怀疑，猜忌之夏。当毛泽东的口风由“百花齐放”转向锄去“毒草”，党开始进行政治迫害了。一个接着一个，那些曾表达过“右派”观点的人们被分辨出来，传唤到自我批评会上，在那里他们被要求主动忏悔罪行，指认同伙，批判朋友。许多学生仍然忠于党，并深信他们真的迷失了，遵照了党的要求。另一些学生则相信他们什么都没做错，但试图自救。随着校园内紧张的升级以及运动变得愈发丑恶，林昭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忽视对于党的怀疑。“在这个时候没有声音比任何声音都要好，”在她写给朋友的纸条中他说，这种直白的警告说明了她不再信任官方。她的朋友立刻把这个纸条上交给了党委。
沈泽宜，那个与张元勋共同传做了大字报的人，是第一批忏悔的有名活跃学生。在所有教员和学生面前，他断绝了一切与张元勋的关系。后来，国立报纸发表了他写的文章“我向人民请罪”。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其他人也在越来越大的压力下陆续屈从于批斗会。安全机关的人员的阴影笼罩着最多言的学生们。校园内有关思想的活跃讨论会转变成为了批斗会，有时他们还会动手，把学生们撞向地板并强迫他们低头。有的人撑的时间比其他人长一些，但最终，几乎所有在运动中被针对的人都屈服了。少数学生逃亡到他们的京外的家乡或是到大使馆寻求流亡，但他们都没能逃出党的掌握。最后，无论你认罪与否结果没什么不同。一旦你被打成右派，你就毁了。
当人们纷纷屈服之时，林昭却反其道而行之。她觉得反右运动令人作呕。她很不高兴人身攻击，并且为那些被毁灭的生命几乎发狂。她把党的行为视作对那些最信任它的人们的背叛。百花运动结束后，对于党的批评不再被欢迎，但林昭却决定更加活跃，而不是独善其身。似乎她的良知终于战胜了她对于“组织”的感情，并且她想为虚度的时光作出补偿。她试图帮助张发布最后一期的百花社社刊，并用笔名写了一首苦闷的诗，形容来自同学的批判是“割伤我年轻心灵的大剑，在它上面留下了伤痕。”（译者：同样，未找到原诗，是转译的）有时她公然挑衅，在校园里大声阅读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其中的主角相信他周围的人们正计划着吃他，并请求读者们“救救孩子。”
林昭可以选择别的路，张元勋说。她对于百花运动的参与是有限的，如果她保持低调，或许可以逃过惩罚。但在自我批评会上，她拒绝认错或者表示懊悔。相反，她和那些指责她的人们顶嘴，这让他们很惊讶。作为一个同学回忆说，当党员一问她描述她的意见，林昭回答说，“我有观点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我们不应该像这样的人的攻击。不要这样咬人。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干，那你们就干去！像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好的？，当然不好嘛。”她称党邀请公众来帮它纠错是“虚伪”，而且它现在不关心那些提意见的人的死活了。她拒绝批判张元勋和其他被打为右派的朋友们。当党员继续批评她时，她反驳说他们正在她的身体上起舞，用她的脸擦去他们鞋底的血迹。几个星期过去了，认罪压力很强了。林昭的朋友请求她暂且度过这个难关，说党让她说的话来保全自己，像其他人做的那样。林昭的回应是吞下了过量的安眠药。同学们发现并救了她，但党委之后认为她的自杀尝试是“态度恶劣”，是另一种对人民犯罪的迹象。
到了秋天，反右运动中最糟糕的部分似乎已经过去了。右派被羞辱和禁言了。他们是校园的弃儿，被同学所回避，受到随意的骚扰。但是，那些批斗会都结束了，仿佛校园内已经恢复了日常。人们都筋疲力尽，但是也在随时准备为下一个政治大戏而打断日常。在忏悔之后，张元勋回到他的课题上，希望他能被允许毕业。然而，林昭怀疑党还没折腾完他们。
12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张元勋在一个学校外的书店碰到了她。她的脸被一条白色围巾包裹着，他们的眼神在一张放着平装书和杂志的桌子上方交汇了。两个右派被别人目击到在相互交谈是很危险的，而自从他上次见到她已经过去了几个月。她什么话都没说就离开了书店，张元勋则尾随跟上了她。他们迅速穿过了一条只有星光点缀的黑暗小巷，一直走到一片开阔地，确保周围没有人。“情况越来越糟。我们应该做好被逮捕的准备”林昭说。“记住我家的地址。无论我们受多久苦，都不能失去联系。”他们交换了地址，但不是写下来，而是背下来。一张带着地址的小纸片很可能就被党当作右派阴谋的证据。
警察在4天后的圣诞节早上来找张元勋。他被打为“极右”，并被判处8年劳改，地点在北京南郊的一个监狱农场。这是22年折磨的开始。林昭被判处3年“观察”下劳动。在北大还有其他1500人受到处罚，几乎是8000名师生的五分之一。他们中有些被允许留校，但很多人失去了工作，被驱逐出校或者更糟。沈泽宜，与张元勋合写大字报的人，被送往陕北的一个劳改营。一个数学讲师因为翻译赫鲁晓夫的演讲被判终身监禁。百花社的创立者都被判重刑。
全国范围内大约有50万人被送进劳改营或是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在许多地方，由于党魁们下令至少要抓5%的右派，许多未批评党的人也被打为右派，这样官僚们才能达到他们的定额。毛泽东为这场严厉打击正名，他指责他的两个部长，小型合作党的领导人是右派，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前后言行当然是自相矛盾的，他指控的人做的事情就是他之前叫他们做的。但党说这是因为百花齐放政策是用来“引蛇出洞”的。
8年后的1966年，张元勋完成了他的刑期，但劳改营命令他接受“继续改造”。唯一的变化是，他可以一年回一次家。张元勋考虑着另一个旅程。他没有忘记林昭的家庭住址，于是决定再见一次林昭。她那时已被投入监狱，但她的母亲告诉官方他是她的未婚夫，以便让他俩相见。林昭仍然拒绝承认任何罪行，监狱想要他说服她“改造她的思想。”张元勋有同样的目标，他为她的健康担心，认为她应该屈服了，这样才能被尽早释放。
1966年5月他见到了她，那是她被处决前两年。当时他在一次回家之旅上偷偷地溜到了上海。现在他正在提篮桥监狱的会见室等待着。二十余名武警和其他监狱官员先进入房间，然后林昭在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女人的帮助下最后走进房间。林昭的脸色苍白，面容憔悴，衣衫褴褛，头发已经花白。她的前额绑着一块手帕，在上面她潦草地用鲜血写着一个字：冤。但她一见到她的老朋友嫣然一笑。对于张元勋来说，他仿佛又看到那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以及飞飘着的白绢蝴蝶结的昔日风采。监狱官员很惊讶；后来他们说之前他们从未见过她的笑容。
官员们留在了会面室，但林昭不介意。她告诉张元勋她被折磨，监狱鼓励其他犯人在每天的“批斗会”上打她，她害怕被强奸。一名监狱官员插话，让张元勋不要相信她，因为她神经不正常。但林昭反驳道：“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张元勋试图转移话题，急切地要求林昭与当局合作来争取释放。但她回答说，官方已经决定处决她了。说话时她咳嗽着，咳出血来，吐在卫生纸上卷起来丢到地上。“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她对张元勋说。“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她让他帮忙收集出版她的诗歌，散文，信件，在她身后照顾她的母亲和妹妹。然后她就哭了。房间里一片寂静。监狱官员说，他们也从未见过她哭过。
之后，林昭回忆起在百花运动时感到被张元勋欺骗的事。“我最恨的是欺骗，”现在她对他说。“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
他们几乎没时间了。林昭让张元勋走近，他就绕过桌子坐在她旁边。她说她有礼物给他，说着取过一个随身携带的布包，在里面翻了一会。张元勋很好奇是什么。林昭把一个小物事取了出来，他无法立刻看清那是什么。之后她把它置于他张开的手掌上：一个小帆船，用一张糖果包装用的玻璃纸折成。
3
胡杰盯着手中的小纸船。这是一个脆弱的东西。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张元勋妥善的保存着它，将其视为秘密财宝，现在他把它交给了这个制片人。他说他年纪已经大了，害怕它会在他逝世时遗失。
在这次监狱访问后张元勋再也没有见过林昭。相反，劳改营的管理员把他单独囚禁起来。他的小囚室是一个没有窗户和灯光的，充满蚊子的压抑的房间。只有被审讯时他才能出这个囚室。审讯他的人怀疑他和林昭的会面是某些对抗党的计划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些审判会中的一次上，在1968年夏天，他被告知林昭被处决了。“你有什 么想法？”劳教人员厉声问道。张元勋已经完全被击败了，他回答说：“没有想法！”他仍在囚室里又待了138天，然后在囚犯农场和煤矿做了10年苦力。在文革的恐怖之下，他和他的家人几乎毁坏了一切可能用来迫害他们的东西——旧的信件，杂志，照片。但他保留着林昭的小纸船，用纸包装好藏了起来，因为谁会怀疑这一小片叠起来的玻璃纸有什么涵义呢？
现在他想让胡杰保留它。他希望把它交给知道它是什么，从哪来以及对他有什么意义的人。胡杰不发一语接过了这份礼物，并承诺他会照顾它，他觉得他似乎也承受了张元勋的负担——他同意保存林昭的回忆，讲述她的故事，履行张元勋在多年前监狱之旅上对她的承诺。
两人一连谈了5天，有时开着相机，有时关了相机，在他们饿了或者累了的时候才休息。张元勋是一个非常好的讲述者，胡杰完全沉迷在他的故事里了。这些故事对胡杰来说几乎都是第一次听说。以前他对反右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他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还与毛泽东有些关系，但直到张元勋对他讲述了之后，他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他了解了这一事件的规模和重要性。他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是党背叛它会在民主政治上前进的承诺的时刻，这一承诺曾经为它赢得支持，掌握权力。事情变得很清楚，政府不能容忍甚至是忠于它的异议。胡杰为百花运动的规模和热情感到惊讶，也为反右运动的无情感到惊讶。但最让他震惊的是它已经完全从公众的记忆中被抹去了。他不知道这么大的事件怎么这么快就被遗忘了？一个国家对其数百年前的王朝和皇帝比几十年前的人们和事件还要熟悉，这意味着什么？胡杰坚信，一个社会就这么经过反右这样的灾难却从不讨论它，这既不正常也不健康。他怀疑是否就是历史知识上的无知阻碍了社会进步，如果这种对于过去的无知使人们无法议论林昭和她的同学并从中吸取经验的话。比如说，如果学生们更熟悉前辈们在百花运动中的观点的话，天安门民主运动会怎么样呢？还有别的事情让他不安。如果连他和他的同龄人都不知道这样重大的事件，这些知识怎么才能传给下一代人呢？
在回南京的火车上，胡杰决定改变影片的焦点。他不能以倪竞雄为中心构建这部纪录片这个故事太大了。他需要一个更大的框架。这个框架不仅要能够探寻林昭的生活，还要能承载她生活的戏剧性的时代。他希望能强迫人们重新思考过去及其对现在的教训。和胡杰的很多同龄人一样，他很久之前就总结道共产主义是一个失败的东西，在他看来无论党口头上怎么说，它早已把资本主义当成是通往光明未来的康庄大道来施行着。但张元勋的话给了胡杰一种看待中国的共产主义经验的全新视角。他意识到，这不只是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或经济理论，而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一件不寻常的事，建立完美社会的尝试激发起了一个国家的热情，结果却是规模大到无法想象的残暴。这是人类事物的一次伟大实验，却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悲剧，胡杰惊异于回顾来看它是多么的奇怪。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人们又怎么会在反右运动后还跟着毛泽东创造了文革这样的灾难？经过这一切之后，党是怎么保持它的权力的？他将林昭的生活放入历史背景之中，希望借此用纪录片让人生发这些问题。把片子局限在某人周围可做不到这些。他必须放弃早期影片中的旁观风格，扮演一个更活跃的角色，自己来充当电影的中心人物。他希望找到并采访更多认识林昭的人，以及其他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这意味着做更多的研究，耗费更多的时间，花更多的钱，而胡杰相信这些努力是值得的。他向他忧虑的妻子保证，这部影片将非常特别，是他迄今为止最好的影片。
这是一项缓慢而艰难的工作。一个接着一个，胡杰追踪到那些采访对象，试着让他们与他聊聊林昭。他们一再地拒绝他。有些人很粗鲁，有些人带着歉意，但他们的回应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恐惧。在胡杰给他们打电话时，可以从他们的声音中听出来，在胡杰未经预约就来到他们门前并解释他是做什么的时，可以从他们的眼神和身体语言中看出来。胡杰拜访的一对夫妇被文革伤害的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现在还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用报纸包好，以便随时打包逃走。胡杰想要采访的许多人都是前右派，他们的悲惨经历教给了他们警惕。在毛泽东死后他们被“平反”并给予新的工作，但是迫害他们的党依然掌权，他们辛劳过的劳改营仍然敞开着。他们知道说出来有可能会有后果，胡杰也理解他们对谈话的抵制态度。他们已经失去他们生命中的太多了，他们想要安享晚年。并不是说他们已经遗忘了过去，而是他们记的太清楚了。
但不是每个人都不愿被采访，也有人愿意敞开心灵。大多数人起初都很谨慎。他们也曾受过罪，也曾害怕过。但一旦他们克服了最初的犹豫开始倾诉，他们通常就停不下来了。他们都经历了太多了，又封印了自己的记忆，压抑了自己的感情太久了，当他们开始谈论林昭，就像是开了水闸门一样。往事一下子都回到了眼前，他们常常不间断的谈几个钟头有时他们似乎把采访当成了一种治疗，胡杰常常在会面结束时精疲力竭。其中的许多人没有与任何人分享过他们的经历，甚至连家人都没有。有几个人要求采访不在家进行，这样他们的孩子就不会得知他们的悲惨遭遇了。他们告诉胡杰他们说出来是为了林昭，但他感觉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参加了被党所埋藏的历史事件，因为党否认他们所经历的历史事件，他们的存在都仿佛被抹消了。这个国家正在前进，展望未来，似乎没人对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感兴趣。无论是记者还是历史学家都不去采访他们，除了偶尔在走私进的出版物和录像之中，他们也从未见他们经历的在书中或是杂志中或是电视上出现，当他们老了之后，他们担心，当他们死后，人们还会记得多少关于百花运动和反右运动的事。然后，却凭空冒出来一个电影制片人，请求聆听他们的故事，记录他们的回忆。成为见证人的渴望一下子战胜了沉默的本能。通过和胡杰谈话，他们拒绝让历史遗忘他们。
当为胡杰打开大门时，一个人曾泪流满面。陆佛为是一个70岁的退休新华社记者，但他曾是林昭的党支部书记，中文系的同学，并曾附和过把她打为右派的决定。他在沙发上坐着抽泣了几分钟，才重新整理了自己，开始对胡杰说话。“林昭当时说的都是常识。并不是她地识别能力特别高，这只是常识，”他说。因为我们处于历史的低谷，常识就是反革命。”在毛泽东死后，陆佛为曾在一篇关于文革的散文中提到了了林昭的死刑判决，并为她组织了一场低调的哀悼会。在会上，她相片的两侧放置的红丝带上路写了两个标点，而不是传统的挽联。一个是问号，另一个是惊叹号。
在每次采访中，胡杰都会收集到关于林昭的更多的资料。他得知被打为右派后，她本被决定送往煤矿劳改，但一个教授考虑到她的健康安排了她去校园内的苗圃服刑。在那里，她与谭天荣，北大最有名的学生右派，百花社的创始人之一有了一段短暂的恋情。胡杰追踪他到了港口城市青岛，自劳改营释放后他被任命为那里一所大学的教授。谭天荣一开始拒绝采访，甚至在胡杰写信请求了他，并给他寄去林昭的照片后亦然。随后胡杰去了青岛亲自见了他。站在公寓的门口，他再一次被谭天荣拒绝。但胡杰不让他关门。他一再说记录这段历史是多么的重要，并争辩说至少让他不开机采访他。过了将近四十分钟，谭天荣终于让步了。“如果不是因为林昭，”他说，“我绝对不会让你跨进这个门一步。”过了一会儿，他也同意在镜头前说话了。他描述着在劳改营之前他和林昭一同享受的那段很短的日子，并回忆起了1958年夏天他们的一次对话，当时他们正在党的号召下打蚊子。“她对我说，‘我一整天心里都感到好笑，笑这疯了的党。’”他回忆说。“但那个时候我只感到痛苦。从来没有象她这么去想这个党疯了。”
1959年底，林昭被允许回家保外就医。她的父母当时已分居，她的母亲住在上海，父亲住在苏州。她和他们都和解了，并为曾对他们做过的谴责道歉，那是她还是个被党所迷惑的年轻人。一年后，在她被逮捕之后，她饱受磨难的父亲自杀了。
在胡杰第一次与倪竞雄同行之时，胡杰曾采访了一位退休教授，告诉他林昭1960年因协助出版一本批评党的地下杂志被逮捕。现在胡杰要把她加入的这封杂志列入考量。反右运动中她被从轻发落并被允许回家接受医治。如果她能忍住不参加进一步的政治活动，就能躲开那造成的最糟糕的结果。但林昭非但没有低下头做人，反而还联络了几个位于兰州的物理系大学毕业生。兰州是一个几千英里之外位于甘肃省的边境城市，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北京上过大学或是上海本地人，但党把它们送到西部去，以便与那些军队在制造原子弹的偏远的实验室和试验站离得近一些。他们是中国最聪明的一批年轻人，但因为在甘肃他们是外来人，在反右运动中当地干部拿他们开刀，并将它们送到乡下去劳动。几个学生在回家时碰到林昭，她迅速加入到他们出版一本批评党的政策的杂志的计划中去。用油印机只印出了一期杂志，官方就逮住了他们。1960年九月，警察在兰州逮捕了与出版有关的40名师生，还有当地同情他们的一位党委领导和几十名群众。几周后，警察也在苏州逮捕了林昭。
胡杰寻找过杂志的拷贝，以及能解释是什么驱使着林昭参加这样一项危险的行动的人。最终，他在党史的另一章里找到了答案。胡杰听说过1958年到1961年间横扫全国的饥饿，但他常常听到的解释是这场灾难规模有限，起因是“三年自然灾害”。现在，随着他对林昭一生研究的加深，他了解到了真相。确实有饥荒，但它规模既不小，原因也不是自然灾害。事实上，有三千万——或者多达五千万人——在这场由党的政策，尤其是为人熟知的大跃进，所直接酿成的灾难中饿死。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是一场把中国建设成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尝试，具体做法是动员全国人民进行一场疯狂的经济生产加速。在全国农村，成立了大型的公社，在那里，农民被迫集中自己的土地和财产，三餐都在大型食堂解决，工资由“工分”所取代。同时，党宣布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经济目标，比如毛泽东发誓要在钢产量上15年内赶英超美。成千上万的人被转移到一钱不值的工业计划上来，其中最有名的是“土法炼钢”，农民将他们的金属物品——厨具，自行车，工具——填到粗糙的炉子里炼钢。农民被要求花费更少的时间在田里，更多的时间在这些愚蠢的计划上，并鼓励在新建成的食堂里多吃，因为大跃进被认为一定会成功。正当官僚们发送丰收的虚假报告来奉承毛泽东以保住他们的工作之时，一场中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人造灾难正在拉开帷幕。
当饥荒发生时，那些被打为右派的人从近距离旁观了它。在城市出现严重的食品短缺，但在农村，情况更加严重。许多右派正是被送到了那里进行劳改。他们告诉胡杰老幼是怎么先死亡的，壮年是怎么靠吃树皮昆虫甚至是泥巴存活下来的，在最令人绝望的地方人们是怎么被迫食人的。这是胡杰做过的最艰难的采访，他常常一边拍摄，一边在相机后面哭了出来。黄政是一个右派，朝鲜战争老兵，在苏州与林昭结交。他告诉了胡杰他在一个长江畔曾经很富庶的地方的劳改营的任务。
1961年冬天，在农场我们每天要起来抬死人，抬出去埋，每天不是一个两个…把他们自己的被子包一包拿来根草绳两边扎一扎，外边再用麻绳一个套在脖子上，一个套在脚上。两个人拿着一根长毛竹，这么粗的毛竹，一蹬，一蹬，抬几里路到西支河边。挖了坑，埋掉，叭、叭、叭把他们埋掉。埋掉了有一个土包包。
好，你埋掉了。老百姓都有看好了。一个， 二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四十个。等你走掉以后，他把那些才埋好的人翻出来。翻出来他要什么呢？要衣服，要被子。苏北的老百姓穷的连被子也没有。第二天我们过来看到他们把坟头扒得一团糟…我们必须处理好尸体。他们赤身裸体，但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我们只是能把他们用土埋起来而已。
饥荒蔓延之时，只有一名党的高官鼓起勇气来指出这显然的事实。彭德怀，国防部部长，革命战争和朝鲜战争的英雄，给毛写了一封私人书信批评大跃进，并描述了在他最近的家乡之旅中看到的附近农村的惨状。毛泽东的回应是，将这封信在1959年的一次党的全体会议上分发，并发动了一次针对彭德怀的猛烈攻击，将其污蔑为谋划对抗全党的右派。这是一个荒谬的指控，但在政治舞台上是非常有效的一击。毛泽东威胁道如果党的其他领导人不支持他他就退党并领着农民进行一场新的针对党的革命战争。摊牌一开始就结束了。再也不会有政治局委员敢于公开挑战主席了。彭被羞辱并剥夺权力，毛泽东又发动了另一场党内清洗，600万人被惩罚，让反右运动黯然失色。为了证明彭德华的错误，党加速了大跃进的步伐而不是停止下来，于是全国又有数百万人死于饥饿。
林昭从一开始就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她所嘲笑是“疯了”的杀蚊子的努力是运动的早期阶段。但如果说她只是嘲笑党灭“四害”——还包括老鼠，麻雀，苍蝇——的运动的话，她被接下来农村发生的大面积饥荒的报告，也被党的官僚顽固地拒绝对之做些什么的态度所激怒了。这些使她冒着被投入监狱的风险与甘肃的学生一起出版地下杂志，在那里饥荒尤其普遍。“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会因此而受罚”这些学生之一，顾雁，告诉胡杰。“但是觉得不做不行，总要有人出来。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出来时。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当胡杰寻找并采访与这本杂志有关的人士的时候，他发现林昭和她的朋友还用油印机印刷了一份给党魁们的公开信，以批评大跃进政策，抗议彭德怀的被废黜。但他采访的人都没有这封信或是这本杂志的副本。这些材料全在林昭及其他人被抓时被警察截获了。
胡杰一直在寻找林昭作品的样品。他想听听她描述自己经历的话，并问了所有他采访的人是否保留她的任何信件，散文，诗歌，任何可能反映她当时思想的东西。大多数人说他们早已毁掉了一切这类动东西来防止当局利用这些对他们不利。但有时他会碰到一封老信，或者照片背后潦草书写的诗句。有几个人告诉胡杰林昭会定期地抄写她认为重要的作品，把它们交给朋友妥善保管。仿佛她知道她的言论有遗失的危险，而某一天，某些人会想要恢复它们。比如在她被捕之前，曾让一位她尊敬的大学系主任保管一叠她的作品。然而这位系主任已在文革期间将这些作品付之一炬。
胡杰了解到林昭曾在1962年因保外就医被释放了几个月，在那期间她写了一系列的政治散文和书信，包括一封给当时的北大校长的。每件作品完成之后，她都给警察和监狱官方各给一份副本。但她也给了她的一位老同学一份。这位同学政治上不很活跃，逃过了党的监察。胡杰找到了这位同学，安排了与她的会面。但在他成行之前，他接到了她儿子来的电话。这名妇女已经去世。他问这人他的母亲是否在她死前说了关于林昭的什么，或者给他留下了一个包裹。这人说他会找找，但几天后他打回来说他什么都没找到。
这种失望在胡杰的研究中很常见。但他还是相信林昭已经预先考虑到并将她的作品的副本藏了起来。他相信某处一定有着一份收藏，正在等待他去发掘，而且他下定决心要找到它。与之相比他不那么确定能否得到她在监狱里写的血书。但他同样有信心他能找到。他已经发掘了如此多的被埋葬的过去，他已经开始相信党不能把这些东西永远藏起来。
胡杰经常回过头来看望这些他采访过的人。起初他和这些人保持联络完全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新的材料或者是联络到了其他人供他访谈。但后来他发现自己访问他们完全是为了找伴。在他纪录片拍摄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独自工作的。他没有同事，除了姐姐和少数几个人，也没有其他人可以与他讨论这部片子。他的大多数朋友对其不感兴趣，并不能理解他对一个很久之前死去的女人的执迷。但那些他采访的六七十岁的老右派们，无论男女，都赞赏他所做的工作。他们共担了记录林昭的一生的承诺，而且他们也懂得记录他们生活过的这部分历史的责任。胡杰感到在这些人身边很舒服，而他们也欢迎他进入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能够理解孤独。
胡杰认识并结交的其中一个人就是北京的一个退休图书馆管理员甘粹。他是一个快70岁的不起眼的人，留着稀疏的白发，有着黑色的锐利眼睛，烟熏的茶色牙齿。作为一个右派，他把他人生中的一大段时光都花在了在沙漠省份新疆做苦力。这份经历给他带来了从未完全消失的粗鲁，即使是他平反并授予一份在北京的研究所里研究文学的职位后也是如此。他穿着很朴素，有时很粗心，很少考虑时尚。他的一套典型装束可能包括一件破旧的运动衫和绿色迷彩裤，或者一件只扣着顶部几颗扣子的夹克衫。当他俩第一次安排见面时，胡杰两次经过甘粹都没认出他，因为他更像是一个老工人而不是一个文学学者。但是甘粹知道怎么讲故事，胡杰每次去北京都要见他。他喜欢坐在甘粹狭小的公寓里，与老人共享一壶茶，听着他的一对金刚鹦鹉叫道“你好！小姐！你好！小姐！”每一次访问，胡杰都分享了他更多的过去
年轻时甘粹曾在人民大学，一所在北大附近由党新建立的在革命后培养干部的大学，的新闻系学习。在百花运动时，他佩服那些指出党的缺点的人，但他也足够精明，因而他自己从未进行过演说或是贴过大字报。他的记录一尘不染，如果不是反右运动开始时的一个意外，他可能毫发无损地过关。当时，校园中最著名的批评党的人是一个年轻的法律部女学生，林希翎。在北大她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演讲。她斥责党不民主，并用从她担任中共高层官员的男友那里获知的细节支撑她的论点。她将党对独立思考的压制描述为斯大林主义，而当时斯大林仍被当作英雄，而且她甚至质疑毛泽东本人。“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她质问道。这样的大胆行为为她在全国大学都赢得了追随者，但也让她成为了攻击目标。当反右开始之时，党的官僚埋伏了起来。作为校园学生会干事，甘林被告知邀请林希翎到西陵进行公开辩论，但是要确保其变成一个批斗会。他按着被告知的做了。他叫起来的前七个发言人，按着党的剧本，发言谴责她。然后，林希翎问她是否有权利发言。毫不犹豫地，甘粹给了她发言权。她还没说几个字，那些忠诚的党员们就叫嚣着她下去并从她手中夺走了麦克风。在这个火爆的时刻，甘粹斥责那些打断他会议的学生们：“你们只让自己说不让她说，这样子有意义么？”这次爆发的代价是二十二年的生命。当大学找不到足够的右派来满足党的定额时，甘粹被指控“同情支持林希翎”并被加到右派名单上。
起初他获得了最轻的惩罚，一种允许他留校的缓刑。他被告知去新闻系的参考书图书馆工作，在那里，他遇见了林昭。那时她已经二十六岁了，在北大苗圃之后她又被送到图书馆工作。他们是图书馆唯二的工作人员，工作就是通读和索引那里的旧报纸。但他们的上司是一位慈祥的女人，她授权他们去读图书馆大量的旧书收藏。甘粹曾发现一本罕见的雕版印刷版的明代色情小说金瓶梅，并把他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上面了。林昭的品味则更高雅一些，她喜欢古汉语写成的清代小说。当她看到甘粹读的书的时候，她笑了，并为他找到了一本14世纪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淫秽中篇小说集，十日谈的翻译本。
作为右派，他们都是校园的弃儿，自然地，他们成了朋友。当林昭冬天得了肺结核，停止工作的时候，甘粹每天去探望她并照料她直到她恢复健康。他往她冰冷的宿舍搬进了一个火炉并确保她有足够的煤和柴火，并给她带早餐和午餐。当她对食堂的乏味饭菜失去胃口的时候，他每天早上5点起来坐车去市中心的酒店，只为给她带一碗可口的广式粥。林昭开始恢复健康的时候，党的官员注意到了他俩在一起的时间有多长，并把甘粹召到一个会议上，警告说不许他们谈恋爱。他愤怒地回到林昭的房间，把党的最新命令告诉她。她笑了，问他是否害怕。他说不，她说：“我们出去散步。”然后两人开始手牵着手走在校园里，公然违抗党的命令。
“所谓恋爱啊不是我们俩自己……用现在的话说：建立恋爱关系，”甘粹向胡杰解释。“而是组织上给我们按下来的，越不准我们谈恋爱，照着她的性格和我的性格，我们就越谈给你看。”
甘粹和林昭常在傍晚结伴散布很久，如果有免费的票的话，他们还会在周六晚上去跳舞或是看戏。他学会了拉二胡，一种中国古典弦乐器，给她在她二层宿舍房间的窗外拉小夜曲。她穿着五彩的旗袍，一种传统的紧身服饰，而其他人都穿着单调的中山装，并把他带到了一家非常贵的酒店里。他们只点了一道菜，最便宜的酱烧鱼头。从孩提时代起，林昭就上着天主教会学校，现在她重新开始去教堂，带着甘粹一起。他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她与外国外交官练习英语。和其他大多数学生一样，甘粹唯一能说的外语是俄语。
他们俩经常谈论文学，她还给他看她写的戏剧，长诗，其中含着对共产党统治的直白批评。甘粹敬佩她的作品，他可以看到她比他有才华。但他敦促她要更小心，更现实，并说挑战党是没有用的。他说她就是以卵击石，还说就是她有十万大军，党都能将她碾碎。但是林昭拒绝退让，她说要用数千，甚至数十万，数百万颗鸡蛋，但石头是可以被击碎的。施以持久的努力和时间，政治体制是可以被改变的。即使是水滴，她说，都能穿石。
1959年春天临近毕业的时候，甘粹向党支部书记申请与林昭结婚的许可。此人立刻拒绝了请求，并轻蔑的说，两个右派不可能结婚。此后不久，党就命令甘粹去新疆劳改。这个荒凉的省份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在中国的最西部。他因为他和林昭的禁戒爱情受到惩罚，而她则被送往上海保外就医。他们试图享受他们剩下的共同时光，但夏天是短暂的，在九月下旬，甘粹陪同林昭来到城市的中央火车站。他答应尽快来找她，并让她等着。然后他们在平台上拥抱，痛哭不止。她乘着一趟连夜的列车向南而去，第二天早上，甘粹开始了他5天的西部之旅。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一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里劳动，在坚硬的土地上挖着草，以种植用于止咳糖浆以及其他用途的药。起初他每个星期给林昭写一封信，但6个月后她停止回信。一个到上海回家探亲的士兵为他找过她，写信说她病了，在医院里。但他用词的某些特点让甘粹总结出她确实在监狱里的结论。多年来他一直最后，甘粹放弃了离开新疆的希望。他说服自己，林昭变得比较幸运，并且已经结了婚。但直到1979年他平反，被允许回到北京的时候，他才知道林昭被处决了。
回到北京之后，甘粹继续了自己的生活。他结婚，离婚，又结了婚，有一个儿子。但他告诉胡杰他发现他自己常常在想林昭。有时他会想如果他和林昭能够结婚，事情是不是会有所不同。或许，他说，他能够使她做出生存必要的妥协。或许，如果他们能够消停下来组建一个家庭，她能变得更小心。或许她能活到今天。有一次，当他的妻子在另一个房间里，甘还告诉胡杰，与妻子相比，他一直更爱林昭。
但直到胡杰见过甘粹一年多后，甘粹才把自己的虔诚的程度显示出来。胡杰又一次来到北京，和他姐姐住在一起，这时甘粹打来电话问他是否能够帮忙卖掉一本古书。胡杰说他会过来看一看，但甘粹坚持把它带过来给他。随后，胡杰意识到甘粹想确认胡杰是否对于自己的住处说了实话，这是他完全信任胡杰之前的最后一道预警。他一定对于见到胡杰的姐姐和她的公寓感到欣慰，因为他告诉了胡杰他的秘密：他保有一份林昭监狱里作品的收藏，将近14万字。胡杰目瞪口呆。他没听错吧？真的么？如果不是真的的话失望是难以承受的，他不想这就让自己的希望先升起来。他不懂老人是怎么获得这些东西的，为什么要隐瞒他这么久？甘粹想把它展示给她看，于是他们回到了他的公寓，他取出了一个旧的蓝色阿迪达斯运动包。从包里他掏出一厚叠置，用绳捆着，牛皮纸包着。里面共有约500张发黄的稿纸，每张都由黑色墨水写成，他愿意让胡杰去阅读这些纸。
之后甘粹解释了这些稿纸是哪来的。文革后，他幸运地收到了一位老朋友的信，让他从囚禁他的生产队逃脱，回到北京，因为政治风向变了，右派开始平反了。他逃跑并尽早返回首都意味着他能够被允许留在北京工作生活，而大多数右派都在他们工作过的劳改队附近被安排工作了。甘粹被给予了一个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图书馆的职位。研究所的主任，许觉民与甘粹的一个同学结婚了，这对夫妇常常邀请他去家里吃晚饭。自他会北京三年后的这样一个晚上，甘粹一进门就发现一个和林昭长得很像的女性——是她的妹妹彭令范。事实证明主任是林昭的远房表亲。他们四个那晚上几乎谈了一晚上林昭。甘粹觉得仿佛是命运的干预一样让他的生活一直离不开林昭。
几年后，彭令范移民美国，她给了研究所主任一包纸，上面是林昭部分监狱里作品的影印。当党开始平反右派时，彭令范四处奔走以恢复姐姐的身后的名声。法院最终同意，但它没有提供她的案件的任何细节，也没有透露她的下落。不过一天下午，彭被传唤到了外滩的公安局，黄浦江边的一栋雄伟的欧式建筑。某位没提供姓名的警官见了她，他没有提问题，而是提供了一些答案。他说，市公安局一直对于如何处理林昭存在分歧，即使是现在，她死后的很久，是否为她平反的问题仍然存在严重争议。他说，许多犯人试图保护她，有的人还献出了生命。她的处决，他说，是由上级决定的，支持这个决定的人现在仍然位居要职。这位警官开始紧张。“我听说你记忆力很好，但没有必要记住我们的谈话，”彭令范后来援引他的话说。然后他给了彭令范一包纸。她立刻认出了林昭的笔迹。
彭令范移居美国后很久，甘粹才知道了关于这些文件的事。这名研究所主任把它们展示给他看，并请求他的帮助。当时他和那位主任均已经退休，主任的视力正在变坏。他已经无法识别林昭的手迹，希望甘粹能够辨认它们。甘粹把这些纸带回家，藏了起来。当时他正担负着一份公寓大楼保安室的义务工作。每天早上在早餐前，他坐在保安室里，研读这林昭的作品，试图认出她很久以前在监狱写出的小小的褪色的字。些作品是钢笔写的，但林昭在上面注明其中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先用鲜血写成，然后才用监狱管理者给她的纸笔誊写的。现在，甘粹慢慢地再次誊写她的作品，一句话接着一句话，一页接着一页。他在上面每天至少工作一个钟头。有时候，在保卫室里没人时，他读着她的话就哭了起来，然后继续抄写。当他完工时，最后的成果是469页。现在它在胡杰的手中了。甘粹告诉制片人他可以保留三天。
被发掘的兴奋所驱使，胡杰狂热地研读到了深夜。自从他第一次听到林昭的名字并下决心寻找她在监狱里的作品已经过去两年了，他几乎无法相信他最终拥有了它们。他已经寻找它们了那么久，而且他关于林昭的文学天赋又有如此多的耳闻，似乎这些稿纸不大会达到他的期待。然而，它们做到了。他被这些作品迷住了，被她文字的激情和力量震惊了了。虽然胡杰读的是原件拷贝的拷贝的拷贝，但是书写是如此的强有力，给胡杰的感觉就是它的原件是由血写成的。
该文件表面上是给人民日报，党的官方报纸，的编辑的信，但这与胡杰见过的任何信件都有所不同。正文为438页，有八附录材料。林昭似乎花了数月时间书写这封信。在开始的段落，她写道那是法国国庆日，7月14日，但她署名并标注日期的时候，那是1965年12月5日。正文如同意识流一般，论述，长期被囚经历的说明，一并洋洋洒洒地写成了不成结构的文章。某些部分读起来像是日记，其他的部分像是宣言，偶尔会变成到语无伦次的咆哮，但每一页都充满了感情和反抗。
“反右——那腥风血雨惨厉倍常的一九五七年在许多人也在这个青年人的生命史上深深地刻下了一道烙印，划出了一道鸿沟！”林昭信的接近开端出写道。
而这回事当然是共产党错的！不仅错，而且大错特错！每当想起那惨历的一九五七年我就会痛彻心腑而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只要提到看到或听到这个年份都会立即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假如说在这以前处于暴政之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流露，那么在这以后则确实是几乎已经被摧残殆尽的了！而先生们的贵报又是何其杀气腾腾地每天每日焕发着血腥味儿啊！
林昭在文中不时提到文学和历史。当她指控监狱管理者剥夺她的纸笔的时候，她回忆起沙皇曾经用相同的手段来使反抗诗人莱尼斯噤声。“而如今行之于这个青年反抗者便更不见得有效！”她宣称，并指出已向人民日报写了两份血书。她常常用第三人称指代自己为“青年反抗者”并把自己描述为“自由战士”“基督亲兵”。她说，她完全了解挑战党的统治的可怕的代价，但她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她的良心要求她这样做。她指责党利用了她这代人的理想主义，并且质询政治变革可以和平进行，而不是暴力推进。她还描述了写血书多么困难，她是怎么刺破她的手指作为笔的。有时血液干得太快，因而她一下午时间只能写几句话，有时她会因流血太多而头晕目眩。鲜血是贯穿整封信的意象。
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着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地与热烈激昂的气质，予以煽惑，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着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与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下！怎么不是血呢？！这个玷污了祖国历史与人类文明的罪恶政权可谓完全是以鲜血所建立、所巩固、所维持下来的。
林昭写到了她在监狱里受到的虐待，被殴打，被折磨，写到了她恐惧于被强奸，写到了她被警卫以痛苦的姿势铐住的事，写到了被强迫从鼻孔进食的事。当她不能忍受折磨的时候，她写道，曾试着用吞肥皂和以玻璃割腕的方式自杀。她说她要挣扎着才能在这种痛苦面前保持理智。
我用血在水泥墙上写了几行：“不，不！上帝不会让我疯狂的，在生一日，她必定保存我的理智，如同保存我的记忆！”但在如此固执而更阴险的无休止的纠缠与逼迫之下，我似乎真地要疯狂了！上帝，上帝帮助我要被逼疯了！可是我不能够疯，我也不愿意疯呀！
有时林昭写的话是如此的混乱和令人困惑，以至于胡杰怀疑她是不是真的精神崩溃了。但胡杰读到的不切题的散漫段落与清晰明确的段落几乎一样多。或许最尖锐的文字出现于信附录的补充材料，里面包含四首诗，其中之一讽刺了一首毛泽东非常著名的诗；三篇短文；一份林昭对她1965年判决的声明；还有一份1964年12月对她的公诉书的副本，附着她的注释。林昭逐字复写了判决书并在文中写了评价。胡杰被震撼到的原因不仅包括这是他看到的第一封关于林昭所谓罪行的详尽陈述，还有她带有那么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口气又那么地轻蔑的注释。
“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主犯林昭，业经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并侦察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经审查证实：被告林昭，原名彭令昭，又名许苹，化名吕明，女，三十二岁（注曰：应为三十岁），江苏省苏州市人，官僚资产阶级出身（注曰：不知所云！），学生成份，大学文化（注曰：就是一九五七年给你们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也者迫害得中断了学业的！）...。一九五七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注曰：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观听可谓至矣！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灭之良知的激励与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给予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注曰：多谢留情从宽！但也是你们未曾真正掌握得林昭当时的全部活动之故！）一九五九年因病来本市休养，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被捕。（译注，这个日期有点问题，本书中是14日，但找到的资料是24日，取了后者。）
起诉书说他的父亲是作为一个反革命份子畏罪自杀的，“…却是也听见得耳熟能详了：凡所有自杀者大略都是“畏罪”所致！”起诉书说她在“绝食书”中写道她会“一息尚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林昭说，“是有这话不假，皇天后土共闻！”当起诉书指控她“反社会主义”时，她写道“假如那所谓的‘社会主义’就只意味着对于人的凌虐、迫害与污辱，那么‘反社会主义’或‘进攻社会主义’就决不是一种耻辱！”当被指责对党对监狱为“垂死挣扎”时，她说这份对判决书的批注就是这挣扎的最好的例证。在起诉书的最后一页，检察官指出，他们已搜集的证据对她不利的证据包括她的八册著作和证人的证词。林昭再次插话道：“按所谓马列主义原则来说，“法律”者，“统治者的意旨”而已！反抗即是大罪，争自由即是大罪，要人权更是大罪，何需什么‘人证、物证！？’”
林昭也在她写给人民日报的信后附了一份关于她20多年监禁的判决的声明.“这是一个极其肮脏极其可耻的判决！但它确实也够使我引为叛逆者的无上光荣！”她写道，并补充说她会“努力工作”活到刑期结束。“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天下后世！“她总结说。“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宄——歹徒、恶赖、窃国大盗和殃民贼子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当胡杰看完文件，冬日的阳光已经在雾霭的城市中升了起来。透过他姐姐公寓的窗户，他看到了黎明的第一束光线照射着天际线上四散着的起重机，车辆开始行驶在城市的道路上。”数年后，当我问到胡杰在那个早上有何感想之时，他回答他感觉到仿佛遇到了一个以前从未碰到也从未曾想能存在于这个国家的“思维层次”。他说，他感到振奋和自豪。“我站在窗前，看着东方的天空亮，”他回忆道，“我认为伟大如林昭的女性曾活在这个国家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我认为她是国宝。”
胡杰找到林昭的文件之后不久，一个朋友打电话来告诉了他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安全部的国保来提了几个关于他的问题。自从胡杰失去新华社工作的那天起，他就假设自己受到了秘密警察的密切注意，有时怀疑他们在跟踪他或者对他的通话进行录音。但现在他确定地知道了他们在做着……什么。知道这些阴影中的人在调查他，但却不知道他们打算做什么或者什么时候做，这是让人不安的事。胡杰将其比喻为吞下了一只虫子，不知道它会在他体内做些什么。这是一种不适的，让人作呕的感觉。过了一会，其他的朋友也报告说安全部门的国保接触了他们。胡杰担心他有可能随时被捕。但最让他害怕的不是坐牢。而是他永远都完不成纪录片的可能性，这样他就永远无法讲述林昭的故事了。他曾在这影片上面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完成了漫长学徒生涯，却被告知会在自己完成自己代表作之前死去的艺术家。胡杰很确定没有其他人在做这项研究，他担心一旦他停止了，所有他收集到的资料就会重新被埋藏，或许是永远地。
被捕的可能性驱使他更快更努力的工作。把那些稿纸还给甘粹后，胡杰催促他把他介绍给林昭的表舅，退休的文学院主任，那人给了他林昭的亲笔信。几个月间胡杰翻来覆去地看文章一遍遍检查甘粹的工作，试图认出甘粹认不出的字。文档充满了新信息，新线索，胡杰步步深入，扩展了他的采访对象。他感到他仿佛在与警察赛跑，努力在他们完成调查逮捕他之前完成电影。这很伤脑筋，但却让人充满活力，并且激励着他前进。在拍片之余，他试着加深自己对于历史和政治学原理的理解，尝试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去读，因为他觉得每读完一本书，他就可以少向监狱带一本。他让他的朋友告诉国安直接来找他，而他把每一个没人敲他门的星期都当成是缓刑，另一个让他收集更多资料，让文档更加完善的星期。
胡杰也感到一种自然的最后期限正在到来。林昭的同龄人都老了，他们的记忆在褪色，他想采访的某些人已经死了或者身患重病。这些人的时代已经落幕，他们的故事，经历，观点都会遗失。胡杰相信他是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拯救这段历史。林昭的信提醒了他还有多少她的生活他还不知道，有多少他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了。如指控书中指控的，她真的请求一个名叫阿诺德的外国人把他的作品偷运出国么？她真的编纂了一个中共高层的名单来作为寄抗议信的对象么？她在监狱中还写了什么？还有为什么她的刑罚由二十年有期徒刑变为死刑？
由信引发的最有趣的问题是胡杰在早期研究中听到的一个谣言——毛泽东亲自在监狱中见了林昭。胡杰一开始觉得这不可能。但他研读林昭的信的时候，他注意到了一段文字，其中她描述了自己与一个她成为“独夫”的人间的互动。
这些话能体现出他的典型人格。年青人倒是挺闻得出独夫的语言犹如认得出他的文字，不论是在直接或间接，露面或缩头的情况之下：“我制不服你个黄毛丫头，我倒不相信！”“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
胡杰开始时以为林昭是在指一个监狱官员，直到他发现她还在其他许多段落里明确地用“独夫”和“你们的独夫”来代指毛泽东，因为她写出了他的职位——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并引用了他的诗。她攻击他的统治，写他有着一个“极其可怕的冷酷而刻毒的灵魂。”胡杰猜想，或许林昭用“独夫”在有些地方是指代毛泽东，其他地方则指代看守所所长。但也有些地方她似乎混淆了两者，写道“独夫”即是中央委员会主席也是看守所所长。
（独夫）作事不忖量后果！——可能也忖量来着，惜乎只忖了一边，所说这点从“我制服不了你个黄毛丫头，我倒不相信！”那句轻躁任性而盛气凌人的狂言很可以看得清楚。诚然也是，在独夫恐怕就那么想来：大江大海闯了多少，又得说蒋家几百万军队照样打得个落花流水，怎么“我”难道会制不服“你”——“个黄毛丫头”？真正“我倒不相信！”这从独夫之错误的思想根源及其悖谬的思想方法上去认识原也十分自然甚至必然。
胡杰知道林昭在写这封信的时候神智并不十分清醒，但他的女主角可能面见过毛泽东这件事太有趣了，他无法忽视这个可能性。即是她精神崩溃，胡杰推断道，也不一定意味着毛泽东从未去过她的监狱。胡杰从学者那里咨询到，毛泽东在林昭被拘押期间经常光临上海，他们也提到了主席那对于年轻女性的臭名昭著的偏爱。然而毛泽东生活中的太多东西依然是被官方保密的，他们可不会说毛泽东是否造访过他的囚犯。
胡杰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团，并且没有将其收入影片，但他找到了其他的线索。2001年夏天，倪竞雄与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安排见面。她从美国来到上海进行一次访问，尽管已经年近古稀，胡杰还是立刻找到了照片上林昭年轻时的影子。他对彭令范解释说他正在做一部关于她姐姐的纪录片，并且呈给她了一份礼物：一本由他编纂的林昭诗歌及其他作品集。然而令他吃惊的是，彭令范拒绝接受采访。她似乎很紧张，问他是否被跟踪。她还敦促他不要拍这部电影，说这不安全，并且说如果他不停止拍片计划的话政府部门可能会给他安排一场车祸。胡杰恳求她改变了主意，争辩说她姐姐的故事需要被记录并公之于众。当彭依然丝毫不为所动时，胡杰愤怒了，他跳出自己的座位，高声宣布林昭的故事是不是她的家庭的个人财产，而是国家遗产的一部分。最终，彭令范同意只回答两个问题。胡问她是否知道一毛泽东与她姐姐会面的事。彭令范拒绝让他将回答录影，单说当林昭1962保外就医回家之时，她听到她对她们的母亲说毛泽东来到了她的监狱并讯问了她。她们的母亲打断了她的话，彭令范说之后再也没有听过她姐姐说过这件事了。
第二个问题，胡杰问到了倪竞雄告诉他的一件事。她说彭令范曾与林昭的监狱狱医在文革后短暂见过面。同样，彭令范不让胡杰录下她的回答，但她随后在香港发表了一篇散文讲述了医生告诉她的事。
他个子虽小但显得精明能干的样子。见面时他有些紧张…他似乎在搜索他那些年的记忆：“林昭在医院中住了不少次，多数是由我给诊治的。除了那段我因她而被剥夺权力的时间之外。他总是设法让林昭在医院里多住几天。她是一个“任性”的女孩子，有极强的煽动性。在治疗中稍有一些恢复的时候，就又宣传起她的政治主张来了。她能说会道，影响很大，文笔又快，刚好一点，就“上书”、“参本”，忙个不停。她来住医院，起先主要是因绝食而抢救，后来有几次因写血书把血管切得太深而流血不止才送来医院，…林昭去精神病院鉴定也是我提出来的，因为她常常说其他人包括医生在内都要谋害她，我觉得她的思维有时给折磨得不正常了。因为“包庇”她，我被弄去劳动了一年多。当然了，我的家人对此很不满，但我想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所做的唯一不违心的事。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力救她。
她最后一次来医院是大咯血，人瘦得还不到70磅（60斤左右）我简直都认不出她了。只有她的眼神仍闪烁着光芒。趁没有人在旁时，我对她说：“唉，你又何苦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轻声地回答。我有些不好的预感。果然有一天上午，三四个武装人员直冲进病房，把林昭从病床上强拉起来。当时她还在吊葡萄糖，那几个人大叫：“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林昭毫不畏惧并从容不迫地说：“让我换件衣服。”他们说不行，随即像老鹰抓小鸡似地将她架着走。她在门口还对护士说：“请向X医师告别。”其实我当时就在隔壁病房内，听得很清楚，但我不敢出来，只觉得自己浑身正在发抖。他说当了一辈子的狱医，从来没有看到任何犯人从病床上拉起来立即开了公审大会就去执行的…（译者：我找到了彭令范先生的文章，这两段多数是把她的文章里代词替换一下使用，少数找不到出处的就自己翻译）
在同一篇文章中，彭令范写道，林昭曾一度被送往上海精神病医院进行精神病鉴定。精神病院院长是著名的精神科权威粟宗华医师，被指控以精神不正常为由包庇林昭。被红卫兵不断虐待之后，他于1970年文革期间自杀。
胡杰最后找到了林昭的狱医，那个被彭令范称为“X医生”的人。他已经九十几岁，住在上海一栋新公寓楼的四楼。可此人已然听力衰竭，老态龙钟。他说他已不记得任何关于林昭的事了。她的妻子也在那里，而她也只回忆起他的丈夫曾经被发现在口袋里保有一首林昭的诗而已。胡杰找到这个医生的唯一发现就是这已经太晚了。这让胡杰十分沮丧，也提醒了他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胡杰想要采访其他的监狱官员，但他担心这只是在期望好运能够继续而已。自从他第一次听说国安局来问过他的问题已经过去几个月了，现在他对于做任何可能惹恼他们的事都感到很紧张。于是他去找与监狱做过生意的朋友来帮助他。那人熟识当地官员，并自信他能说服他们接受采访。但当他跑去见那些曾经在1960年代管理监狱的老干部——现在是打着麻将的退休人士——时，他们立刻拒绝了。胡杰曾去谨慎地联络那些曾经掌权的法院官员时，这些努力也失败了。
然而通过另一朋友的帮助，胡杰成功地获取了上海市检察院资料室的一份官方记录。胡杰和他的朋友，另一个辖区的法官，就那么走了进去，请求林昭的卷宗。过了一会，职员给了他们一份薄薄的文件夹，里面有几张打印纸，已经褪色难以辨认，只有一份13页的手写报告还能辨认。它的题名为：“林昭加刑材料摘录。”胡杰快速浏览了一遍，立刻明白了它的重要性。这是那份建议处决掉林昭的报告。他的朋友请求职员将其影音，然后他们立刻冲出了办公楼，脸上写满了兴奋。
胡杰仔细研究了这份报告。它标注的日期是1966年12月5日。它指控林昭犯下以下“严重罪行”：
疯狂攻击，诅咒，诽谤伟大的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
极端敌视和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公开呼喊反动口号，破坏监狱秩序，煽动其他犯人造反，公开威胁要为被处决的反革命犯复仇…
坚持反动立场，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抵抗纪律和教育，拒绝改造...
报告详述了林昭在监狱内的所作所为，描述了她是如何自残并用自己的血书写“极端反动和残暴”的信件，文章，日记的。这些作品共有“几十万字”，其中包含一篇18万字的和一篇20万字的。上面还说她在监狱的墙上用血书写口号，用血玷污毛泽东的照片，召集其他囚犯呼喊抗议口号。报告最后总结道，“劳改局意见：我们的意见是罪犯林昭应该被处决。”上面还有一位上海高级警官王健的批注：“同意加刑判决。请检察机关及法院商议研究，听取其意见。”
随后，胡杰采访了一位曾和林昭被关押于同一监狱的人。他在林昭被处决前不久见过她。他告诉胡杰监狱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她，因为她的喊叫，也因为监狱广播常常批评她拒绝改造。当她最后一次见到林昭的时候，她已经被从多人囚室被移到了一个监狱5楼的小号子。那层楼只有她一个犯人。有时他会为她送食物，这时他就看到她坐在铁栅栏之后。她的头上戴着一个头盔，只有眼睛露出来。监狱强迫她戴着这个，这样她就出不了声了。
胡杰收集完材料，就开始将其组合起来的工作了。他只把正在用的带子放在家里，把其余的都藏在朋友家和亲戚家，以防警察前来搜查。每当他完成一段电影的编辑，他就会把这部分拷贝了，也藏起来。渐渐地，纪录片开始成型。胡杰将影片命名为寻找林昭的灵魂。这是一部彩色影片，以对自己的一组长镜头开始。在这组镜头中他讲述了他是如何下决心去探寻林昭是谁，以及她身上发生了什么的。他以他自己的需求构建了整部影片，并自己担任旁白。但片子的主要讲述部分还是由她的朋友同学来完成。在这些采访的间隙，胡杰阅读了林昭的诗歌，书信，监狱的作品，用摄像机扫过了她的手迹并拍摄了她的黑白照片，经常在背景使用激昂的管弦乐。胡杰挣扎于他收集的大量的材料与这个课题的复杂度之间。他怀疑他的观众对他所讲的事情一无所知。在2003年秋天，他向崔卫平，北京一个知名的女性电影教授，批评家展示了一个早期版本。她很喜欢它，于是邀请了一小群学者和电影制片人到她家开展了一个小型试映会。这是胡杰第一次把电影放给一群陌生人看，他很紧张。然后观众开始讨论电影。崔卫平和房中的历史学家深受震撼，盛赞其为一个突破，说这是中国第一个面对这个国家过去的被隐藏的时代的影片。但观众中的电影制片人对其评价不高，说这片子太情绪化了，不是一部真正的纪录片。他们称胡杰把林昭过度吹捧，作出了一部和政府的影片一样糟的宣传片。
胡杰深受回馈鼓舞，并且认真对待了批评。他意识到他对于林昭已经不客观了，他的感情已经由好奇，执念发展到接近崇拜的地步了。比如说，当他在上海的一家殡仪馆找到了林昭的骨灰时，他拿走了她一束未被火化的头发来收藏，因为他担心她的骨灰盒可能会遗失。林昭的黑白照片充斥着他的编辑室，他甚至画了一幅小小的林昭像。一位密友告诫他，他已经不是在研究林昭而是爱上她了，胡杰认为他说到重点了。他听说了许多关于林昭的故事，他感到他很了解她，并且知道了为什么她生命中的那么多男性都会对其倾心。他被她火热的个性深深吸引，并且钦羡她作品的激情和优雅。但远不止于此。他还被她的勇气，永不妥协的正义感所鼓舞。这使他意识到这些品质在当今中国是何等稀缺。他甚至怀疑这个国家是否还存在这些东西。
胡杰试图在接下来的编辑中尽量排除个人情感。他采用了一种不那么情绪化的风格，用较为平静的语调旁白，让历史的剧本自己说话。他还添加了一些新采访的新资料。他仍然担心国安局的人，于是他把影片刻成盘开始分发。纪录片并未完成，于是他在盘中加了一个免责声明，说纪录片仍在编辑之中，希望观看者不要散发这个未完成作品。但他希望如果他被逮捕，至少有一些人能看到这部影片。他继续编辑，秘密警察仍未到来。他继续分发新的版本，并相信他和官方已近达成了一项心照不宣的微妙协定。他想象着他们不逮捕他是因为他还未完成影片，正式将其发布，比如说在海外销售。他想，如果他们逮捕了他，那么这部影片就会引起关注，而现在它只是在地下放映而已，没多少观众。但如果他们不逮捕他，他就会继续完善纪录片，并发放新的版本。慢慢的他的观众就会增多。
事实证明，寻找林昭的灵魂的传播速度比胡杰预期的要快。电影教授崔卫平，发表了一篇关于它的文章，在2004年春天，广州一所大学的一名教授邀请他为他的学生们放映这部影片，作为一个为期一周的纪录片展映活动的一部分。后来，该市的一个不错的艺术馆的馆长在看了放映之后，安排胡杰在该馆内的一个礼堂里，在300名观众前，展示他的作品。在那之后消息传播的十分迅速，全国各地的大学都发来邀请。一些报纸也设法报道了这部影片，之后一位出版商将光碟与数百所大学的新教材一同分发了。他告诉每一位观众，影片仍未完成。他是认真的，因为越多人看到它，他就会接到更多的电话，带来新材料的线索。
有时，当胡杰回答观众提问时，有些大学生会为难他，质疑他的爱国心，并指责他曲解历史。但观众回应是压倒性的正面。年纪大的观众常常看得泪流满面，并在结束后拥抱胡杰，感谢他让他们的经历不会被遗忘。年轻人也深爱这部影片，称它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自己国家历史的大门，迫使他们重新评价了他们被灌输的一切。学生们将电影文档录入并贴到因特网上，在那里有一大票纪念林昭的文章和网站。她的妹妹回到上海，把胡杰找到的她的骨灰安置在苏州的一个墓园之中。数百人参加了下葬仪式，其他人则组织了每年的朝圣活动。在5年的独立研究之后，胡杰意识到他低估了这个国家面对它的黑历史的意愿。
国安局最终从阴影中走出，敲响了胡杰家的门。这是2005年，他的影片已经获得了地下成功。这些人比他想的要年轻，礼貌，他们说他们来只是来聊聊的。他们中的一个人说胡杰现在已经很知名了，他们不能继续“照顾”他了。另一个人对他说在全国有很多像林昭这样的故事。他说林昭这样的人是“左的错误”的受害者，现在讨论他们已经没用了，因为没人会被追究责任。然后他们问胡杰为什么他的影片总是围绕着负面的东西打转，为什么他从不拍摄关于中国的正面纪录片。
胡杰回答说他相信以批评的眼光看待社会是一个纪录片导演的职责。他说，在中国有数百个电视台，他们总是播送“积极”的故事，歌颂“先进”党员。他问国安，他们是否喜欢这些报道。国安承认不喜欢，但他又问胡杰：他觉得中国自林昭的时代以来是否有所进步？是的，胡杰回答。如果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作出这样的电影，他会被枪毙。如果他十年前作出这样的影片，他会被跟踪和逮捕。“但你现在来到我的门前，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聊天，”胡杰说。“你们对我一直非常宽松，这就是进步。”国安不住点头。
几年后，我听说胡杰又到了北京，就与他安排见了一面，地点在二环附近的一家咖啡店。他让我不要在华盛顿邮报报道他，他怕这样的知名度会惹恼当局。但我还是追访了他的工作，因为他曾允许我在我中国记者站的工作结束后讲述他的故事。这天下午，他抵达咖啡店的时候已经迟到了半个多小时。他身着黑色体恤，肩挎帆布相机包，看起来很憔悴。他嘴里喃喃地抱怨着这座城市近些年来越来越糟的交通。在我们的包间里他好像有点不专注。他说他在忙着几部新纪录片，几乎全都是政治敏感题材相关的，不过其中一个特别地有挑战性。就是这部纪录片把他带回北京的。
这部纪录片是另外一个点亮中国黑历史的尝试，不过它的焦点是文革而不是反右。一年多以来，他一直在秘密地采访85岁的前中国社科院现代史学者，王晶垚。王已故妻子卞仲耘，原是本市最著名的中学，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当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校学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深入挖掘隐藏的社会主义敌人，指控卞仲耘为反革命。数周的批斗会之后悲剧在1966年8月5日发生，丹田一伙高一的女生押着卞仲耘和四个学校管理层在操场上游行，踢着他们，用棍棒殴打着他们。被折磨了数小时后，卞仲耘倒下了，被人丢到了一个垃圾车里。当时她四十八岁，是文革中死去的第一个人。对于妻子的被杀，王晶垚感到悲痛欲绝，第二天他带着一个折叠相机到了太平间拍下了他妻子的尸体。在黑白照片上，卞仲耘躺在水泥地上，脸上满是红肿和伤痕；头发搅成一团，被血液凝固着；衣服被撕破，沾满了泥土。在其他的照片上，衣服被移除，可以见到伤痕遍布全身。王晶垚告诉胡杰他留着这些照片是为了“记录历史的真相”。他已经秘密地保存它们几十年了。现在他想让胡杰把这些用在电影里，以保证他妻子的死不会被人遗忘。
但胡杰现在在拍片上遇到了麻烦。几乎他找到的所有前学生前教师都拒绝访谈。胡杰找到了一位曾冒着被迫害危险给王晶垚写了一封匿名吊唁的老师，即使是她也拒绝了采访。她现在已经75岁了，事情已经过去了近40年，但她对胡杰说现在去讨论发生了什么依然为时过早。胡杰被迫用这些有限的材料，围绕着王晶垚的照片构建影片，并且已经给他放映了一个最近的版本。但王晶垚并不满足。他希望胡杰把这部影片弄得更加重口味，或许加上他对于官方从未认真调查他妻子死亡的怀疑，因为学校中的很多女生都是高官的孩子，包括邓小平和前主席刘少奇的。讨论情况时胡杰叹了一口气。文革引发了这些紧张和矛盾情绪。太多人不愿意讨论它，这使他在获取材料上遇到了很大困难。然而王晶垚决心要让社会直面他妻子的死亡，所以他不停催促胡杰努力直到它给力到足以达成这个目标为止。
胡杰又花了一年时间完成纪录片，他将其命名为《我虽死去》。由于他紧紧地聚焦于王晶垚和他妻子的死，这部影片比林昭的那部还要令人不安和情绪激昂。胡杰几乎完全用黑白色将其摄成，在最有冲击力的一幕里，王晶垚打开一个皮包，里面是沾满鲜血和泥土的一件衣服。他的妻子死时就穿着它。胡杰为这部作品而自豪，在2007年将其呈交给中国西南部的一个有威望的电影节。然而政府在电影节开幕前一周出面干预。不是禁止纪录片放映，而是取消了整个电影节。
胡杰在一年后的香港的一个电影节里转了运。评委们给了《我虽死去》电影节最高奖。
里面的凡是能找到汉语原文的诗歌，信件，访谈我都去找了原文，没能找到的就只好转译（有注明）。如果您发现了原文，或是觉得哪个地方翻译有误，请不吝告知我
我的邮箱
twitter: @tontyoutoure
水平有限，不仅是英文，还有中文，所以有错误的话希望不吝指出，可以发邮件，在 twitter 上 mention 我
我找到的资料包括纪录片的中文文本，林昭的诗选（包括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林昭的监狱信件（还包括长诗海鸥之歌），下载地址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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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林昭的灵魂
在他失去上一份稳定工作的那个下午，胡杰骑着自行车，在南京的大雾与车流中漫无目的地穿行，忧郁地回想着他离奇的突然被炒。这是在1999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周二，穿行于离长江不远的闹市区的小巷，他的衬衫紧贴着沾满汗水的脊背。天空中，乌云预示着倾盆大雨的到来。但胡杰不断的骑行着，不知道他要前往那里，该做什么。他的思绪快速运转着，被过去所困扰，为未来所迷惑，并一次次地提出相同的问题：难道当局发现了他对那个死去女人的执念了么？
他的肩膀很宽，眼神深邃，很精干，令人印象深刻，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41岁要年轻。他当过很长时间的兵。他曾在空军当过战斗机机械师，之后是当军官以及指导员。这使得他走路和说话的方式依然有着军人的烙印，甚至连他的坐姿都是：警惕的，锐利的，随时绷得紧紧的。但他身上也有些放荡不羁的特质。他所喜爱的黑色T恤和他国字脸上的络腮胡暗示了他军队以后的生活——他搬进了艺术家聚集的贫民窟，尝试着将自己重塑为一个油画家，然后是一个纪录片导演。直到几年后，胡杰向中年投降，找到了他那份最近从事的最正经的工作。这份工作是新华社的摄影师和制作师。而新华社是政府官方的新闻机构。在那里，他制作者供全国党委官员私下观看的影像。这是个舒适的职位，拥有一切与上层国家宣传机器有关的好处和特权，也让他有能力为妻儿提供稳定的生活。
胡杰
然而，胡杰知道他并没有真正适应新华社。新华社给他钱，为他提供便利，为他提供设备和资源，但胡杰总是把自己首先看作是一个独立电影制作人，然后才是一个公务员。在被指派的任务完成的时候，他继续他的纪录片制作，考察农村的贫困，农村妇女的地位，以及其他新闻机构通常会忽视的课题。他的影片并不真的是颠覆性的，但它们都以批判的眼光看中国社会，而这常常就足以引起宣传部门首脑的警惕了。这些人努力为党的统治营造一个正面的形象，并且阻止任何有损于这个目的的报道。胡杰知道审查永远不会允许他的纪录片在影院上映或是通过其他官方渠道面世，所以他自己分发视频光盘。他也知道总有一天，新华社的人会发现他在做什么，并且开除这个不属于那里的人。
在工作了两年后的现在，这一天似乎终于到来了。这个潮湿下午的早些时候，胡杰的上级打电话到他办公室，并解雇了他。那人并没有多说什么。他只是含糊地微微道歉说他“无法抵抗从上面来的压力。”胡非常愤怒，但仍静静离去了。他没有强求一个解释，因为他知道他不会得到正面回答。他写了封辞职信，清理了他的桌子，然后去领了剩余的工资。
当骑着自行车穿过南京的街道，沿着栽满杨树的林荫大道行进的时候，胡杰考虑着他的突然失业。经过的写字楼的镜面玻璃闪着光，公寓楼外搭着湿衣服。他感到很不安，几乎到了恶心的地步。这比他想象的还要糟。搜索自己的焦虑源时，胡杰想到了他最近的一项拍片计划，一项仅仅开始于一个月前的计划。一切起因于他帮朋友的一个忙。他当时在帮他的一个老同学的父母搬家具。在繁重搬运的间歇，她提到了她的父母曾与一个名叫林昭的人是同学。
“林昭？她是谁？“胡杰问了句。
他的朋友犹豫了一下才回答。林昭在1950年考上了北大，当时她还很年轻，是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和作家。她在离南京不远的古老水乡城市苏州长大。在当时的北大，她是唯一一个在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中拒绝做政治检讨的学生。她的不妥协态度的奖励是有期徒刑，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判处死刑。但她留下了一个秘密的遗产：她曾在狱中继续写作，墨水是自己的鲜血。
胡杰被震惊了。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消息灵通和受过教育的人，但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没想到这样子的事居然可以发生在中国，甚至是在毛泽东的统治下。他的大脑被问题所淹没：为什么她会被处决？她做了什么？她在监狱里写了什么？他知道在古代中国有一个传统，大臣和将军会以自己的鲜血写就给皇帝的急奏。但是是什么促使一个年轻的女人，活在仅仅几十年前，在一个离他不远的城市里，割破自己的皮肉来写血书？当然地，胡杰以为，她也不过潦草地写了几个字而已。但他的朋友说不对，很明显她写了数百页。
胡杰希望听到更多的东西。他一直在寻找一个新的纪录片课题，这个故事似乎很有潜力。于是他向他的朋友请求帮助，她答应去向她的母亲索要更多信息。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胡杰开始研究林昭的故事，然后他很快就沉迷了。他就像是发现了历史的一个遗失了的珍贵碎片一样，一个谜团正等待被揭开。如果说他一开始只是好奇的话，很快他就发现，无论是吃饭的时候还是躺在床上还没睡着的时候，自己整天都在想这个死去的女人。他知道的越多，他的问题也就越多。他知道他正在碰当局不愿意让他碰的东西，他的直觉告诉他，他正在做的事情很可能很危险。但他无视这些继续向前，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急于知道林昭身上发生了什么，而那些风险显得模糊和不确定。
但这些风险现在显得很严重了。他妻子将会失去她在银行的工作么？他们会从他们的公寓被赶出去么？他十几岁的儿子将被大学拒收么？他怀疑他的解雇的背后是国家安全部，而如果秘密警察参与，什么都是可能的，甚至包括逮捕和监禁。这些想法让他又紧张又生气。在他的一生中中国已经前进了那么远，改变了那么多，这使得现在这里发生的这一切显得很可笑。他只是想制做一部很久之前的事情的纪录片，而现在他失业了，并担心会坐牢。
胡杰知道安全起见他应该停止关于林昭的研究。他知道新华社炒掉他是一种警告。然而，他坚定地认为，发掘很久之前一个女人身上发生的事并为了未来的人们将其记录下来是他的使命。现在，他失业了，他有了足够的时间来专注于这个项目，但他不知道他是否有足够的勇气继续。几年后，当他向我描述这个时刻的时候，他说了一段当他在城市中骑着自行车漫游时想到的古代儒家学者孟子说的话：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我不停想着她的故事，以及这些可能要永远丢失了。”胡杰对我说。“我想，如果我不保存它，谁去保存呢？”当他下了他的自行车后，他已经打定了主意。
从胡杰的背景中很难看出他为什么会继续林昭的项目，更不用说把接下来的5年生命投入其中了。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历史，新闻和电影教育。他的父母是工厂的工人，和其他同世代的中国人相同，他的学校教育因为被毛泽东的最后也是最具破坏性的政治运动，文革，打扰而断断续续。他八岁的时候运动开始了，很快他就停止了正常的学业。他没上过高中，而是就职于一家机械厂。在他十九岁那年，毛泽东死后的几个月，他参军了。
胡对中国当代史的了解仅限于党颁布的涂脂抹粉的版本。在这些宣传中，毛泽东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当代最伟大的天才革命导师。”共产党是“最伟大，最正确，最光荣，最可爱的党”，“中国劳苦大众的救星”，甚至是“我们亲爱的父亲母亲”。在报纸和广播上，在课本与演讲中，经济总是创下新高。而毛泽东发动的政治清洗——如果公开的话——被描述为针对“反动派”、“反革命”以及其他与“国际资本主义”、“美帝国主义”联合的敌人的胜利。这是个被擦净的历史，一个精心设计，用以维持党的统治的历史。编造和控制的历史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党向这个任务投入了大量官僚，一支宣传大军，理论家，以及审查者，他们以保护大众的名义欺骗大众。有人估计，党为每100个公民就雇佣了一个宣传官员。他们工作的成果是一片交织着真相和谎言的织锦，用于埋葬不愉快的记忆，模糊不方便的事实。那些建立和效忠于这套官方历史的人们甚至为了他们的目的扭曲了汉语的含义：用政府权力定义某些短语，将其他含义抹消掉或者索性抹消其合法性——不仅试图操纵人们的语言，还试图操纵人们的思想。那些敢于挑战官方真相的人们是要冒着极大风险的。
但在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事情开始发生变化。文革的创伤损害了党的权威，削弱了其对历史的控制。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政府的退却，一股自由思想浪潮席卷全国，而且一度被禁止的领域——文学、电影、音乐，一下子变得可以进入了。旧的正统思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早就名声扫地，人们在寻找新的答案。在这股思维浪潮的最高点，军队让胡杰停止了他修飞机的工作，把他送去受训成为负责给士兵们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军官。然而，即使是上海的空军政治学院也不能绝缘于全国都在发生的变化。一个思想开放的将军暂停了几乎所有的无聊的社会主义课程，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学，西方政治理论，弗洛伊德心理学。历史仍然是禁区，而胡杰已经开始质疑他所知道的事情。之后，党试图重新加强控制，因而给胡杰发放了批判它所禁止的书籍和文章的材料，所以他就可以更好的灌输他旗下的士兵了。但胡杰发现比起党给他的批判材料，那些被抹黑的东西才是让他更感兴趣的。他读了记者刘宾雁的关于党的腐败的报告文学，诗人叶文福的地下诗作，甚至还有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的汉译版。
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党重新加强了钳制，并加倍努力塑造公众对于各类事件的理解。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崩溃，执政的意识形态已经暴露出了可怕的错误，现在政府命令士兵去杀戮首都中心的学生。党定义历史的能力——压制记忆，保守秘密——对于掌握权力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宣传机器更加努力地压制着。报纸和杂志被“整顿”了。学者和新闻工作者遭到清洗或被禁言。但是，党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主宰流行的意识了。太多事情发生过了。太多东西改变了。太多的人不肯忘记了。
在胡杰听到林昭的故事之前，胡杰已经很久没有对这个国家的当代史有如此之多的思考了。但他知道，他学过的历史是不完整的，之中存在着漏洞和盲点，已被隐藏的事实和已被抹消的人们。他知道的这些刚刚好能够让他感到好奇。
在胡杰失去工作后的星期一的早上，胡杰在南京中心公共汽车站的人群站立着，手里拿着摄像机。成群结队的乘客，其中包括大量民工，带着大袋打算在乡下出售的货物，互相拥挤着，以求在成队的满是泥巴的公车上获得一个座位。在混乱中，胡杰将他的镜头对准了一位老太太，她正在等着去合肥的巴士。那是一个位于南京西南方几小时路程的省会城市。她将近70岁了，瘦小而虚弱，头发花白，走路稍微拖着脚，但她在某样东西上使了很大劲。胡的镜头放大了她的布满褶皱的手，这只手里紧握着一个棕色小包。他知道，包里是一扎纸：诗作，信件，散文，以及其他认识林昭的人写给她的东西。老太太花了很多年收集它们，现在她紧紧的握住这些东西，就像害怕如果吹过一阵微风，这些东西就会四散并永远失去似的。这些文件和她自己已经褪色的回忆，是她仅存的关于一位老朋友的一切了。
倪竞雄来到南京的时机对于胡杰来说是一个幸运的巧合，在他丢失工作的那周，她经过了南京。他们一位共同的朋友安排了他们的会面，当胡杰解释他的关于林昭纪录片的拍摄计划时，这位女性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半个世纪之前，林昭和倪竞雄第一次见面，当时她们还都是少女。全国被内战分裂，在革命的边缘摇摇欲坠，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林昭当时离家出走，去参加一个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记者学校。倪也是那的学生，并与这个离家出走者成为了朋友。现在，在她的晚年，她周游全国，寻找认识林昭同学的人们，收集关于林昭的回忆，并希望能集结成书。胡杰打算跟她一起旅行，并围绕她构建整部纪录片。他能讲述她的故事，慢慢的，通过她，他也能讲述关于林昭的故事了
胡杰在仅仅四年前接受朋友建议，开始拍纪录片。他当时正努力尝试当一名油画家。在从空军光荣退伍后，他终于可以将自己沉浸在长久以来的兴趣——艺术中了。作为一个军人，他亲眼见到了中国的很多地方，多到足以了解许多中国人仍旧生活在贫困之中。但每当他尝试在画布上展示这一切时，就有人批评说他的画不符合事实并且是在诋毁中国人民，或者太过忠于现实以至于缺乏创造力。所以胡杰认为纪录片可能更适合他。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在制作宣传片，但是独立纪录片依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这个领域出现的原因包括党对于媒体控制的变弱，以及相机，电脑和其他工具的价格更加平易近人。中国的那些纪录片先锋们喜欢一种简单的，旁观者的风格，胡杰一开始的电影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它们都在关注当下，聚焦普通人，比如煤矿工人，农民，由手提摄像机摄成，很少有正式的采访和旁白。但拍摄林昭纪录片的项目提出了新的挑战。胡杰想读读她在狱中写的血书。他知道这是至关重要的，这将是这部电影的核心。但他不知该如何找到这些作品。
会见倪竞雄是胡杰的第一个大突破。她提升了他的精神和信心。她是他最有力的线索，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她的出现头一次表明他在这个寻求之路上并不孤单。他的朋友中的太多人只想向前看，因为这样做仿佛很积极向上。并且那些朋友也责难他为何对于国家历史中的这样一个黑暗角落如此热忱。他们认为过去被遗忘比较好，不去揭开旧伤疤最好。每当提到他的计划，胡杰都能感到他们的不安。所以他强迫他自己停止提起它。连他的妻儿都不接受这些。因此，倪竞雄记录林昭故事的努力让他感到安心，并给予了他力量。听着她的故事，阅读着她从全国搜集来的材料，胡杰意识到一定有许多其他人拒绝把记忆带入坟墓。这提醒了他，尽管遗忘是常态，想要记住也很普通。
当胡杰第一次坐在倪竞雄旁边共乘巴士，望着这名老妪在打盹，窗外的乡村一闪而过时，他感到他们仿佛是在做一次通往隐秘过去的禁忌之旅。当时，他还不确定倪知道多少关于林昭的事情。他能感到她与自己聊天时仍然很紧张，她仍然没有完全相信他。他明白她的忧虑。考虑到她所经历过的事情，以及他的军方和新华社背景，这是有道理的。毕竟，为什么一个看似对党忠诚的人会对她出关于林昭的书的计划感兴趣？因而胡杰不强迫她。在他们的第一次会面上，他甚至没有拿出他的相机。他只是让她随便说，并抑制住了自己想要一股脑把问题全问出来的渴望。慢慢的，就这样，在第一次旅行中，时间滑过了几个星期，倪逐渐敞开心扉，然后她开始讲述她所知道的林昭的事情。
林昭原名彭令昭，出生于1932年，是一个苏州望族的长女。她的父亲曾在英国完成大学学业，毕业论文有关爱尔兰宪法。大学毕业两年后的，他参加了公务员考试，被任命为苏州的一个县长。她的母亲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一位银行家和一家公共汽车公司的董事。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打内战，而日本已经控制了中国东北，并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离苏州不远的上海已经被划分成了法英美日等国的租界。那是一个暴力政治激情的年代，国家的分裂也让彭家的内部很紧张。彭令昭的父亲任职于腐败和失败国民政府，而她的母亲则更喜欢共产党的叛乱分子，因为他们发誓说他们要比国民党更抗日。她偷偷捐钱给共产党，建立了地下电台，并曾一度被日军逮捕。这对夫妻常常吵架，而他们争论的焦点常在于应该交给他们的女儿什么样的政治价值观。
她是个娇柔的孩子，很容易生病，但读起书来如饥似渴，还具有写作天赋。她还很固执，在16岁那年，她做出了关于她自己的忠诚的决定。她加入了一个共产党的地下支部，开始用林昭的笔名撰文批评国民政府的腐败，并且在当地的国民党军方的黑名单上占有一席之地。她的父母都很震惊——因为她的一个舅舅已经被以共产党的身份处决了——他们本打算在女儿高中毕业后把她送出国去上大学等待内战的结束。但这个少女不愿离开。她被时代的狂潮所俘获，与出国相比，她更想要去一个附近解放区的共产党经营的新闻学校学习。当她的父母不让她去的时候，她打个了包裹就独自离开了，并发誓再也不回去。三个月后，1949年10月1日，共产党完成了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倪竞雄在新闻学校见到她的时候，彭令昭已经开始用林昭来介绍她自己，放弃了自己的姓来与她的家庭划清界限。她看起来是个可爱的少女，苗条的身段穿着白衬衫，帆布工装裤，把自己的长发梳成辫子，末端系着丝带。与班上的其他人一样，她全身心地为党工作，并以其优美的诗歌，敏捷的才思，尖锐的言辞在学校中出名。
与她的同学一样，林昭在1950年的一个夏天被任命为土改队的一员。共产党共派出了数千只土改队，以废除让中国农民世代困于悲惨生活的不公平的土地所有制，剥削性的地租，和苛捐杂税。工作队从一个村庄移动到另一个村庄，从地主手中把土地分给曾为他们辛勤劳作的农民。为了取得土改成功，工作队需要让广大农村人口安心，因为这些人不确定共产党的存续，并且依然害怕那些统治了他们的村庄很久的有影响力的士绅们。这并不容易，并且全国的大部分地方的工作队都诉诸暴力来解决问题了。他们组织了大会，鼓励农民“诉苦”，讲出他们过去的遭遇，而此时地主们则被拉出来羞辱和折磨。毛泽东告诉工作队不要在农民痛斥这些“阶级敌人”的时候加以干预。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至少一个，有时是几个地主和他们的亲属被打死或被处决。到1952年，死亡人数已上升到高达两百万。自2000年前的汉朝以来一直支配着农村地区的地主阶级，很快被消灭了，将近一半的耕地被没收，分成小块分给农民，包括首次拥有地权的妇女。土地改革，让共产党证明了它有能力在农村地区为普通人改善生活，并使自己成为一股为人畏惧的力量。
如果说林昭已对党这种用如此野蛮手段达到目的的行为有所疑虑的话，至少她从未在她的同学面前表现出来。“我们都明白土改是巩固祖国的重要环节”在当时一封给倪竞雄的信中她写道。“我们的岗位是战斗的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也对不起党和人民。”在另一封信中，她又说：“我对地主的仇恨正如我对祖国的爱一样。这种爱与恨，它们都是促使我前进的力量。”在倪竞雄的帮助下，胡杰找到了林昭当年工作队的领导，现在他是个退休的公务员。他们三人一起来到靠近上海的八里乡，林昭当年进驻的地方。伫立于一片郁郁葱葱的稻田中间，此人回忆道，林昭是如何命令一个地主在冻结的水缸里过夜的。后来，她告诉她的同志们，他的尖叫声使她感到“残忍的快乐”，因为村里的居民终于不再害怕这个男人了。
“几天前，‘51’队在镇里处决了超过10个人。”林昭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其中的一个汉奸，地主，恶霸是我负责的。从收集材料，组织批判，直到公开审判，我决定了他的命运。执行后，有些人没有足够的勇气去看看，但我做到了。一个接一个，我看着那些被枪毙的敌人，尤其是当地恶霸。看到他们这么死了，我感到与那些在他们手下受苦的人一样自豪和高兴。
尽管林昭把自己奉献给了党，她的同志有时仍会批判她“小资产阶级”，原因包括她读的书，她写的诗，但最常见的原因是她指出别人错误时直率的方式。虽然她批判了自己的父母并三年没有见他们，她的权贵出身和她父亲在国民政府任职的经历还是让她很容易遭到攻击。有一次，她父母给她写了信，她回信说他们应该忏悔他们的“不端和罪恶”但即使这样对党来说依然是不够的。“我在看父母近日的来信时还是太单纯了，那些信看上去一改过去落后的论调，甚为进步”她在对倪竞雄的信中写道。“因为这些我就肯定他们不是反革命分子。但是经过团内同志们的帮助，启发，才使我认识到，为反动派做事这本身就是一种罪恶。更使我认识到，自己的政治水平和阶级认识离开党的标准还很远。”她对于党的忠诚是彻底的，正如她对政府建立的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一样，林昭开始将其形容为父亲。“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她对倪竞雄写道。“我知道我在这里，他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胡杰并不觉得林昭的奉献是不寻常的。他知道这种对毛泽东的信仰在党的统治的初期是普遍的。他自己也曾在孩提时代，在文革中挥舞着红色的主席语录。即使是土改中丑陋的暴力也未使他惊讶，因为他知道推翻这样的一个牢固而不公的经济制度时极端措施是必要的。但当胡杰听取了倪竞雄的故事，阅读了林昭的信件之后，使他困惑的是，这样的一个狂热的毛泽东及其统治的信徒怎么会陷于囹圄长达十年然后被枪决呢。胡杰和倪竞雄拜访了一位退休教授，这位退休教授描述了他，林昭和其他几人是如何在1960年因为出版一本地下杂志而被捕的。但这个教授不能回答胡杰心中最困惑的问题：为什么林昭背叛了她所爱的党呢？还是说党背叛了她？
旅行结束后，胡杰陪同倪竞雄来到上海，那是她退休后的住所，也是林昭在牢中度过她人生中最后几年的地方。倪竞雄把他介绍给其他几位认识林昭的人，并且带他去看了林昭家曾住过的二层公寓。胡杰之前一直想拍摄这个地方，因为这在倪竞雄和林昭的妹妹给他讲述的故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一天是1968年5月1日，林昭已在上海被关押了好几年。她们的父亲已经自杀，妹妹与她们的母亲一同住在公寓中。那天下午，他们听到了她们窗下有一阵骚动，一名男子正在出声寻找林昭的亲属。之后是敲门声，她们开了门，一名警察站在门外。
“谁是许宪民？”他问。
“我，”林昭的母亲回答说。
“你是林昭的母亲吗？你的女儿被处决了。付五分子弹费。”
这名老妪一时没反应过来。警察再次说话，音调提高了：“怎么啦，拿五分子弹费。你的女儿已经被执行枪决了。”
在她母亲站在门口惊呆的时候，林昭的妹妹冲进另一个房间，颤抖着打开抽屉取出了5分钱——比一个便士还要少——然后回去把它交给了警察。直到警察离开，她的母亲才意识到刚刚发生了什么。突然间，她悲伤地倒在地上，抽泣着说到，如果她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她的女儿绝不会度过如此多磨难的一生。被处决时，林昭36岁。
胡杰的研究一开始进展很快。几乎每个星期，倪竞雄都会寻找到一个林昭的同学或熟人，然后给胡杰打电话。然后他就会踏上一班列车去上海见她。她会介绍他，然后让人们在镜头下接受采访。一切都进行的很顺利，胡杰确信他能在一年内完成这部纪录片。然而几个月后，倪竞雄的电话变少了，然后就停止了。她的线索已经用完了，但胡杰远没有了解林昭身上发生了什么。
另一个问题也出现了。他没钱了。由于失去了工作，他已经将自己的积蓄全花在了这项工程上，来购买录像带，车票，以及其他花销。他的妻子仍在银行工作，但他们已达成协议，他拍片只花他自己的钱。他们需要她用她微薄的工资养家，抚养他们的儿子。他们还同意他绝不会向她借钱拍片。或许可以通融，但胡杰明白林昭的片子已经让他的婚姻很紧张了。他和他的妻子在他还在军队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她对他这些年来的多样的职业变化表现出了耐心。当他辞去空军在他退伍后给他安排的无聊的公务员职位时，她支持着他。她在他尝试油画并转向纪录片的时候也支持着他。但被新华社开除就不一样了。她曾强迫着他找到那份工作，部分是为了让他安顿下来并为养家糊口承担起更多责任。现在他离开了新华社，她担心他会辜负对她的承诺，把家庭又一次放到了第二位。她常抱怨他觉得他欠社会的比欠他们娘俩的更多，而他们仅以她的工资过日子会紧巴巴的。
所以他们一致同意，如果胡杰需要采访别人，他要自己赚他的旅费。通常他靠当婚礼摄像师赚钱。这是一项耗人而无聊的工作，整整一天他都得站着拍摄结婚的夫妇，然后在别的日子把片段剪辑成影片。胡杰尝试认真对待，把每个婚礼当成是纪录片一样，注意用不同手法剪辑每一部片子，通常还带着不同技术和风格的尝试。他的一切努力将化为每场婚礼200元的报酬，大约25美金。他的妻子有时候讽刺他，嘲笑说他被涮了，因为中国最优秀的婚礼摄像师居然才拿到这点钱。
由于倪竞雄的联络变少了，胡杰拓展了他搜寻信息的渠道。但他不能去图书馆来查找这段时期的资料。即使他在新华社的时候，他也没有查询党的档案的资格。唯一了解林昭的事情的办法就是去拜访认识她的人。从新闻学校毕业后，林昭被安排在常州市的一个党报工作，这个城市位于长江畔，南京与上海之间。之后她参加了1954年的高考，获得了江苏省文科状元，之后被久负盛名的北大中文系录取。她与党不和的原因一定在她在这里读书的这段时期里。因而胡杰把他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北方，并且联系了他在北京认识的所有人，他在那的空军带过几年，还在那的艺术家聚居区住过。他还回去找了倪竞雄和通过她认识的人，并且拜托他们协助他寻找北京的林昭同学。
他坐着火车从北京到南京来来回回，每次都在便宜的硬座席上坐整整14个钟头。在北京他常与自己的姐姐住，她是个摄影师，在城市的东边有一座公寓。慢慢的，他开始拜访和采访认识林昭的人，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还原她在北大上学时的场景。他得知，林昭是她班上最年轻的成员之一，也是最受欢迎的之一。校园里的小伙子对她尤其感兴趣，不仅因为她是班上最漂亮最聪明的，也因为她看起来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她的穿着略微时尚一点，举止也略显大胆。她的外表很纤细，和小时候一样常常生病，但她喜欢喝酒和跳舞，更喜欢用诙谐的话与他人唇枪舌剑。在政治和文学的讨论上，她可能很直白，甚至生硬，因为她从柔化自己的语调，来迎合中国传统的女性气质。她也是个优秀的学生，是教师们的最爱之一。她以大二生的身份成为一个校园诗社的编辑，之后一年又成为了校文艺杂志的诗歌编辑。
开始时，胡杰追踪到了几个在北大追求过林昭的人。张元勋曾在学生时代与林昭在校文艺杂志共同担任编辑。现在他是一个曲阜的一个中文学者。这座城市常作为孔子的诞生地而闻名。张元勋有充分的理由拒绝与胡杰说话。作为一个当地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拥有校园的超市——他有足够多的东西可以失去，而讨论官方想要抹杀的事情几乎没有报偿。他非常了解反抗党的潜在后果。反右运动之后，他在劳改营待了超过20年。胡杰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一份著名的广州报纸，南方周末，曾在1998年成功规避了审查，发表了一份对张元勋的采访，内容涉及了禁忌的话题。文章中有一小段关于林昭的，这在她的老同学中传播甚快。它将林昭形容为“40年前就坚持真理不惧强权的英雄，”胡杰认为这很振奋人心。这是他在保存历史的努力上并不孤单的证明。这或许是20年来林昭的名字首次在中国报纸上被提到，胡杰明白南周的编辑们让它通过一定很难。胡杰也因为另一个原因被这篇文章所鼓励。如果张同意冒险接受南周的采访，或许他也愿意帮助胡杰完成他的纪录片。
因此，用着来自另一部婚礼影片的微利，胡杰买了一张去往曲阜的车票。他并没有预约或者先打个电话，他只是未声明地去见了张元勋而已，因为他不想给他一个说不的机会。到头来没什么需要担心的必要。胡杰采访的所有人中，张元勋是最快决定接受采访的。他是个争强好胜的老人，一头浓密的花白的头发，戴着大而厚的眼镜。他表现得信心十足，他说起话来丝毫没有害怕或者犹豫，并且常常激昂地用手比划着。起初胡杰以为张元勋之所以无所畏惧的原因是居然他已经从那么多灾祸中幸存了下来，党能做的能够威胁到他的事情已经很少了。但当他听他说话时，他意识到原因不止于此。他注意到了这位老人的悲伤，他也意识到张元勋对他的倾诉出自一种个人责任感。张元勋最终告诉他他对林昭做过一个承诺，并且打算信守它。
他的故事开始于1957年春天。共产党已经巩固了自己对国家的控制，用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与农村的土改一样暴力——建立了城市政权。它所努力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已经接近完成，私有商业全部都国有化了，曾经分给农民的土地也收了回来，被组织成了合作社。经过数十年战争，中国获得了和平，与美国在朝鲜半岛上打成了平手。但在毛泽东紫禁城内的一处居所的高位上，他并不满足。党在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加强了控制，并且已经疏远和遏制了这个国家的知识精英，他也知道没有其科学家，学者，思想家的帮助，中国的现代化很难实现。或许让他更烦躁的是，党似乎从群众中渐行渐远，并以开始固化成一个和它推翻的没有什么不同的特权阶层。波兰和匈牙利的起义说明了共产党失去了与群众的接触时会发生什么。毛泽东的解决方案，至少是他在公开场合宣称的，是大胆邀请党外人士来批评共产党统治并提出改进建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宣称。虽然他的领导层的同事对于可以自由攻击党感到紧张，毛泽东似乎相信已经赢得了群众的心，并预言其批评会像“和风细雨”一样， 能够让党改正错误。
百花运动开始时进展缓慢，因为地方干部并不涉入，而知识分子考虑到党的暴力记录时对于当出头鸟心存疑虑。然后在1957年春天，毛泽东踏上了东部中国之旅，来开始这项运动。他保证说对于让人们发泄对政府的不满这件事上他是认真的。就这样他全力推进了百花运动。到了4月中旬，学者，作家，艺术家，商人，与共产党结盟的少数派政党，以及其他开始鼓起勇气说了出来。他们这样做通常是被党委要求的，因为他们要确保运动是成功的。因为长期被抑制的对于党的沮丧一下子释放了出来，毛泽东语言的“和风细雨”很快就发展成了台风暴雨。到了5月中旬，这股风暴到达了北京大学，张元勋就处在风暴的中心上。
几个星期以来，校党委都召开会议，鼓励讲师和教授们加入运动。但直到5月19号“盛开与抗争”才在北大达到鼎盛。当天傍晚时分，张元勋与他的一个同学，沈泽宜，在一张红色的海报纸上用黑色的大字写了一首诗，把它贴到了主学生食堂外面的墙上。“是时候了！”他们宣布，鼓动他们的同学响应党批评与建议的号召。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 一齐写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里的酸甜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让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的落在头上
新生的草上 不怕太阳照耀
（译者：原书中未收入最后这几句，在此加补）
我的诗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生的藩篱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在当时来讲这是非常惊人的语言，”张元勋告诉胡杰。“在我们中国没有人说这样的话。我们都一致说共产党好，好好好，是是是。忽然说出这样的声音来了，太引人注意了。”
海报的消息传遍的很快，不久一大群学生就聚集起来，用手电阅读它。有的人把诗抄进笔记本，有的对着它照相。张元勋注意到那晚在宿舍楼比起往常有更多的灯亮着，学生们聚成小组，讨论着党的缺点直到深夜。当他在第二天清晨回到海报前时，他的海报被其余数十张海报包围着。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数千张海报被贴在了“民主墙”，以及学校里的建筑物上。第一批海报之一批评了党对于校园事务的干涉，并敦促党委从学校中撤出，以便让北大运行的更民主。许多海报抱怨去国外学习的机会，教职，以及其他毕业后最好的工作都被给予了党员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可靠”的学生，而不是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有几个嘲笑了校园里使用的苏联教材，包括文学课文，它们忽视了西方作家；以及科技书籍，它们声称所有的主要科技发现都是由俄国人作出的。其他要求包括党掌握的秘密学生个人资料应该被摧毁，以及结束无聊的，强制性的政治理论课程。但学生并未把批评集中在教育问题上。他们响应了全国知识分子提出的意见，还攻击了傲慢的党委以及他们享有的特权，并且呼吁民主改革，并要求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也有呼吁重新审视党及其安全部队在之前的政治运动中滥用暴力的情况，还有至少一名学生质疑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甚至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罪行的报告也从英文报刊中被翻译并分发，削弱了党版苏联历史的可信度，并且进一步引发了关于毛泽东是否可靠的质疑。
然而和给党挑毛病的海报几乎一样多的是那些支持党并攻击其批评者的人们。随着辩论加强，学生开始在他们宿舍附近的校园广场上发表演讲，常常能吸引数千人围观，并引发与听众的辩论。一个来自附近的人民大学的年轻女士曾在那的讲台获得了全国性关注。她自称林希翎，谴责社会主义中国很可耻，因为它不民主。学生举行秘密会谈，建立新组织，开始与全国各地大学的同仁们联络。张元勋加入了北大一个名声尤其大的组织，百花社，并被选为其杂志，《广场》的主编。沈泽宜，他的朋友和共同执笔人，被任命为责任编辑。
林昭从文学杂志熟识了这两人。事实上，他俩都竞相吸引其注意。当看到攻击他们诗的大字报时，她去写并粘贴了一份自己的大字报来为他们辩护。她仍是个忠诚的党员，最近写了一系列歌颂党的诗歌。但到了1957年春天，有迹象表明她已经开始怀疑党的某些举动，尤其是最近针对独立思考的一个批判，它在文艺和学术圈造成了多起自杀。所以很自然的，她被百花运动所鼓舞。她相信这是党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请求群众帮它重归正轨。“在这样的春天，到处谈论着整风，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期待着，”她当时写道。
林昭和她的朋友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是，毛泽东已经开始重新思考他发起的运动。百花运动所暴露的群众的愤怒的强度和深度让他惊讶，并威胁到了党的权威。5月15日，甚至在张元勋在北大贴出他的海报之前，毛泽东给中央委员会以上级别的党委官员发送了一份秘密备忘录。第一次，他使用了“右派”这个词语形容那些崇尚资产阶级民主并反对党的领导的人们，并指责他们的“猖狂进攻”。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党并未公开他想法的改变。“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写道。“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回顾往事，张元勋说，在北大毛泽东反悔的第一个迹象或许出现在5月22日。那是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学校食堂外，张元勋站在一大群人中间。从他和沈泽宜公开他们的诗后已经过去了三个令人激动的日子。当晚进行的讨论似乎和校园到处在进行的没什么不同。但后来讨论发生了丑陋的转变。一个又一个学生站在从食堂拖出的桌子上面，开始无情地在意识形态上谴责张元勋。有人指责他是“现行反革命”，这或许是中国最严重的政治罪行。他们都是党员，包围了他，并轮流训斥他。
突然，有人跃上桌子。此时近乎伸手不见五指，人群中几乎没人能看清那是谁。但随后一个女性的声音——这个声音清晰悦耳，又带着柔软的南方口音——升高并压住了咆哮着的男学生们。而吵闹的观众此时安静下来，仿佛被魅惑了一样。在夜晚昏暗的灯光下，张元勋几乎无法认出林昭的脸。但她的话深深烙入了他的记忆。
她说：“我们是不是在呼吁党外人士们提供建议？当他们没有说时，我们推了一遍又一遍的鼓励他们说出来！因此，当他们终于说出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暴跳如雷？以张元勋为例。他不是党员，甚至不是共青团的成员。他写了那首诗，但是这值得这些人这么生气，上升到这种高度去攻击他吗？
“今天晚上开的是什么会？”她说道，“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斗争张元勋么？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你们这些先生，刚才发言的我都认识。都是中文系党员。”
张元勋向胡杰描述着那个场景，动作越来越大，双手挥舞着，边说着边几乎要跳出座位。“就像那样，她让那些人闭了嘴！”他说。“你看她胆大包天。”
他回忆道，林昭继续说着，并且描述她所谓的人的良知和组织的命令的矛盾。她指的组织就是党。但听众后面有人打断了她。“你是谁？”他吼道。“叫什么名字？”林昭毫不犹豫地反击：“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
“我告诉你吧，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呢，我林 昭还没杀人。（译者注：林昭原话有武松这句，但本书中没有）我姓林，双木林。昭，刀在口上之日”她说。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今天刀在口上也好， 刀在头上也好，不考虑了。既然来了，就不考虑刀在哪里了。”
林昭的口才很快在校园内传开了，接下来的一天，开始出现指名道姓攻击她的大字报。但当其他人为她辩护的时候，林昭自己不见了。一个朋友发现她倒在床上，枕头浸满了红酒。她的桌上是她手写的一首诗：
上苍错怪了我，
如果我不能忍受，
谁又会承担这个责任呢？ （译者：这首诗我没有找到原文，所以是直译的英文——汉语翻译到英文又翻译回去）
林昭再也不会把焦点停留在百花运动上。张元勋说，自那天晚上以后，她拒绝参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而是把精力投入到了大学图书馆的珍藏书籍中去。仿佛她已经感到了危险来临，并且在调和她所描述的她心中良知和对党的忠诚的分歧。
校园内的辩论在没有她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党开始孤立批评者并加强控制。“任何与社会主义不合的言论和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宣布。这份声明被用大白字刷在校园内一栋建筑的墙上。在月底，校文学杂志社的编辑们开会决定开除张元勋。这次，林昭站在他的批判者那一方。她还在试图理清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并且仍然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信仰。现在党说他是右派，她也就信了。她真的生气了，张元勋回忆道，并感到他背叛了她。“我有受骗的感觉！”她说。
毛泽东在一周后通过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正式启动了反右运动。“某些人”，这篇社论写道，以百花运动为借口“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他原来的邀请公众批评党的讲话发表在国立报纸上，但毛泽东篡改了历史，增加了一部分限定什么可以被批评的内容——这些在百花运动开始之时他从未说过。口口声声保证了几个月人们不会因言获罪，现在党就开始因言定罪了。
在北大和其他地方，乐观和激动之春让位于恐惧，怀疑，猜忌之夏。当毛泽东的口风由“百花齐放”转向锄去“毒草”，党开始进行政治迫害了。一个接着一个，那些曾表达过“右派”观点的人们被分辨出来，传唤到自我批评会上，在那里他们被要求主动忏悔罪行，指认同伙，批判朋友。许多学生仍然忠于党，并深信他们真的迷失了，遵照了党的要求。另一些学生则相信他们什么都没做错，但试图自救。随着校园内紧张的升级以及运动变得愈发丑恶，林昭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忽视对于党的怀疑。“在这个时候没有声音比任何声音都要好，”在她写给朋友的纸条中他说，这种直白的警告说明了她不再信任官方。她的朋友立刻把这个纸条上交给了党委。
沈泽宜，那个与张元勋共同传做了大字报的人，是第一批忏悔的有名活跃学生。在所有教员和学生面前，他断绝了一切与张元勋的关系。后来，国立报纸发表了他写的文章“我向人民请罪”。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其他人也在越来越大的压力下陆续屈从于批斗会。安全机关的人员的阴影笼罩着最多言的学生们。校园内有关思想的活跃讨论会转变成为了批斗会，有时他们还会动手，把学生们撞向地板并强迫他们低头。有的人撑的时间比其他人长一些，但最终，几乎所有在运动中被针对的人都屈服了。少数学生逃亡到他们的京外的家乡或是到大使馆寻求流亡，但他们都没能逃出党的掌握。最后，无论你认罪与否结果没什么不同。一旦你被打成右派，你就毁了。
当人们纷纷屈服之时，林昭却反其道而行之。她觉得反右运动令人作呕。她很不高兴人身攻击，并且为那些被毁灭的生命几乎发狂。她把党的行为视作对那些最信任它的人们的背叛。百花运动结束后，对于党的批评不再被欢迎，但林昭却决定更加活跃，而不是独善其身。似乎她的良知终于战胜了她对于“组织”的感情，并且她想为虚度的时光作出补偿。她试图帮助张发布最后一期的百花社社刊，并用笔名写了一首苦闷的诗，形容来自同学的批判是“割伤我年轻心灵的大剑，在它上面留下了伤痕。”（译者：同样，未找到原诗，是转译的）有时她公然挑衅，在校园里大声阅读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其中的主角相信他周围的人们正计划着吃他，并请求读者们“救救孩子。”
林昭可以选择别的路，张元勋说。她对于百花运动的参与是有限的，如果她保持低调，或许可以逃过惩罚。但在自我批评会上，她拒绝认错或者表示懊悔。相反，她和那些指责她的人们顶嘴，这让他们很惊讶。作为一个同学回忆说，当党员一问她描述她的意见，林昭回答说，“我有观点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我们不应该像这样的人的攻击。不要这样咬人。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干，那你们就干去！像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好的？，当然不好嘛。”她称党邀请公众来帮它纠错是“虚伪”，而且它现在不关心那些提意见的人的死活了。她拒绝批判张元勋和其他被打为右派的朋友们。当党员继续批评她时，她反驳说他们正在她的身体上起舞，用她的脸擦去他们鞋底的血迹。几个星期过去了，认罪压力很强了。林昭的朋友请求她暂且度过这个难关，说党让她说的话来保全自己，像其他人做的那样。林昭的回应是吞下了过量的安眠药。同学们发现并救了她，但党委之后认为她的自杀尝试是“态度恶劣”，是另一种对人民犯罪的迹象。
到了秋天，反右运动中最糟糕的部分似乎已经过去了。右派被羞辱和禁言了。他们是校园的弃儿，被同学所回避，受到随意的骚扰。但是，那些批斗会都结束了，仿佛校园内已经恢复了日常。人们都筋疲力尽，但是也在随时准备为下一个政治大戏而打断日常。在忏悔之后，张元勋回到他的课题上，希望他能被允许毕业。然而，林昭怀疑党还没折腾完他们。
12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张元勋在一个学校外的书店碰到了她。她的脸被一条白色围巾包裹着，他们的眼神在一张放着平装书和杂志的桌子上方交汇了。两个右派被别人目击到在相互交谈是很危险的，而自从他上次见到她已经过去了几个月。她什么话都没说就离开了书店，张元勋则尾随跟上了她。他们迅速穿过了一条只有星光点缀的黑暗小巷，一直走到一片开阔地，确保周围没有人。“情况越来越糟。我们应该做好被逮捕的准备”林昭说。“记住我家的地址。无论我们受多久苦，都不能失去联系。”他们交换了地址，但不是写下来，而是背下来。一张带着地址的小纸片很可能就被党当作右派阴谋的证据。
警察在4天后的圣诞节早上来找张元勋。他被打为“极右”，并被判处8年劳改，地点在北京南郊的一个监狱农场。这是22年折磨的开始。林昭被判处3年“观察”下劳动。在北大还有其他1500人受到处罚，几乎是8000名师生的五分之一。他们中有些被允许留校，但很多人失去了工作，被驱逐出校或者更糟。沈泽宜，与张元勋合写大字报的人，被送往陕北的一个劳改营。一个数学讲师因为翻译赫鲁晓夫的演讲被判终身监禁。百花社的创立者都被判重刑。
全国范围内大约有50万人被送进劳改营或是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在许多地方，由于党魁们下令至少要抓5%的右派，许多未批评党的人也被打为右派，这样官僚们才能达到他们的定额。毛泽东为这场严厉打击正名，他指责他的两个部长，小型合作党的领导人是右派，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前后言行当然是自相矛盾的，他指控的人做的事情就是他之前叫他们做的。但党说这是因为百花齐放政策是用来“引蛇出洞”的。
8年后的1966年，张元勋完成了他的刑期，但劳改营命令他接受“继续改造”。唯一的变化是，他可以一年回一次家。张元勋考虑着另一个旅程。他没有忘记林昭的家庭住址，于是决定再见一次林昭。她那时已被投入监狱，但她的母亲告诉官方他是她的未婚夫，以便让他俩相见。林昭仍然拒绝承认任何罪行，监狱想要他说服她“改造她的思想。”张元勋有同样的目标，他为她的健康担心，认为她应该屈服了，这样才能被尽早释放。
1966年5月他见到了她，那是她被处决前两年。当时他在一次回家之旅上偷偷地溜到了上海。现在他正在提篮桥监狱的会见室等待着。二十余名武警和其他监狱官员先进入房间，然后林昭在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女人的帮助下最后走进房间。林昭的脸色苍白，面容憔悴，衣衫褴褛，头发已经花白。她的前额绑着一块手帕，在上面她潦草地用鲜血写着一个字：冤。但她一见到她的老朋友嫣然一笑。对于张元勋来说，他仿佛又看到那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以及飞飘着的白绢蝴蝶结的昔日风采。监狱官员很惊讶；后来他们说之前他们从未见过她的笑容。
官员们留在了会面室，但林昭不介意。她告诉张元勋她被折磨，监狱鼓励其他犯人在每天的“批斗会”上打她，她害怕被强奸。一名监狱官员插话，让张元勋不要相信她，因为她神经不正常。但林昭反驳道：“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张元勋试图转移话题，急切地要求林昭与当局合作来争取释放。但她回答说，官方已经决定处决她了。说话时她咳嗽着，咳出血来，吐在卫生纸上卷起来丢到地上。“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她对张元勋说。“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她让他帮忙收集出版她的诗歌，散文，信件，在她身后照顾她的母亲和妹妹。然后她就哭了。房间里一片寂静。监狱官员说，他们也从未见过她哭过。
之后，林昭回忆起在百花运动时感到被张元勋欺骗的事。“我最恨的是欺骗，”现在她对他说。“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
他们几乎没时间了。林昭让张元勋走近，他就绕过桌子坐在她旁边。她说她有礼物给他，说着取过一个随身携带的布包，在里面翻了一会。张元勋很好奇是什么。林昭把一个小物事取了出来，他无法立刻看清那是什么。之后她把它置于他张开的手掌上：一个小帆船，用一张糖果包装用的玻璃纸折成。
林昭
3
血与爱
胡杰盯着手中的小纸船。这是一个脆弱的东西。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张元勋妥善的保存着它，将其视为秘密财宝，现在他把它交给了这个制片人。他说他年纪已经大了，害怕它会在他逝世时遗失。
在这次监狱访问后张元勋再也没有见过林昭。相反，劳改营的管理员把他单独囚禁起来。他的小囚室是一个没有窗户和灯光的，充满蚊子的压抑的房间。只有被审讯时他才能出这个囚室。审讯他的人怀疑他和林昭的会面是某些对抗党的计划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些审判会中的一次上，在1968年夏天，他被告知林昭被处决了。“你有什 么想法？”劳教人员厉声问道。张元勋已经完全被击败了，他回答说：“没有想法！”他仍在囚室里又待了138天，然后在囚犯农场和煤矿做了10年苦力。在文革的恐怖之下，他和他的家人几乎毁坏了一切可能用来迫害他们的东西——旧的信件，杂志，照片。但他保留着林昭的小纸船，用纸包装好藏了起来，因为谁会怀疑这一小片叠起来的玻璃纸有什么涵义呢？
现在他想让胡杰保留它。他希望把它交给知道它是什么，从哪来以及对他有什么意义的人。胡杰不发一语接过了这份礼物，并承诺他会照顾它，他觉得他似乎也承受了张元勋的负担——他同意保存林昭的回忆，讲述她的故事，履行张元勋在多年前监狱之旅上对她的承诺。
两人一连谈了5天，有时开着相机，有时关了相机，在他们饿了或者累了的时候才休息。张元勋是一个非常好的讲述者，胡杰完全沉迷在他的故事里了。这些故事对胡杰来说几乎都是第一次听说。以前他对反右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他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还与毛泽东有些关系，但直到张元勋对他讲述了之后，他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他了解了这一事件的规模和重要性。他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是党背叛它会在民主政治上前进的承诺的时刻，这一承诺曾经为它赢得支持，掌握权力。事情变得很清楚，政府不能容忍甚至是忠于它的异议。胡杰为百花运动的规模和热情感到惊讶，也为反右运动的无情感到惊讶。但最让他震惊的是它已经完全从公众的记忆中被抹去了。他不知道这么大的事件怎么这么快就被遗忘了？一个国家对其数百年前的王朝和皇帝比几十年前的人们和事件还要熟悉，这意味着什么？胡杰坚信，一个社会就这么经过反右这样的灾难却从不讨论它，这既不正常也不健康。他怀疑是否就是历史知识上的无知阻碍了社会进步，如果这种对于过去的无知使人们无法议论林昭和她的同学并从中吸取经验的话。比如说，如果学生们更熟悉前辈们在百花运动中的观点的话，天安门民主运动会怎么样呢？还有别的事情让他不安。如果连他和他的同龄人都不知道这样重大的事件，这些知识怎么才能传给下一代人呢？
在回南京的火车上，胡杰决定改变影片的焦点。他不能以倪竞雄为中心构建这部纪录片这个故事太大了。他需要一个更大的框架。这个框架不仅要能够探寻林昭的生活，还要能承载她生活的戏剧性的时代。他希望能强迫人们重新思考过去及其对现在的教训。和胡杰的很多同龄人一样，他很久之前就总结道共产主义是一个失败的东西，在他看来无论党口头上怎么说，它早已把资本主义当成是通往光明未来的康庄大道来施行着。但张元勋的话给了胡杰一种看待中国的共产主义经验的全新视角。他意识到，这不只是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或经济理论，而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一件不寻常的事，建立完美社会的尝试激发起了一个国家的热情，结果却是规模大到无法想象的残暴。这是人类事物的一次伟大实验，却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悲剧，胡杰惊异于回顾来看它是多么的奇怪。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人们又怎么会在反右运动后还跟着毛泽东创造了文革这样的灾难？经过这一切之后，党是怎么保持它的权力的？他将林昭的生活放入历史背景之中，希望借此用纪录片让人生发这些问题。把片子局限在某人周围可做不到这些。他必须放弃早期影片中的旁观风格，扮演一个更活跃的角色，自己来充当电影的中心人物。他希望找到并采访更多认识林昭的人，以及其他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这意味着做更多的研究，耗费更多的时间，花更多的钱，而胡杰相信这些努力是值得的。他向他忧虑的妻子保证，这部影片将非常特别，是他迄今为止最好的影片。
这是一项缓慢而艰难的工作。一个接着一个，胡杰追踪到那些采访对象，试着让他们与他聊聊林昭。他们一再地拒绝他。有些人很粗鲁，有些人带着歉意，但他们的回应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恐惧。在胡杰给他们打电话时，可以从他们的声音中听出来，在胡杰未经预约就来到他们门前并解释他是做什么的时，可以从他们的眼神和身体语言中看出来。胡杰拜访的一对夫妇被文革伤害的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现在还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用报纸包好，以便随时打包逃走。胡杰想要采访的许多人都是前右派，他们的悲惨经历教给了他们警惕。在毛泽东死后他们被“平反”并给予新的工作，但是迫害他们的党依然掌权，他们辛劳过的劳改营仍然敞开着。他们知道说出来有可能会有后果，胡杰也理解他们对谈话的抵制态度。他们已经失去他们生命中的太多了，他们想要安享晚年。并不是说他们已经遗忘了过去，而是他们记的太清楚了。
但不是每个人都不愿被采访，也有人愿意敞开心灵。大多数人起初都很谨慎。他们也曾受过罪，也曾害怕过。但一旦他们克服了最初的犹豫开始倾诉，他们通常就停不下来了。他们都经历了太多了，又封印了自己的记忆，压抑了自己的感情太久了，当他们开始谈论林昭，就像是开了水闸门一样。往事一下子都回到了眼前，他们常常不间断的谈几个钟头有时他们似乎把采访当成了一种治疗，胡杰常常在会面结束时精疲力竭。其中的许多人没有与任何人分享过他们的经历，甚至连家人都没有。有几个人要求采访不在家进行，这样他们的孩子就不会得知他们的悲惨遭遇了。他们告诉胡杰他们说出来是为了林昭，但他感觉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参加了被党所埋藏的历史事件，因为党否认他们所经历的历史事件，他们的存在都仿佛被抹消了。这个国家正在前进，展望未来，似乎没人对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感兴趣。无论是记者还是历史学家都不去采访他们，除了偶尔在走私进的出版物和录像之中，他们也从未见他们经历的在书中或是杂志中或是电视上出现，当他们老了之后，他们担心，当他们死后，人们还会记得多少关于百花运动和反右运动的事。然后，却凭空冒出来一个电影制片人，请求聆听他们的故事，记录他们的回忆。成为见证人的渴望一下子战胜了沉默的本能。通过和胡杰谈话，他们拒绝让历史遗忘他们。
当为胡杰打开大门时，一个人曾泪流满面。陆佛为是一个70岁的退休新华社记者，但他曾是林昭的党支部书记，中文系的同学，并曾附和过把她打为右派的决定。他在沙发上坐着抽泣了几分钟，才重新整理了自己，开始对胡杰说话。“林昭当时说的都是常识。并不是她地识别能力特别高，这只是常识，”他说。因为我们处于历史的低谷，常识就是反革命。”在毛泽东死后，陆佛为曾在一篇关于文革的散文中提到了了林昭的死刑判决，并为她组织了一场低调的哀悼会。在会上，她相片的两侧放置的红丝带上路写了两个标点，而不是传统的挽联。一个是问号，另一个是惊叹号。
在每次采访中，胡杰都会收集到关于林昭的更多的资料。他得知被打为右派后，她本被决定送往煤矿劳改，但一个教授考虑到她的健康安排了她去校园内的苗圃服刑。在那里，她与谭天荣，北大最有名的学生右派，百花社的创始人之一有了一段短暂的恋情。胡杰追踪他到了港口城市青岛，自劳改营释放后他被任命为那里一所大学的教授。谭天荣一开始拒绝采访，甚至在胡杰写信请求了他，并给他寄去林昭的照片后亦然。随后胡杰去了青岛亲自见了他。站在公寓的门口，他再一次被谭天荣拒绝。但胡杰不让他关门。他一再说记录这段历史是多么的重要，并争辩说至少让他不开机采访他。过了将近四十分钟，谭天荣终于让步了。“如果不是因为林昭，”他说，“我绝对不会让你跨进这个门一步。”过了一会儿，他也同意在镜头前说话了。他描述着在劳改营之前他和林昭一同享受的那段很短的日子，并回忆起了1958年夏天他们的一次对话，当时他们正在党的号召下打蚊子。“她对我说，‘我一整天心里都感到好笑，笑这疯了的党。’”他回忆说。“但那个时候我只感到痛苦。从来没有象她这么去想这个党疯了。”
1959年底，林昭被允许回家保外就医。她的父母当时已分居，她的母亲住在上海，父亲住在苏州。她和他们都和解了，并为曾对他们做过的谴责道歉，那是她还是个被党所迷惑的年轻人。一年后，在她被逮捕之后，她饱受磨难的父亲自杀了。
在胡杰第一次与倪竞雄同行之时，胡杰曾采访了一位退休教授，告诉他林昭1960年因协助出版一本批评党的地下杂志被逮捕。现在胡杰要把她加入的这封杂志列入考量。反右运动中她被从轻发落并被允许回家接受医治。如果她能忍住不参加进一步的政治活动，就能躲开那造成的最糟糕的结果。但林昭非但没有低下头做人，反而还联络了几个位于兰州的物理系大学毕业生。兰州是一个几千英里之外位于甘肃省的边境城市，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北京上过大学或是上海本地人，但党把它们送到西部去，以便与那些军队在制造原子弹的偏远的实验室和试验站离得近一些。他们是中国最聪明的一批年轻人，但因为在甘肃他们是外来人，在反右运动中当地干部拿他们开刀，并将它们送到乡下去劳动。几个学生在回家时碰到林昭，她迅速加入到他们出版一本批评党的政策的杂志的计划中去。用油印机只印出了一期杂志，官方就逮住了他们。1960年九月，警察在兰州逮捕了与出版有关的40名师生，还有当地同情他们的一位党委领导和几十名群众。几周后，警察也在苏州逮捕了林昭。
胡杰寻找过杂志的拷贝，以及能解释是什么驱使着林昭参加这样一项危险的行动的人。最终，他在党史的另一章里找到了答案。胡杰听说过1958年到1961年间横扫全国的饥饿，但他常常听到的解释是这场灾难规模有限，起因是“三年自然灾害”。现在，随着他对林昭一生研究的加深，他了解到了真相。确实有饥荒，但它规模既不小，原因也不是自然灾害。事实上，有三千万——或者多达五千万人——在这场由党的政策，尤其是为人熟知的大跃进，所直接酿成的灾难中饿死。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是一场把中国建设成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尝试，具体做法是动员全国人民进行一场疯狂的经济生产加速。在全国农村，成立了大型的公社，在那里，农民被迫集中自己的土地和财产，三餐都在大型食堂解决，工资由“工分”所取代。同时，党宣布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经济目标，比如毛泽东发誓要在钢产量上15年内赶英超美。成千上万的人被转移到一钱不值的工业计划上来，其中最有名的是“土法炼钢”，农民将他们的金属物品——厨具，自行车，工具——填到粗糙的炉子里炼钢。农民被要求花费更少的时间在田里，更多的时间在这些愚蠢的计划上，并鼓励在新建成的食堂里多吃，因为大跃进被认为一定会成功。正当官僚们发送丰收的虚假报告来奉承毛泽东以保住他们的工作之时，一场中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人造灾难正在拉开帷幕。
当饥荒发生时，那些被打为右派的人从近距离旁观了它。在城市出现严重的食品短缺，但在农村，情况更加严重。许多右派正是被送到了那里进行劳改。他们告诉胡杰老幼是怎么先死亡的，壮年是怎么靠吃树皮昆虫甚至是泥巴存活下来的，在最令人绝望的地方人们是怎么被迫食人的。这是胡杰做过的最艰难的采访，他常常一边拍摄，一边在相机后面哭了出来。黄政是一个右派，朝鲜战争老兵，在苏州与林昭结交。他告诉了胡杰他在一个长江畔曾经很富庶的地方的劳改营的任务。
1961年冬天，在农场我们每天要起来抬死人，抬出去埋，每天不是一个两个…把他们自己的被子包一包拿来根草绳两边扎一扎，外边再用麻绳一个套在脖子上，一个套在脚上。两个人拿着一根长毛竹，这么粗的毛竹，一蹬，一蹬，抬几里路到西支河边。挖了坑，埋掉，叭、叭、叭把他们埋掉。埋掉了有一个土包包。
好，你埋掉了。老百姓都有看好了。一个， 二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四十个。等你走掉以后，他把那些才埋好的人翻出来。翻出来他要什么呢？要衣服，要被子。苏北的老百姓穷的连被子也没有。第二天我们过来看到他们把坟头扒得一团糟…我们必须处理好尸体。他们赤身裸体，但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我们只是能把他们用土埋起来而已。
饥荒蔓延之时，只有一名党的高官鼓起勇气来指出这显然的事实。彭德怀，国防部部长，革命战争和朝鲜战争的英雄，给毛写了一封私人书信批评大跃进，并描述了在他最近的家乡之旅中看到的附近农村的惨状。毛泽东的回应是，将这封信在1959年的一次党的全体会议上分发，并发动了一次针对彭德怀的猛烈攻击，将其污蔑为谋划对抗全党的右派。这是一个荒谬的指控，但在政治舞台上是非常有效的一击。毛泽东威胁道如果党的其他领导人不支持他他就退党并领着农民进行一场新的针对党的革命战争。摊牌一开始就结束了。再也不会有政治局委员敢于公开挑战主席了。彭被羞辱并剥夺权力，毛泽东又发动了另一场党内清洗，600万人被惩罚，让反右运动黯然失色。为了证明彭德华的错误，党加速了大跃进的步伐而不是停止下来，于是全国又有数百万人死于饥饿。
林昭从一开始就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她所嘲笑是“疯了”的杀蚊子的努力是运动的早期阶段。但如果说她只是嘲笑党灭“四害”——还包括老鼠，麻雀，苍蝇——的运动的话，她被接下来农村发生的大面积饥荒的报告，也被党的官僚顽固地拒绝对之做些什么的态度所激怒了。这些使她冒着被投入监狱的风险与甘肃的学生一起出版地下杂志，在那里饥荒尤其普遍。“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会因此而受罚”这些学生之一，顾雁，告诉胡杰。“但是觉得不做不行，总要有人出来。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出来时。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当胡杰寻找并采访与这本杂志有关的人士的时候，他发现林昭和她的朋友还用油印机印刷了一份给党魁们的公开信，以批评大跃进政策，抗议彭德怀的被废黜。但他采访的人都没有这封信或是这本杂志的副本。这些材料全在林昭及其他人被抓时被警察截获了。
胡杰一直在寻找林昭作品的样品。他想听听她描述自己经历的话，并问了所有他采访的人是否保留她的任何信件，散文，诗歌，任何可能反映她当时思想的东西。大多数人说他们早已毁掉了一切这类动东西来防止当局利用这些对他们不利。但有时他会碰到一封老信，或者照片背后潦草书写的诗句。有几个人告诉胡杰林昭会定期地抄写她认为重要的作品，把它们交给朋友妥善保管。仿佛她知道她的言论有遗失的危险，而某一天，某些人会想要恢复它们。比如在她被捕之前，曾让一位她尊敬的大学系主任保管一叠她的作品。然而这位系主任已在文革期间将这些作品付之一炬。
胡杰了解到林昭曾在1962年因保外就医被释放了几个月，在那期间她写了一系列的政治散文和书信，包括一封给当时的北大校长的。每件作品完成之后，她都给警察和监狱官方各给一份副本。但她也给了她的一位老同学一份。这位同学政治上不很活跃，逃过了党的监察。胡杰找到了这位同学，安排了与她的会面。但在他成行之前，他接到了她儿子来的电话。这名妇女已经去世。他问这人他的母亲是否在她死前说了关于林昭的什么，或者给他留下了一个包裹。这人说他会找找，但几天后他打回来说他什么都没找到。
这种失望在胡杰的研究中很常见。但他还是相信林昭已经预先考虑到并将她的作品的副本藏了起来。他相信某处一定有着一份收藏，正在等待他去发掘，而且他下定决心要找到它。与之相比他不那么确定能否得到她在监狱里写的血书。但他同样有信心他能找到。他已经发掘了如此多的被埋葬的过去，他已经开始相信党不能把这些东西永远藏起来。
胡杰经常回过头来看望这些他采访过的人。起初他和这些人保持联络完全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新的材料或者是联络到了其他人供他访谈。但后来他发现自己访问他们完全是为了找伴。在他纪录片拍摄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独自工作的。他没有同事，除了姐姐和少数几个人，也没有其他人可以与他讨论这部片子。他的大多数朋友对其不感兴趣，并不能理解他对一个很久之前死去的女人的执迷。但那些他采访的六七十岁的老右派们，无论男女，都赞赏他所做的工作。他们共担了记录林昭的一生的承诺，而且他们也懂得记录他们生活过的这部分历史的责任。胡杰感到在这些人身边很舒服，而他们也欢迎他进入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能够理解孤独。
胡杰认识并结交的其中一个人就是北京的一个退休图书馆管理员甘粹。他是一个快70岁的不起眼的人，留着稀疏的白发，有着黑色的锐利眼睛，烟熏的茶色牙齿。作为一个右派，他把他人生中的一大段时光都花在了在沙漠省份新疆做苦力。这份经历给他带来了从未完全消失的粗鲁，即使是他平反并授予一份在北京的研究所里研究文学的职位后也是如此。他穿着很朴素，有时很粗心，很少考虑时尚。他的一套典型装束可能包括一件破旧的运动衫和绿色迷彩裤，或者一件只扣着顶部几颗扣子的夹克衫。当他俩第一次安排见面时，胡杰两次经过甘粹都没认出他，因为他更像是一个老工人而不是一个文学学者。但是甘粹知道怎么讲故事，胡杰每次去北京都要见他。他喜欢坐在甘粹狭小的公寓里，与老人共享一壶茶，听着他的一对金刚鹦鹉叫道“你好！小姐！你好！小姐！”每一次访问，胡杰都分享了他更多的过去
年轻时甘粹曾在人民大学，一所在北大附近由党新建立的在革命后培养干部的大学，的新闻系学习。在百花运动时，他佩服那些指出党的缺点的人，但他也足够精明，因而他自己从未进行过演说或是贴过大字报。他的记录一尘不染，如果不是反右运动开始时的一个意外，他可能毫发无损地过关。当时，校园中最著名的批评党的人是一个年轻的法律部女学生，林希翎。在北大她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演讲。她斥责党不民主，并用从她担任中共高层官员的男友那里获知的细节支撑她的论点。她将党对独立思考的压制描述为斯大林主义，而当时斯大林仍被当作英雄，而且她甚至质疑毛泽东本人。“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她质问道。这样的大胆行为为她在全国大学都赢得了追随者，但也让她成为了攻击目标。当反右开始之时，党的官僚埋伏了起来。作为校园学生会干事，甘林被告知邀请林希翎到西陵进行公开辩论，但是要确保其变成一个批斗会。他按着被告知的做了。他叫起来的前七个发言人，按着党的剧本，发言谴责她。然后，林希翎问她是否有权利发言。毫不犹豫地，甘粹给了她发言权。她还没说几个字，那些忠诚的党员们就叫嚣着她下去并从她手中夺走了麦克风。在这个火爆的时刻，甘粹斥责那些打断他会议的学生们：“你们只让自己说不让她说，这样子有意义么？”这次爆发的代价是二十二年的生命。当大学找不到足够的右派来满足党的定额时，甘粹被指控“同情支持林希翎”并被加到右派名单上。
起初他获得了最轻的惩罚，一种允许他留校的缓刑。他被告知去新闻系的参考书图书馆工作，在那里，他遇见了林昭。那时她已经二十六岁了，在北大苗圃之后她又被送到图书馆工作。他们是图书馆唯二的工作人员，工作就是通读和索引那里的旧报纸。但他们的上司是一位慈祥的女人，她授权他们去读图书馆大量的旧书收藏。甘粹曾发现一本罕见的雕版印刷版的明代色情小说金瓶梅，并把他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上面了。林昭的品味则更高雅一些，她喜欢古汉语写成的清代小说。当她看到甘粹读的书的时候，她笑了，并为他找到了一本14世纪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淫秽中篇小说集，十日谈的翻译本。
作为右派，他们都是校园的弃儿，自然地，他们成了朋友。当林昭冬天得了肺结核，停止工作的时候，甘粹每天去探望她并照料她直到她恢复健康。他往她冰冷的宿舍搬进了一个火炉并确保她有足够的煤和柴火，并给她带早餐和午餐。当她对食堂的乏味饭菜失去胃口的时候，他每天早上5点起来坐车去市中心的酒店，只为给她带一碗可口的广式粥。林昭开始恢复健康的时候，党的官员注意到了他俩在一起的时间有多长，并把甘粹召到一个会议上，警告说不许他们谈恋爱。他愤怒地回到林昭的房间，把党的最新命令告诉她。她笑了，问他是否害怕。他说不，她说：“我们出去散步。”然后两人开始手牵着手走在校园里，公然违抗党的命令。
“所谓恋爱啊不是我们俩自己……用现在的话说：建立恋爱关系，”甘粹向胡杰解释。“而是组织上给我们按下来的，越不准我们谈恋爱，照着她的性格和我的性格，我们就越谈给你看。”
甘粹和林昭常在傍晚结伴散布很久，如果有免费的票的话，他们还会在周六晚上去跳舞或是看戏。他学会了拉二胡，一种中国古典弦乐器，给她在她二层宿舍房间的窗外拉小夜曲。她穿着五彩的旗袍，一种传统的紧身服饰，而其他人都穿着单调的中山装，并把他带到了一家非常贵的酒店里。他们只点了一道菜，最便宜的酱烧鱼头。从孩提时代起，林昭就上着天主教会学校，现在她重新开始去教堂，带着甘粹一起。他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她与外国外交官练习英语。和其他大多数学生一样，甘粹唯一能说的外语是俄语。
他们俩经常谈论文学，她还给他看她写的戏剧，长诗，其中含着对共产党统治的直白批评。甘粹敬佩她的作品，他可以看到她比他有才华。但他敦促她要更小心，更现实，并说挑战党是没有用的。他说她就是以卵击石，还说就是她有十万大军，党都能将她碾碎。但是林昭拒绝退让，她说要用数千，甚至数十万，数百万颗鸡蛋，但石头是可以被击碎的。施以持久的努力和时间，政治体制是可以被改变的。即使是水滴，她说，都能穿石。
1959年春天临近毕业的时候，甘粹向党支部书记申请与林昭结婚的许可。此人立刻拒绝了请求，并轻蔑的说，两个右派不可能结婚。此后不久，党就命令甘粹去新疆劳改。这个荒凉的省份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在中国的最西部。他因为他和林昭的禁戒爱情受到惩罚，而她则被送往上海保外就医。他们试图享受他们剩下的共同时光，但夏天是短暂的，在九月下旬，甘粹陪同林昭来到城市的中央火车站。他答应尽快来找她，并让她等着。然后他们在平台上拥抱，痛哭不止。她乘着一趟连夜的列车向南而去，第二天早上，甘粹开始了他5天的西部之旅。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一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里劳动，在坚硬的土地上挖着草，以种植用于止咳糖浆以及其他用途的药。起初他每个星期给林昭写一封信，但6个月后她停止回信。一个到上海回家探亲的士兵为他找过她，写信说她病了，在医院里。但他用词的某些特点让甘粹总结出她确实在监狱里的结论。多年来他一直最后，甘粹放弃了离开新疆的希望。他说服自己，林昭变得比较幸运，并且已经结了婚。但直到1979年他平反，被允许回到北京的时候，他才知道林昭被处决了。
回到北京之后，甘粹继续了自己的生活。他结婚，离婚，又结了婚，有一个儿子。但他告诉胡杰他发现他自己常常在想林昭。有时他会想如果他和林昭能够结婚，事情是不是会有所不同。或许，他说，他能够使她做出生存必要的妥协。或许，如果他们能够消停下来组建一个家庭，她能变得更小心。或许她能活到今天。有一次，当他的妻子在另一个房间里，甘还告诉胡杰，与妻子相比，他一直更爱林昭。
但直到胡杰见过甘粹一年多后，甘粹才把自己的虔诚的程度显示出来。胡杰又一次来到北京，和他姐姐住在一起，这时甘粹打来电话问他是否能够帮忙卖掉一本古书。胡杰说他会过来看一看，但甘粹坚持把它带过来给他。随后，胡杰意识到甘粹想确认胡杰是否对于自己的住处说了实话，这是他完全信任胡杰之前的最后一道预警。他一定对于见到胡杰的姐姐和她的公寓感到欣慰，因为他告诉了胡杰他的秘密：他保有一份林昭监狱里作品的收藏，将近14万字。胡杰目瞪口呆。他没听错吧？真的么？如果不是真的的话失望是难以承受的，他不想这就让自己的希望先升起来。他不懂老人是怎么获得这些东西的，为什么要隐瞒他这么久？甘粹想把它展示给她看，于是他们回到了他的公寓，他取出了一个旧的蓝色阿迪达斯运动包。从包里他掏出一厚叠置，用绳捆着，牛皮纸包着。里面共有约500张发黄的稿纸，每张都由黑色墨水写成，他愿意让胡杰去阅读这些纸。
之后甘粹解释了这些稿纸是哪来的。文革后，他幸运地收到了一位老朋友的信，让他从囚禁他的生产队逃脱，回到北京，因为政治风向变了，右派开始平反了。他逃跑并尽早返回首都意味着他能够被允许留在北京工作生活，而大多数右派都在他们工作过的劳改队附近被安排工作了。甘粹被给予了一个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图书馆的职位。研究所的主任，许觉民与甘粹的一个同学结婚了，这对夫妇常常邀请他去家里吃晚饭。自他会北京三年后的这样一个晚上，甘粹一进门就发现一个和林昭长得很像的女性——是她的妹妹彭令范。事实证明主任是林昭的远房表亲。他们四个那晚上几乎谈了一晚上林昭。甘粹觉得仿佛是命运的干预一样让他的生活一直离不开林昭。
几年后，彭令范移民美国，她给了研究所主任一包纸，上面是林昭部分监狱里作品的影印。当党开始平反右派时，彭令范四处奔走以恢复姐姐的身后的名声。法院最终同意，但它没有提供她的案件的任何细节，也没有透露她的下落。不过一天下午，彭被传唤到了外滩的公安局，黄浦江边的一栋雄伟的欧式建筑。某位没提供姓名的警官见了她，他没有提问题，而是提供了一些答案。他说，市公安局一直对于如何处理林昭存在分歧，即使是现在，她死后的很久，是否为她平反的问题仍然存在严重争议。他说，许多犯人试图保护她，有的人还献出了生命。她的处决，他说，是由上级决定的，支持这个决定的人现在仍然位居要职。这位警官开始紧张。“我听说你记忆力很好，但没有必要记住我们的谈话，”彭令范后来援引他的话说。然后他给了彭令范一包纸。她立刻认出了林昭的笔迹。
彭令范移居美国后很久，甘粹才知道了关于这些文件的事。这名研究所主任把它们展示给他看，并请求他的帮助。当时他和那位主任均已经退休，主任的视力正在变坏。他已经无法识别林昭的手迹，希望甘粹能够辨认它们。甘粹把这些纸带回家，藏了起来。当时他正担负着一份公寓大楼保安室的义务工作。每天早上在早餐前，他坐在保安室里，研读这林昭的作品，试图认出她很久以前在监狱写出的小小的褪色的字。些作品是钢笔写的，但林昭在上面注明其中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先用鲜血写成，然后才用监狱管理者给她的纸笔誊写的。现在，甘粹慢慢地再次誊写她的作品，一句话接着一句话，一页接着一页。他在上面每天至少工作一个钟头。有时候，在保卫室里没人时，他读着她的话就哭了起来，然后继续抄写。当他完工时，最后的成果是469页。现在它在胡杰的手中了。甘粹告诉制片人他可以保留三天。
被发掘的兴奋所驱使，胡杰狂热地研读到了深夜。自从他第一次听到林昭的名字并下决心寻找她在监狱里的作品已经过去两年了，他几乎无法相信他最终拥有了它们。他已经寻找它们了那么久，而且他关于林昭的文学天赋又有如此多的耳闻，似乎这些稿纸不大会达到他的期待。然而，它们做到了。他被这些作品迷住了，被她文字的激情和力量震惊了了。虽然胡杰读的是原件拷贝的拷贝的拷贝，但是书写是如此的强有力，给胡杰的感觉就是它的原件是由血写成的。
该文件表面上是给人民日报，党的官方报纸，的编辑的信，但这与胡杰见过的任何信件都有所不同。正文为438页，有八附录材料。林昭似乎花了数月时间书写这封信。在开始的段落，她写道那是法国国庆日，7月14日，但她署名并标注日期的时候，那是1965年12月5日。正文如同意识流一般，论述，长期被囚经历的说明，一并洋洋洒洒地写成了不成结构的文章。某些部分读起来像是日记，其他的部分像是宣言，偶尔会变成到语无伦次的咆哮，但每一页都充满了感情和反抗。
“反右——那腥风血雨惨厉倍常的一九五七年在许多人也在这个青年人的生命史上深深地刻下了一道烙印，划出了一道鸿沟！”林昭信的接近开端出写道。
而这回事当然是共产党错的！不仅错，而且大错特错！每当想起那惨历的一九五七年我就会痛彻心腑而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只要提到看到或听到这个年份都会立即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假如说在这以前处于暴政之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流露，那么在这以后则确实是几乎已经被摧残殆尽的了！而先生们的贵报又是何其杀气腾腾地每天每日焕发着血腥味儿啊！
林昭在文中不时提到文学和历史。当她指控监狱管理者剥夺她的纸笔的时候，她回忆起沙皇曾经用相同的手段来使反抗诗人莱尼斯噤声。“而如今行之于这个青年反抗者便更不见得有效！”她宣称，并指出已向人民日报写了两份血书。她常常用第三人称指代自己为“青年反抗者”并把自己描述为“自由战士”“基督亲兵”。她说，她完全了解挑战党的统治的可怕的代价，但她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她的良心要求她这样做。她指责党利用了她这代人的理想主义，并且质询政治变革可以和平进行，而不是暴力推进。她还描述了写血书多么困难，她是怎么刺破她的手指作为笔的。有时血液干得太快，因而她一下午时间只能写几句话，有时她会因流血太多而头晕目眩。鲜血是贯穿整封信的意象。
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着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地与热烈激昂的气质，予以煽惑，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着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与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下！怎么不是血呢？！这个玷污了祖国历史与人类文明的罪恶政权可谓完全是以鲜血所建立、所巩固、所维持下来的。
林昭写到了她在监狱里受到的虐待，被殴打，被折磨，写到了她恐惧于被强奸，写到了她被警卫以痛苦的姿势铐住的事，写到了被强迫从鼻孔进食的事。当她不能忍受折磨的时候，她写道，曾试着用吞肥皂和以玻璃割腕的方式自杀。她说她要挣扎着才能在这种痛苦面前保持理智。
我用血在水泥墙上写了几行：“不，不！上帝不会让我疯狂的，在生一日，她必定保存我的理智，如同保存我的记忆！”但在如此固执而更阴险的无休止的纠缠与逼迫之下，我似乎真地要疯狂了！上帝，上帝帮助我要被逼疯了！可是我不能够疯，我也不愿意疯呀！
有时林昭写的话是如此的混乱和令人困惑，以至于胡杰怀疑她是不是真的精神崩溃了。但胡杰读到的不切题的散漫段落与清晰明确的段落几乎一样多。或许最尖锐的文字出现于信附录的补充材料，里面包含四首诗，其中之一讽刺了一首毛泽东非常著名的诗；三篇短文；一份林昭对她1965年判决的声明；还有一份1964年12月对她的公诉书的副本，附着她的注释。林昭逐字复写了判决书并在文中写了评价。胡杰被震撼到的原因不仅包括这是他看到的第一封关于林昭所谓罪行的详尽陈述，还有她带有那么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口气又那么地轻蔑的注释。
“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主犯林昭，业经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并侦察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经审查证实：被告林昭，原名彭令昭，又名许苹，化名吕明，女，三十二岁（注曰：应为三十岁），江苏省苏州市人，官僚资产阶级出身（注曰：不知所云！），学生成份，大学文化（注曰：就是一九五七年给你们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也者迫害得中断了学业的！）...。一九五七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注曰：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观听可谓至矣！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灭之良知的激励与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给予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注曰：多谢留情从宽！但也是你们未曾真正掌握得林昭当时的全部活动之故！）一九五九年因病来本市休养，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被捕。（译注，这个日期有点问题，本书中是14日，但找到的资料是24日，取了后者。）
起诉书说他的父亲是作为一个反革命份子畏罪自杀的，“…却是也听见得耳熟能详了：凡所有自杀者大略都是“畏罪”所致！”起诉书说她在“绝食书”中写道她会“一息尚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林昭说，“是有这话不假，皇天后土共闻！”当起诉书指控她“反社会主义”时，她写道“假如那所谓的‘社会主义’就只意味着对于人的凌虐、迫害与污辱，那么‘反社会主义’或‘进攻社会主义’就决不是一种耻辱！”当被指责对党对监狱为“垂死挣扎”时，她说这份对判决书的批注就是这挣扎的最好的例证。在起诉书的最后一页，检察官指出，他们已搜集的证据对她不利的证据包括她的八册著作和证人的证词。林昭再次插话道：“按所谓马列主义原则来说，“法律”者，“统治者的意旨”而已！反抗即是大罪，争自由即是大罪，要人权更是大罪，何需什么‘人证、物证！？’”
林昭也在她写给人民日报的信后附了一份关于她20多年监禁的判决的声明.“这是一个极其肮脏极其可耻的判决！但它确实也够使我引为叛逆者的无上光荣！”她写道，并补充说她会“努力工作”活到刑期结束。“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天下后世！“她总结说。“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宄——歹徒、恶赖、窃国大盗和殃民贼子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当胡杰看完文件，冬日的阳光已经在雾霭的城市中升了起来。透过他姐姐公寓的窗户，他看到了黎明的第一束光线照射着天际线上四散着的起重机，车辆开始行驶在城市的道路上。”数年后，当我问到胡杰在那个早上有何感想之时，他回答他感觉到仿佛遇到了一个以前从未碰到也从未曾想能存在于这个国家的“思维层次”。他说，他感到振奋和自豪。“我站在窗前，看着东方的天空亮，”他回忆道，“我认为伟大如林昭的女性曾活在这个国家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我认为她是国宝。”
胡杰找到林昭的文件之后不久，一个朋友打电话来告诉了他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安全部的国保来提了几个关于他的问题。自从胡杰失去新华社工作的那天起，他就假设自己受到了秘密警察的密切注意，有时怀疑他们在跟踪他或者对他的通话进行录音。但现在他确定地知道了他们在做着……什么。知道这些阴影中的人在调查他，但却不知道他们打算做什么或者什么时候做，这是让人不安的事。胡杰将其比喻为吞下了一只虫子，不知道它会在他体内做些什么。这是一种不适的，让人作呕的感觉。过了一会，其他的朋友也报告说安全部门的国保接触了他们。胡杰担心他有可能随时被捕。但最让他害怕的不是坐牢。而是他永远都完不成纪录片的可能性，这样他就永远无法讲述林昭的故事了。他曾在这影片上面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完成了漫长学徒生涯，却被告知会在自己完成自己代表作之前死去的艺术家。胡杰很确定没有其他人在做这项研究，他担心一旦他停止了，所有他收集到的资料就会重新被埋藏，或许是永远地。
被捕的可能性驱使他更快更努力的工作。把那些稿纸还给甘粹后，胡杰催促他把他介绍给林昭的表舅，退休的文学院主任，那人给了他林昭的亲笔信。几个月间胡杰翻来覆去地看文章一遍遍检查甘粹的工作，试图认出甘粹认不出的字。文档充满了新信息，新线索，胡杰步步深入，扩展了他的采访对象。他感到他仿佛在与警察赛跑，努力在他们完成调查逮捕他之前完成电影。这很伤脑筋，但却让人充满活力，并且激励着他前进。在拍片之余，他试着加深自己对于历史和政治学原理的理解，尝试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去读，因为他觉得每读完一本书，他就可以少向监狱带一本。他让他的朋友告诉国安直接来找他，而他把每一个没人敲他门的星期都当成是缓刑，另一个让他收集更多资料，让文档更加完善的星期。
胡杰也感到一种自然的最后期限正在到来。林昭的同龄人都老了，他们的记忆在褪色，他想采访的某些人已经死了或者身患重病。这些人的时代已经落幕，他们的故事，经历，观点都会遗失。胡杰相信他是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拯救这段历史。林昭的信提醒了他还有多少她的生活他还不知道，有多少他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了。如指控书中指控的，她真的请求一个名叫阿诺德的外国人把他的作品偷运出国么？她真的编纂了一个中共高层的名单来作为寄抗议信的对象么？她在监狱中还写了什么？还有为什么她的刑罚由二十年有期徒刑变为死刑？
由信引发的最有趣的问题是胡杰在早期研究中听到的一个谣言——毛泽东亲自在监狱中见了林昭。胡杰一开始觉得这不可能。但他研读林昭的信的时候，他注意到了一段文字，其中她描述了自己与一个她成为“独夫”的人间的互动。
这些话能体现出他的典型人格。年青人倒是挺闻得出独夫的语言犹如认得出他的文字，不论是在直接或间接，露面或缩头的情况之下：“我制不服你个黄毛丫头，我倒不相信！”“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
胡杰开始时以为林昭是在指一个监狱官员，直到他发现她还在其他许多段落里明确地用“独夫”和“你们的独夫”来代指毛泽东，因为她写出了他的职位——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并引用了他的诗。她攻击他的统治，写他有着一个“极其可怕的冷酷而刻毒的灵魂。”胡杰猜想，或许林昭用“独夫”在有些地方是指代毛泽东，其他地方则指代看守所所长。但也有些地方她似乎混淆了两者，写道“独夫”即是中央委员会主席也是看守所所长。
（独夫）作事不忖量后果！——可能也忖量来着，惜乎只忖了一边，所说这点从“我制服不了你个黄毛丫头，我倒不相信！”那句轻躁任性而盛气凌人的狂言很可以看得清楚。诚然也是，在独夫恐怕就那么想来：大江大海闯了多少，又得说蒋家几百万军队照样打得个落花流水，怎么“我”难道会制不服“你”——“个黄毛丫头”？真正“我倒不相信！”这从独夫之错误的思想根源及其悖谬的思想方法上去认识原也十分自然甚至必然。
胡杰知道林昭在写这封信的时候神智并不十分清醒，但他的女主角可能面见过毛泽东这件事太有趣了，他无法忽视这个可能性。即是她精神崩溃，胡杰推断道，也不一定意味着毛泽东从未去过她的监狱。胡杰从学者那里咨询到，毛泽东在林昭被拘押期间经常光临上海，他们也提到了主席那对于年轻女性的臭名昭著的偏爱。然而毛泽东生活中的太多东西依然是被官方保密的，他们可不会说毛泽东是否造访过他的囚犯。
胡杰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团，并且没有将其收入影片，但他找到了其他的线索。2001年夏天，倪竞雄与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安排见面。她从美国来到上海进行一次访问，尽管已经年近古稀，胡杰还是立刻找到了照片上林昭年轻时的影子。他对彭令范解释说他正在做一部关于她姐姐的纪录片，并且呈给她了一份礼物：一本由他编纂的林昭诗歌及其他作品集。然而令他吃惊的是，彭令范拒绝接受采访。她似乎很紧张，问他是否被跟踪。她还敦促他不要拍这部电影，说这不安全，并且说如果他不停止拍片计划的话政府部门可能会给他安排一场车祸。胡杰恳求她改变了主意，争辩说她姐姐的故事需要被记录并公之于众。当彭依然丝毫不为所动时，胡杰愤怒了，他跳出自己的座位，高声宣布林昭的故事是不是她的家庭的个人财产，而是国家遗产的一部分。最终，彭令范同意只回答两个问题。胡问她是否知道一毛泽东与她姐姐会面的事。彭令范拒绝让他将回答录影，单说当林昭1962保外就医回家之时，她听到她对她们的母亲说毛泽东来到了她的监狱并讯问了她。她们的母亲打断了她的话，彭令范说之后再也没有听过她姐姐说过这件事了。
第二个问题，胡杰问到了倪竞雄告诉他的一件事。她说彭令范曾与林昭的监狱狱医在文革后短暂见过面。同样，彭令范不让胡杰录下她的回答，但她随后在香港发表了一篇散文讲述了医生告诉她的事。
他个子虽小但显得精明能干的样子。见面时他有些紧张…他似乎在搜索他那些年的记忆：“林昭在医院中住了不少次，多数是由我给诊治的。除了那段我因她而被剥夺权力的时间之外。他总是设法让林昭在医院里多住几天。她是一个“任性”的女孩子，有极强的煽动性。在治疗中稍有一些恢复的时候，就又宣传起她的政治主张来了。她能说会道，影响很大，文笔又快，刚好一点，就“上书”、“参本”，忙个不停。她来住医院，起先主要是因绝食而抢救，后来有几次因写血书把血管切得太深而流血不止才送来医院，…林昭去精神病院鉴定也是我提出来的，因为她常常说其他人包括医生在内都要谋害她，我觉得她的思维有时给折磨得不正常了。因为“包庇”她，我被弄去劳动了一年多。当然了，我的家人对此很不满，但我想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所做的唯一不违心的事。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力救她。
她最后一次来医院是大咯血，人瘦得还不到70磅（60斤左右）我简直都认不出她了。只有她的眼神仍闪烁着光芒。趁没有人在旁时，我对她说：“唉，你又何苦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轻声地回答。我有些不好的预感。果然有一天上午，三四个武装人员直冲进病房，把林昭从病床上强拉起来。当时她还在吊葡萄糖，那几个人大叫：“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林昭毫不畏惧并从容不迫地说：“让我换件衣服。”他们说不行，随即像老鹰抓小鸡似地将她架着走。她在门口还对护士说：“请向X医师告别。”其实我当时就在隔壁病房内，听得很清楚，但我不敢出来，只觉得自己浑身正在发抖。他说当了一辈子的狱医，从来没有看到任何犯人从病床上拉起来立即开了公审大会就去执行的…（译者：我找到了彭令范先生的文章，这两段多数是把她的文章里代词替换一下使用，少数找不到出处的就自己翻译）
在同一篇文章中，彭令范写道，林昭曾一度被送往上海精神病医院进行精神病鉴定。精神病院院长是著名的精神科权威粟宗华医师，被指控以精神不正常为由包庇林昭。被红卫兵不断虐待之后，他于1970年文革期间自杀。
胡杰最后找到了林昭的狱医，那个被彭令范称为“X医生”的人。他已经九十几岁，住在上海一栋新公寓楼的四楼。可此人已然听力衰竭，老态龙钟。他说他已不记得任何关于林昭的事了。她的妻子也在那里，而她也只回忆起他的丈夫曾经被发现在口袋里保有一首林昭的诗而已。胡杰找到这个医生的唯一发现就是这已经太晚了。这让胡杰十分沮丧，也提醒了他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胡杰想要采访其他的监狱官员，但他担心这只是在期望好运能够继续而已。自从他第一次听说国安局来问过他的问题已经过去几个月了，现在他对于做任何可能惹恼他们的事都感到很紧张。于是他去找与监狱做过生意的朋友来帮助他。那人熟识当地官员，并自信他能说服他们接受采访。但当他跑去见那些曾经在1960年代管理监狱的老干部——现在是打着麻将的退休人士——时，他们立刻拒绝了。胡杰曾去谨慎地联络那些曾经掌权的法院官员时，这些努力也失败了。
然而通过另一朋友的帮助，胡杰成功地获取了上海市检察院资料室的一份官方记录。胡杰和他的朋友，另一个辖区的法官，就那么走了进去，请求林昭的卷宗。过了一会，职员给了他们一份薄薄的文件夹，里面有几张打印纸，已经褪色难以辨认，只有一份13页的手写报告还能辨认。它的题名为：“林昭加刑材料摘录。”胡杰快速浏览了一遍，立刻明白了它的重要性。这是那份建议处决掉林昭的报告。他的朋友请求职员将其影音，然后他们立刻冲出了办公楼，脸上写满了兴奋。
胡杰仔细研究了这份报告。它标注的日期是1966年12月5日。它指控林昭犯下以下“严重罪行”：
疯狂攻击，诅咒，诽谤伟大的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
极端敌视和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公开呼喊反动口号，破坏监狱秩序，煽动其他犯人造反，公开威胁要为被处决的反革命犯复仇…
坚持反动立场，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抵抗纪律和教育，拒绝改造...
报告详述了林昭在监狱内的所作所为，描述了她是如何自残并用自己的血书写“极端反动和残暴”的信件，文章，日记的。这些作品共有“几十万字”，其中包含一篇18万字的和一篇20万字的。上面还说她在监狱的墙上用血书写口号，用血玷污毛泽东的照片，召集其他囚犯呼喊抗议口号。报告最后总结道，“劳改局意见：我们的意见是罪犯林昭应该被处决。”上面还有一位上海高级警官王健的批注：“同意加刑判决。请检察机关及法院商议研究，听取其意见。”
随后，胡杰采访了一位曾和林昭被关押于同一监狱的人。他在林昭被处决前不久见过她。他告诉胡杰监狱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她，因为她的喊叫，也因为监狱广播常常批评她拒绝改造。当她最后一次见到林昭的时候，她已经被从多人囚室被移到了一个监狱5楼的小号子。那层楼只有她一个犯人。有时他会为她送食物，这时他就看到她坐在铁栅栏之后。她的头上戴着一个头盔，只有眼睛露出来。监狱强迫她戴着这个，这样她就出不了声了。
胡杰收集完材料，就开始将其组合起来的工作了。他只把正在用的带子放在家里，把其余的都藏在朋友家和亲戚家，以防警察前来搜查。每当他完成一段电影的编辑，他就会把这部分拷贝了，也藏起来。渐渐地，纪录片开始成型。胡杰将影片命名为寻找林昭的灵魂。这是一部彩色影片，以对自己的一组长镜头开始。在这组镜头中他讲述了他是如何下决心去探寻林昭是谁，以及她身上发生了什么的。他以他自己的需求构建了整部影片，并自己担任旁白。但片子的主要讲述部分还是由她的朋友同学来完成。在这些采访的间隙，胡杰阅读了林昭的诗歌，书信，监狱的作品，用摄像机扫过了她的手迹并拍摄了她的黑白照片，经常在背景使用激昂的管弦乐。胡杰挣扎于他收集的大量的材料与这个课题的复杂度之间。他怀疑他的观众对他所讲的事情一无所知。在2003年秋天，他向崔卫平，北京一个知名的女性电影教授，批评家展示了一个早期版本。她很喜欢它，于是邀请了一小群学者和电影制片人到她家开展了一个小型试映会。这是胡杰第一次把电影放给一群陌生人看，他很紧张。然后观众开始讨论电影。崔卫平和房中的历史学家深受震撼，盛赞其为一个突破，说这是中国第一个面对这个国家过去的被隐藏的时代的影片。但观众中的电影制片人对其评价不高，说这片子太情绪化了，不是一部真正的纪录片。他们称胡杰把林昭过度吹捧，作出了一部和政府的影片一样糟的宣传片。
胡杰深受回馈鼓舞，并且认真对待了批评。他意识到他对于林昭已经不客观了，他的感情已经由好奇，执念发展到接近崇拜的地步了。比如说，当他在上海的一家殡仪馆找到了林昭的骨灰时，他拿走了她一束未被火化的头发来收藏，因为他担心她的骨灰盒可能会遗失。林昭的黑白照片充斥着他的编辑室，他甚至画了一幅小小的林昭像。一位密友告诫他，他已经不是在研究林昭而是爱上她了，胡杰认为他说到重点了。他听说了许多关于林昭的故事，他感到他很了解她，并且知道了为什么她生命中的那么多男性都会对其倾心。他被她火热的个性深深吸引，并且钦羡她作品的激情和优雅。但远不止于此。他还被她的勇气，永不妥协的正义感所鼓舞。这使他意识到这些品质在当今中国是何等稀缺。他甚至怀疑这个国家是否还存在这些东西。
胡杰试图在接下来的编辑中尽量排除个人情感。他采用了一种不那么情绪化的风格，用较为平静的语调旁白，让历史的剧本自己说话。他还添加了一些新采访的新资料。他仍然担心国安局的人，于是他把影片刻成盘开始分发。纪录片并未完成，于是他在盘中加了一个免责声明，说纪录片仍在编辑之中，希望观看者不要散发这个未完成作品。但他希望如果他被逮捕，至少有一些人能看到这部影片。他继续编辑，秘密警察仍未到来。他继续分发新的版本，并相信他和官方已近达成了一项心照不宣的微妙协定。他想象着他们不逮捕他是因为他还未完成影片，正式将其发布，比如说在海外销售。他想，如果他们逮捕了他，那么这部影片就会引起关注，而现在它只是在地下放映而已，没多少观众。但如果他们不逮捕他，他就会继续完善纪录片，并发放新的版本。慢慢的他的观众就会增多。
事实证明，寻找林昭的灵魂的传播速度比胡杰预期的要快。电影教授崔卫平，发表了一篇关于它的文章，在2004年春天，广州一所大学的一名教授邀请他为他的学生们放映这部影片，作为一个为期一周的纪录片展映活动的一部分。后来，该市的一个不错的艺术馆的馆长在看了放映之后，安排胡杰在该馆内的一个礼堂里，在300名观众前，展示他的作品。在那之后消息传播的十分迅速，全国各地的大学都发来邀请。一些报纸也设法报道了这部影片，之后一位出版商将光碟与数百所大学的新教材一同分发了。他告诉每一位观众，影片仍未完成。他是认真的，因为越多人看到它，他就会接到更多的电话，带来新材料的线索。
有时，当胡杰回答观众提问时，有些大学生会为难他，质疑他的爱国心，并指责他曲解历史。但观众回应是压倒性的正面。年纪大的观众常常看得泪流满面，并在结束后拥抱胡杰，感谢他让他们的经历不会被遗忘。年轻人也深爱这部影片，称它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自己国家历史的大门，迫使他们重新评价了他们被灌输的一切。学生们将电影文档录入并贴到因特网上，在那里有一大票纪念林昭的文章和网站。她的妹妹回到上海，把胡杰找到的她的骨灰安置在苏州的一个墓园之中。数百人参加了下葬仪式，其他人则组织了每年的朝圣活动。在5年的独立研究之后，胡杰意识到他低估了这个国家面对它的黑历史的意愿。
国安局最终从阴影中走出，敲响了胡杰家的门。这是2005年，他的影片已经获得了地下成功。这些人比他想的要年轻，礼貌，他们说他们来只是来聊聊的。他们中的一个人说胡杰现在已经很知名了，他们不能继续“照顾”他了。另一个人对他说在全国有很多像林昭这样的故事。他说林昭这样的人是“左的错误”的受害者，现在讨论他们已经没用了，因为没人会被追究责任。然后他们问胡杰为什么他的影片总是围绕着负面的东西打转，为什么他从不拍摄关于中国的正面纪录片。
胡杰回答说他相信以批评的眼光看待社会是一个纪录片导演的职责。他说，在中国有数百个电视台，他们总是播送“积极”的故事，歌颂“先进”党员。他问国安，他们是否喜欢这些报道。国安承认不喜欢，但他又问胡杰：他觉得中国自林昭的时代以来是否有所进步？是的，胡杰回答。如果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作出这样的电影，他会被枪毙。如果他十年前作出这样的影片，他会被跟踪和逮捕。“但你现在来到我的门前，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聊天，”胡杰说。“你们对我一直非常宽松，这就是进步。”国安不住点头。
几年后，我听说胡杰又到了北京，就与他安排见了一面，地点在二环附近的一家咖啡店。他让我不要在华盛顿邮报报道他，他怕这样的知名度会惹恼当局。但我还是追访了他的工作，因为他曾允许我在我中国记者站的工作结束后讲述他的故事。这天下午，他抵达咖啡店的时候已经迟到了半个多小时。他身着黑色体恤，肩挎帆布相机包，看起来很憔悴。他嘴里喃喃地抱怨着这座城市近些年来越来越糟的交通。在我们的包间里他好像有点不专注。他说他在忙着几部新纪录片，几乎全都是政治敏感题材相关的，不过其中一个特别地有挑战性。就是这部纪录片把他带回北京的。
这部纪录片是另外一个点亮中国黑历史的尝试，不过它的焦点是文革而不是反右。一年多以来，他一直在秘密地采访85岁的前中国社科院现代史学者，王晶垚。王已故妻子卞仲耘，原是本市最著名的中学，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当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校学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深入挖掘隐藏的社会主义敌人，指控卞仲耘为反革命。数周的批斗会之后悲剧在1966年8月5日发生，丹田一伙高一的女生押着卞仲耘和四个学校管理层在操场上游行，踢着他们，用棍棒殴打着他们。被折磨了数小时后，卞仲耘倒下了，被人丢到了一个垃圾车里。当时她四十八岁，是文革中死去的第一个人。对于妻子的被杀，王晶垚感到悲痛欲绝，第二天他带着一个折叠相机到了太平间拍下了他妻子的尸体。在黑白照片上，卞仲耘躺在水泥地上，脸上满是红肿和伤痕；头发搅成一团，被血液凝固着；衣服被撕破，沾满了泥土。在其他的照片上，衣服被移除，可以见到伤痕遍布全身。王晶垚告诉胡杰他留着这些照片是为了“记录历史的真相”。他已经秘密地保存它们几十年了。现在他想让胡杰把这些用在电影里，以保证他妻子的死不会被人遗忘。
但胡杰现在在拍片上遇到了麻烦。几乎他找到的所有前学生前教师都拒绝访谈。胡杰找到了一位曾冒着被迫害危险给王晶垚写了一封匿名吊唁的老师，即使是她也拒绝了采访。她现在已经75岁了，事情已经过去了近40年，但她对胡杰说现在去讨论发生了什么依然为时过早。胡杰被迫用这些有限的材料，围绕着王晶垚的照片构建影片，并且已经给他放映了一个最近的版本。但王晶垚并不满足。他希望胡杰把这部影片弄得更加重口味，或许加上他对于官方从未认真调查他妻子死亡的怀疑，因为学校中的很多女生都是高官的孩子，包括邓小平和前主席刘少奇的。讨论情况时胡杰叹了一口气。文革引发了这些紧张和矛盾情绪。太多人不愿意讨论它，这使他在获取材料上遇到了很大困难。然而王晶垚决心要让社会直面他妻子的死亡，所以他不停催促胡杰努力直到它给力到足以达成这个目标为止。
胡杰又花了一年时间完成纪录片，他将其命名为《我虽死去》。由于他紧紧地聚焦于王晶垚和他妻子的死，这部影片比林昭的那部还要令人不安和情绪激昂。胡杰几乎完全用黑白色将其摄成，在最有冲击力的一幕里，王晶垚打开一个皮包，里面是沾满鲜血和泥土的一件衣服。他的妻子死时就穿着它。胡杰为这部作品而自豪，在2007年将其呈交给中国西南部的一个有威望的电影节。然而政府在电影节开幕前一周出面干预。不是禁止纪录片放映，而是取消了整个电影节。
胡杰在一年后的香港的一个电影节里转了运。评委们给了《我虽死去》电影节最高奖。
2011年2月12日星期六
【翻译】公墓
本文是Out of Mao's Shadow(Philip P. Pan著)中的第四章The Cemetery，吾本身也是看了此书中的The Newspaperman报人一章之后去找了全书。想当然尔此书在中国不可能有卖，找到了电子版然后以龟速看完了前三章，之后萌生了翻译的想法。于是就着手翻译第四章。说来惭愧，之前一直非常懒散，甚至吾自己都怀疑能不能在假期结束前翻译完。然而因为某种契机干劲一下子被点燃了，后来某人介绍吾使用google译者工具包。不得不说这是个相当优秀的工具，然而上传了这章之后发现已经有人翻译过了，证据是google有这些翻译的记忆——也就是说他也用了这个工具翻译。好吧吾就做了一遍校译的工作，当然吾要说这名同仁翻译的相当优秀，有些词句翻译的让吾击节叫好，如果读者觉得此文相当通顺，那么多半要归功于这么优秀的翻译。然而某些词句翻译的仍不完美，google提供了部分机翻结果也证明此人工作并未完成。总之如果这名翻译看到吾这段话，那么请原谅吾不经过汝的同意就更改了汝的部分翻译并在这里公开。
吾的英文水平是六级刚过，再加上拜原作者生花妙笔所赐，总共这章查了100多个单词才将将翻译下来，有错误是难免的。一句话，翻得好是那位翻译的功劳，翻不好请不吝赐教，吾更改就是。
对了关于转载，非常欢迎一切形式的转载，标不标明原翻译者都无所谓（@tontyoutoure 求fo发自真心），不过希望能在转载的同时留个评论告诉我一声
好了废话不多说，贴出来。
在中国很少有地方的人们比重庆有理由遗忘过去在嘉陵江与长江上游交汇处修建的这个城市是这个国家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拥有130万人口。这个越来越大的的都市被永久性的烟雾和污染笼罩着。重庆曾经是一个宁静的口岸，以及遭受过日本人轰炸的战时陪都，而现在，她是中国西南的一个经济重镇，一个比顺江而下的上海建造热潮更加令人瞩目的中部城市。每年，数十万农村移民涌入闷热的城区，在其日益扩大的工业园区寻找工作，或参加到修建新公路、铁路和桥梁的行列中，或成为有名的“棒棒军”，把临江码头上的货物沿着陡峭的斜坡担上山。一条轻轨线路在摩天大楼间蜿蜒穿行，通过拥挤的水泥建筑和霓虹灯广告牌。工程起重机随处可见。在夜间发光的五彩的天际线，映于泥泞的长江之中，味道浓郁的江边火锅餐厅被喧闹的人群所挤满。象中国的其它城市一样，重庆是一个前进中的城市，下定决心“面向未来”。
但在城里的西边，有一个绿树遮天的清静公园。在那里，从人工湖边走上一个小斜坡，就会见到一个被爬满长春藤的石墙围起来的，不同寻常的墓地。这地方与沙坪坝公园的主要道路相分离，很容易就隐没在一丛槐树后面；有些多年间一直到园内游览的人们也未注意到它。而那些注意到了并走进其生锈的铁门的人，就会发现这是一所专为在文革中被打死的人们所修建的墓地。它很可能也是中国唯一的一所这类墓地。这是一个破旧的地方，到处有倒下的树木，野草丛生。当频繁光顾的大雾弥漫起来时，那里的气氛立刻变得阴森恐怖。墓地是相当大的，约有九十码长三十码宽，但吸引游人渚在砖铺的小径两旁，满是高耸的水泥柱和方尖碑，最高的一个超过30英尺。每个都标志着一处合葬地，最多的一处埋了二十多人。但很多名字和碑文都被腐蚀得难以辨认了。几个墓碑摇摇欲坠，也有的几乎完全被泥土、藤蔓和杂草所掩埋。但是这个墓地仍然存在，这件事本身就是引人注目的。在中国工作和学习近10年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其他任何地方有类似的场所。
大概没有人比曾钟在这个墓地里花的时间更多了。他是一位老师，一直在试图确认埋葬在那里的人并且记录下他们是如何死亡的。他是一个50多岁，消瘦而诚恳的人。第一次见面时，我们坐在公园里离墓地不远的一处凉亭下的石桌旁。这是一个凉爽的春天的午后，在我们品茶聊天的时候，老年人沿着公园的沥青路倒退走——一种中国式的锻炼，年轻的情侣在湖边的长凳上偷吻。一群群的下岗职工和退休人员在其它桌子边坐着，喝着水，吵嚷着在打麻将。曾钟有些坐立不安，他说和外国记者聊天使他感到紧张。但是，他也渴望分享他的发现。他说，他对墓地的兴趣与他小学师范教育的职业无关，他也没有朋友或亲属安葬在那里。他的研究始于2005年秋季，当时他有一次在公园里散步时，偶然走进了墓地。他住在附近，以前听说过这个墓地，但从未去过那里，也没把它放在心上。第一次看到墓地时，他被震惊了。带着敬畏，他在墓碑和纪念碑间逛了超过一个钟头。“在此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武斗的规模，”他告诉我。“我被完全地震撼了。震惊让我的脊椎都在颤抖。”
文革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中有着特殊地位。离开它震撼全国的时代还太近，并有太多人直接被它影响过，完全忘记它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利用全国的青年发起了“无休止的革命”，反对党内官僚主义和他在领导层内的对手。在中国，从城市到农村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被波及。如果说反右派运动是小的震颤，那么文革就是一场大地震，比其多得多的生命被毁灭。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开始，持续到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时。考虑到其破坏性的规模，党非常有效地压制了对发生事件的讨论。它还非常有效地把发生的一切描述为某种警告，告诫人们民主改革的后果就会造成那样的混乱局面，而实际上文革正时一党专政带来的恶果。党之所以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已经在自愿配合这样的遗忘行为。他们当中有太多人被文化大革命的疯狂言论所迷惑，太多人参与或默许了暴力，因此党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就说服了全社会忘掉过去。因为妻子与被指控为政治犯的丈夫离婚，家庭被撕裂；孩子们批判自己的父母，兄弟反目成仇。当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之后，对于许多人来说，忘记过去，面向未来是一个容易的多的选择。即使是那些遭受许多磨难的人也渴望忘记，因为他们的双手也很少是完全干净的。
与此同时，在中国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文化大革命只有含糊不清的理解。如今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在文革结束后出生的。许多家长选择不与子女讨论这个噩梦，而党也确保它不会出现在教室里。因此，党的执政史上最可怕的一章，已成为一个不安的微笑就打发掉的灾难，悲剧在记忆中只变成一个媚俗的印有毛泽东形象的手表，或者红卫兵主题餐厅。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它的国内外人士而言，他们只记住了文革的荒谬——铺天盖地的人群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在天安门广场挤成一团，横冲直撞的青少年高呼着愚蠢的口号打碎珍贵的古董，教师被强迫戴上可笑的高帽并坦白荒谬的罪行。当然，文化革命是荒谬的。但它远不止于此。它的恐怖与邪恶被变得模糊和微不足道。根据政府自己的出版物所估计，在农村有3600万人以上被迫害，其中约75万至150万人死亡，同样数目的人致残。在全国城市里的伤亡数量不太确定，但可能有几十万之多。在北京，根据官方的报告，仅仅在1966年的两个月之内，就有超过1770人被杀害。在上海有100万人受到迫害，仅1968年一年就至少杀害了5000人。
这些数字本身已经是惊人的了，但是数字的背后，还有更加令人发指的暴行——不分男女在街头被殴打，或在体育场的人山人海面前被殴打，子女被迫谴责和殴打自己的父母，因不堪虐待而有无数受害者选择自杀，有的还是和他们所爱之人一起。杀戮不仅发生在狂热的红卫兵手中和敌对造反派别之间的武装巷战，也发生在乡间由党委组织的屠杀上。这些大规模杀戮的对象，往往是以前的地主，或其他阶级敌人及其亲属，他们已经被迫害了很多年。刽子手有时甚至会拒绝对孩子手下留情的请求，因为他们担心年幼的会长大报复。1966年夏天，在北京南郊的大兴县，五天血腥屠杀之后，有325人被杀害。最小的受害者是一个满月的婴儿。在湖南省道县，在短短两个月内近5000人被杀。潜在受害者的名字在会上被大声念出来，并由投票表决来确定那些人的命运。人们被打死，被绞死，被枪杀，有时甚至被活埋或被迫跳下悬崖。在广西省，至少有5个县有食人的证据.
这种暴力行为并没有从中国的集体记忆中被抹消，只是被压抑了下去。而被压抑的记忆会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冒头。在中国一直存在着要求国人面对文革野蛮行径的呼声。他们认为，只有对那个时代做出忠实的记录和深刻的反省，国家才有可能最终解决直到今天依然困扰着人们的道德败坏和缺乏诚信等遗留问题。早在1986年，小说家巴金就曾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并树立文革受害者纪念碑。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伤口的愈合，正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愿意正视过去。但是，党绝不允许全国范围的反省讨论，因为它害怕可能由此导致的情感释放，以及可能产生的对一党专制的质疑。2006年，在文革开始40年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颁布一项法令，禁止任何媒体提及这个周年纪念。2007年，他们再次发出指令，要求“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利用文革诋毁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党提醒其宣传检查员说，所有关于这一时期的论述，都必须符合政府在1981年做出的官方历史结论。
党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写出那份官方历史，里面满是呆板的意识形态术语和自欺欺人的官腔，对于给国家带来严重破坏的暴力行为仅仅有所暗示。可以肯定的是，它否定了文革，将其描述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以及人民遭受到的最严重的破坏和最大的损失。”党指责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另外三名激进的领导人，丑化他们并把他们称为“四人帮”。但是，文革自始至终都是毛泽东一手操纵的。在1966年他72岁时，他对周围的人和他所建立的党产生了怀疑，而在莫斯科发生的事件也让他心情沉重。鉴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以及赫氏自己随后被赶下台，毛担心他也可能被从权力之巅推翻，或被他的继任者所否定。他认为，苏联人对“美帝国主义”变得软弱，并放弃了社会主义，以换取经济增长速度。他怀疑他的同事们正在中国走上同样的道路。文化大革命便是他对此的回应。这是一场疯狂的试验，企图通过把党先彻底破坏掉，同时通过浴血斗争培养起新一代革命者的方式，来恢复党的活力。党的官方历史承认，灾难的“主要责任”“确实在于毛泽东同志。”但是，他的继承人邓小平——他本人也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决定党绝对不能彻底否定毛主席，并指示他手下的历史学家把毛描写为一个悲剧英雄，尽管“错误地发动了文革”，但仍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官方历史起草期间，邓小平还宣布，它应“鼓励人民紧密团结，面向未来。”他希望它被发表后，“将会统一认识。并且总的来说，对重大历史问题的争论将会就此结束。”换句话说，它是一项旨在使人们忘记历史的历史版本。可是，对于文化大革命只保留一种，而且还是被党做过消毒工作的描述，绝不可能让一个以如此多不同的方式遭受了如此多苦难的国家感到满意。因此不可避免地，人们试图记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记录所发生的事情。
当文革开始,高中生和大学生被动员组成后来被称为红卫兵的组织的时候那时曾钟14岁，在上初一。他渴望加入他们的行列，但他的父亲在共产党解放重庆之前，在那里最大的银行任经理，被划为资产阶级的成员。根据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孩子的行为注定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因此只有工人，农民和其他无产阶级的后代，才可以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这在曾钟看来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他相信最优秀的反抗者，包括毛泽东本人并不是来自“良好的阶级背景。”但就算他曾经质疑过阶级意识的血统原则，他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党的正确性。即使在红卫兵带走了他的父亲并逼其在一个当地的粮仓工作，即使他们彻底搜查了他家并抢走了一切值钱的东西，曾依然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学校的一个红卫兵组织愿意接受他，但只是作为一个辅助组的成员。“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感到羞耻，但我还是忍受住这种耻辱，参加了革命”，曾回忆说。一个月后，他所在的组织改变了想法，把他赶了出去。不久之后，他的父亲躺在担架上被抬回了家。他因为被迫去扛200磅重的粮食袋而背部受伤。
由于被红卫兵开除和他父亲的伤势，在重庆的暴力不断升级时，曾钟一直留在家中。工人和其他成年人也开始成立红卫兵组织，对立的派系开始彼此交恶，并从城里的兵工厂取得了武器。不久，晚上就开始听到枪炮声，曾钟说。随着武斗在全市肆虐，红卫兵基本忘记了曾和他的家人。他们一家躲在自家的房子里低头做人，因而得以安然无恙地熬过文化大革命中最糟的一段日子。曾钟知道，其他人没有这么幸运。但直到几十年后踏足这个墓地，他才弄清这场杀戮的程度，并开始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曾掏出笔记本，为我描绘了墓地的草图。他把它分成了六个部分。他说，每一部分大约有15至25个坟墓不等，一共118个。他还给每个坟墓做了编号。然后，他开始清点死亡人数。在九十个左右的纪念碑和墓碑上可以辨认出有大约350个完整或残破的人名，但还有20多个坟墓要么上面的字完全消失，要么被磨损得上面的名字完全认不出来。曾钟估计整个墓地安葬了500多人。他的目标是确认所有死者，并确定他们的死因。他尽可能长时间地呆在墓地里，等待死者的朋友或亲属出现，然后温和地接近他们并提出他的问题。在冬天，他每次都会在墓碑之间盘桓两三个小时，跺着脚取暖。在温暖些的季节里他逗留的时间更长。通常情况下，根本没有人来。而当有人出现的时候，他们也会有时拒绝和他交谈，说他们想要忘记文革。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愿意提供帮助的。曾钟逐步收集起在这个公墓安葬的200名死者的信息。“这就像是把拼图拼在一起，”他说。“有时，我对同一事件听到四个不同的版本。我把这些都写下来，并保存在我家里的电脑上。如果我找到了曾经亲眼目睹某一事件的人，我会以他们的描述为主。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正在我们交谈当中，一名公园员工赶到了我们坐的桌子边，并用我听不懂的重庆方言跟曾钟说了些什么。“抱歉。”曾钟说，他拿起笔记本，起身离开。“有些人到墓地来了。”我问他我能否跟他一起去，他同意了。于是我们一起急匆匆沿着小路走去。曾钟解释说，他在公园里结识了一些工人，而他们默默地支持他的研究.他们发现在墓地里有人时，就会给他打电话。如果他来不及赶到，他们也会替他记下有关信息。那个刚刚来通知他的公园员工笑了笑，说：“这都是非官方的。”
曾钟走得很快，显得很兴奋。他说，他很长时间一直对其中一个坟墓感到迷惑不解。墓地中的大部分墓碑都模仿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苏式方尖碑风格，并饰以浮雕的苏式锤子，镰刀，步枪物。但这个坟前的墓碑比较宽，也比较矮，上面有铺着圆形屋瓦的传统中式屋顶，并且还有向上弯曲的屋檐。这样子的墓碑在这个墓地里只有这一个，曾钟对埋在它下面的那5个人所知甚少。碑文上刻有死者的名字，但没有年龄或其他身份详情，只知道他们属于一个红卫兵组织，称为“燎原”兵团。名字下面写的是1968年10月的日期，在最上面刻有六个大字：“死难烈士万岁”。曾钟在此之前从未见过任何人访问这个坟墓。当我们进入墓地，迈过倒伏的树干和树枝，公园员工指向站在坟墓旁边的两男一女。
“你们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死的吗？”曾钟问。
“我怎能不知道？”其中一人回答。他是个50多岁，身材敦实的人，有着浓重的四川口言。“当朱清云被打死时，我就和他在同一张床上！”朱是碑上列出的五个死者之一。
曾钟查看了一下他的笔记本。“我听说是钢校里的人干的？”
“是钢校一个叫多建（音译）的人干得。”
“钢校的多建杀了他？”
“杜多没有亲自动手。是他带着的那伙人干的。“
这名男子说，他和朱清云是重庆第71中学的同班同学，同属一个红卫兵组织。在1968年8月16日晚上，他们和另一支红卫兵队伍因为枪支的问题发生了冲突，为了躲避那批红卫兵，他们逃进了一所学校里。和他们一起躲在学校里的红卫兵一共有十多位。因为那里没有足够的床位，他和朱不得不共用一个床。他说第二天早上，多建和他的战友闯了进来，并开枪射击。这名男子滚下了床，藏了起来。但朱坐起来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曾钟记下了细节，并询问墓碑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寻常的设计。该名男子笑了，说他和他的同学们原本计划建一个像其他坟墓那样高耸的纪念碑。他们甚至强迫住在当地的地主和资产阶级以及右派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帮助他们。但两周之后，他们用光了建筑材料，而尸体已开始腐烂。恶臭令人无法忍受。最后，学生们决定干脆就在刚刚盖起来的纪念碑上加一个中式的屋顶了事。
曾钟向他询问墓碑上其他人的情况。该名男子说，他们同属于一个红卫兵组织，但在不同的事件中死亡。其中两人是初三学生，一人是初二学生，但他不记得他们是如何被杀害的了。曾钟把资料记到笔记本上，然后谢过了他，递给他一张纸，上面写着他的电话号码。曾钟告诉他，如果他想进一步交谈，或者如果他记起了别的，可以给他打电话。
“我总是给他们留下我的电话号码，并请他们给我打电话，”曾钟在那几个人离开后告诉我。 “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给我打过电话。”
起初，曾钟把他的工作视为仅仅是积累原始资料：姓名和地点，日期，年龄，事实和结果。“我只是想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然后把它们留给后代，让他们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并得出结论，”他说。不过，随着他不断地发现一个又一个悲惨的暴力故事，随着他越来越多地意识到重庆以及全国其他地区这些事件的严重性，他忍不住开始得出自己的结论有时候，他找到了死者的家属，并到他们的家里去拜访。他得知了有两兄弟死于同一场与敌对派系红卫兵的战斗；得知了有一伙20名学生被与他们对立的红卫兵派别抓了俘虏，当那伙红卫兵被迫撤退时，他们用一颗手榴弹炸死了这伙学生；得知了曾有一个年轻人被人殴打，并被锁在闷热的地下室里，不给食物和水，活活饿死。他也知道他只是刚刚接触到一些皮毛而已。这些只是这一个墓地的情况，它里面埋的不过是一个城市中，一个地区的一个红卫兵派系中的部分死者。当他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暴力事件发生，他的同龄人为什么会对彼此这么残忍时，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所接受的党所教育的价值观。他不由得担心党对现在的孩子所进行的教育。
重庆市区内一度曾有几十处分散的文革受害者的墓地。毛泽东死后，党把它们全拆毁了。曾钟说，在沙坪坝公园里的墓地虽然幸存了下来，但政府“期望它能自然地被侵蚀，劣化。它希望人们忘记所发生过的。不过，我认为如果这一历史被遗忘，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它是中华民族用血和泪所铸就的。后代人必须了解这些教训，才能使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将来，当人们再来访问这个公墓，墓碑上的字就会看不到了，”他补充说。“我希望我的文字记载可以填补这一空白。”
在这片墓地中，有多少墓石因侵蚀而坍塌，就有多少仍然得到良好的维护，或修复到良好状态。其中之一是靠近墓地中央，在曾钟的地图上被标为四区第六号的一个简单的灰色方尖石碑。它的基座大约五英尺见方，碑高将近10英尺，上面没有共产主义的口号或符号。在它面向东方的那一面上有一个纯黑色的大理石板。在它正中刻着9个金色的大字：
母亲大人之墓
黄培英
右边是3行比较小的字体：
生于1928年9月24日，被杀于8月24日，1967年，重庆毛线沟
该女子5个孩子的名字（四儿一女）都列在左侧，还有一段说明，表明他们出于孝道，于1996年清明节重建了墓碑。清明节是中国传统的扫墓假期。
有时，一大早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站在墓碑附近，抽着烟盯着大理石看。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家伙，身材中等，剃着平头，戴着金属边眼镜，圆脸上都是肉。每次来看望他母亲的坟墓时，席庆生总是穿着深色的衬衫和裤子，外面穿着纯黑色的夹克。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很愿意自己独处。当天气很好时，他的妻子可能会陪他一同去公园，但她会在湖边散步，让他一个人在墓地里与自己的思绪作伴。他欣赏墓地里与世隔绝的环境，远离都市的喧哗，树上喜鹊的啁啾和远处儿童的笑声。这让他有机会去思考，去回忆。
置身于墓地中，回忆总是会汹涌而来，把他拉回到当年埋葬这些死者时的重庆，他青少年时期的重庆。他仍然能感觉到炮弹的爆炸声和机枪的扫射声。他仍然可以看到空荡荡满是弹痕的大楼，死者的尸体散落在被坦克履带轧出痕迹的街头。他仍然可以闻到空气中的硝烟和火药的味道。他也仍然可以听到他还是红卫兵时，被他殴打并折磨之人的哭声。当他闭上双眼，席庆生还可以想起他母亲的面容。他还记得母爱的温暖，以及母亲保护自己孩子的决心之坚定。他记得她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而去卖血，在大跃进的饥荒期间，她挖来野菜给她的孩子们糊口。他想起文革期间她来到他的学校里，从他所加入的红卫兵组织中把他拽走的那一天。他还清楚的记得，她躺在菜地里，头枕在他手中，鲜血从她胸前的枪伤中涌出，她的眼睛直瞪着他，然后渐渐翻白，就这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而我们的母亲被打死时，我才15岁。”席有一次到墓地来的时候告诉我。“他们说，母爱比什么都伟大。我认为那些在幼年时失去母亲的人最珍视这种爱。她的死改变了我们家的一切，所以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有着切身的体会。”
当毛泽东在1966年五月以“批判资产阶级在学术，教育，新闻，艺术和出版界的代表”为口号，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很少有人意识到将会发生这样的悲剧。重庆的党委领导人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以为这就是一场类似反右运动的新运动而已，他们派出工作队到报纸，学校，大学和其他“文化”部门，任务就是清除各单位领导人当中的一小撮“资产阶级的代表”。但到7月底，毛泽东明确表示，他所希望的不仅仅是一个常规的政治迫害在北京，他的手下悄悄地鼓励大学学生组织起来，成立红卫兵组织。当他们与党的工作队发生冲突时，毛泽东却支持学生们，这让他的同事们很意外。“造反有理！”他宣布。“炮打司令部！”他命令道。工作队撤离了，当初派他们进入学校的党内领导人，包括总书记邓小平和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受到攻击。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纽伦堡纳粹式的游行，并受到毛泽东的检阅。他们被给予了充分的自由，来揭露躲藏在政权领导层中的“修正主义”和“走资派”。
在重庆，学生们很快就起来反对当地的党委及其工作队。学生们愤懑的来源之一是对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的处理。郑在学生中深受喜爱。党把他作为“资本家的代表”之一而加以批判。他随后割喉自尽。地方领导人对此的反应是，将他在死后开除出党。11天后，这所大学数千名愤怒的大学生和教师在附近一所学院的校园里包围并痛斥了了党政干部。这次对抗发生的日子——8月15日，很快就成了战斗口号。为了对运动保持控制，市政府官员把高中生和大学生组织成红卫兵，并引导他们去查抄地主，右派，和其他资产阶级分子的家。但重庆大学的学生们组织起了自己的红卫兵队伍“八一五战斗队”，集中对地方党委进行批判。随着红卫兵组织在全市扩散，每个组织都在以革命的名义自行其是，混乱也就出现了。
席庆生当时14岁，是一个活泼，有时不怎么守纪律的男孩。在他的学校里，课堂学习和去工厂的流水线制鞋以星期为单位交替进行。政治暴乱打乱了单调的日子，他热切地参加了红卫兵。他从教科书、电影和歌曲中已经知道了很多共产党员的英雄事迹，现在终于有机会轮到他自己投身到光荣的革命事业中，与暗藏的威胁国家的敌人战斗。这位年轻的小将和他的同学们一起，在衣服袖子上带着红色的臂章，到学校周围的街道上昂首阔步，高呼口号，挥舞着毛主席语录。高年级学生指导低年级学生，分发传单，在建筑物墙上张贴海报，搜查阶级出身可疑的邻居家，摧毁与“旧社会”有关的所有艺术品：古董、书籍，甚至包括过于资产阶级化的衣服。街道被改了名字，还有人呼吁用一部社会主义小说的名字重新命这座城市。席庆生曾目睹学生们折磨与他们有旧怨的老师，把有嫌疑的敌对分子头顶戴上高帽，脖子挂上黑板，然后押着游街。
“真是令人振奋.群众被充分调动起来，参加游行，抗议和静坐。城市的每条街道都被大字报贴满。”席回忆说。“作为中学生，我们对一切都感到兴奋，盲目地跟着别人，加入组织。但实际上，我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只是忠于毛主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白热化，接近宗教崇拜。学生大声读他的语录，好像在诵经，有时直接对着他无处不在的画像讲话。数十亿带有他形象的徽章及纪念章被制造出来，人们就像收集护身符一样收集它们。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种崇拜，但在这种狂热的环境中，把毛主席像章掉到地上，或不小心说了什么对毛主席不敬的话，都可能被当做一个严重罪行，足以被打成反革命。因此，有所怀疑的人们只有把他们的怀疑藏在心里。
如果说重庆的红卫兵在忠于毛主席这一点上团结一致的话，但他们对地方党委的看法则有所分歧。有一派阵营支持市党委，并听从其指挥。由地方干部所建立和支持的这些“保皇派”红卫兵，在运动开始时期占主导地位。不过，几个星期后，对地方党委持批评态度的造反派阵营开始赢得更多的支持。“八一五”这一派的成员包括重庆大学和其他学院里的学生和教师，以及工厂的工人，知识分子和其他被党过去的政策孤立和迫害的人。随着红卫兵保皇派和造反派互相指责对方背叛了社会主义，他们之间的争论升级为全市的混战。在中国的年轻人已被党培养得坚信思想的纯粹性。妥协被看做是一种罪恶。如果你拥护毛主席和社会主义，那么那些反对你的一定就是社会主义的敌人。
席和他的同学之所以加入了“八一五”派，仅仅是因为大学里的高年级学生说他们自己是那一派的。他还参加了群众集会，并在市政府前绝食。他还加入了一个表示将徒步进京揭露地方官员的小组，但他走了大约二十五英里之后就回来了。“我很糊涂，盲目跟随别人，就为了找些乐子，”他说。“但我知道，重庆市政府希望维持现状，压制那些指责政府走资本主义反动道路的学生。政府告诉我们回去上学，但毛主席说造反有理。我们记住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起来造反。”
到了秋季，公众舆论慢慢站到了“八一五”派这一边，因为在其他城市，毛主席显然是与红卫兵造反派站在一起，反对地方党委。保皇派眼看自己的支持者越来越少，他们决定也把矛头对准以前的赞助人，即市里的党委领导。但是，八一五派并不欢迎这种转变。 他们指责保皇派隐藏他们的真实面目，试图夺取革命果实。这种敌对状态到12月4日达到沸腾的程度。当天保皇派在重庆市最大的体育场举行了一个群众集会，声讨市里和省里党的领导人。超过十万人挤满了体育场，其中包括席庆生11岁的弟弟席庆川，他也参加了红卫兵。集会才刚刚开始，两派之间就发生了争斗。一场骚乱随即爆发。“开始只是一些骚动，然后就变成了一片混乱，”庆川回忆说。“一旦打起来，很快就失去了控制。他们用木棍和钢筋互殴，每个人都试图逃离。”庆川安然无恙地逃走了，但有数百人受伤。在体育场的冲突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在重庆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冲突。但它并不是最后一次。
从一开始，毛泽东和他的亲信就明确表示，将允许——虽然不鼓励——以暴力手段实现文化大革命的目标。通过解散其他党的领导人派到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队，毛排斥了他们制止暴力的努力。他的妻子江青，作为文革的急先锋，在北京的一个集会上传达出他的想法：“好人打坏人，活该。”当暴力在北京蔓延开来，出现了诸如女校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的事件，有些学生写了一封呼吁信，敦促党进行干预。毛对此的反应是抱怨北京仍然“太文明。”在第一次红卫兵在天安门的集会上，他把一位曾公开袭击党委官员的学生邀请到主席台上。他还建议另一名学生把名字从“彬彬”改成“要武”。但他决定了禁止警察逮捕那些有影响的“闹革命”的学生。当局鼓励警察与红卫兵成为朋友。“不要说他们打坏人是错误的，”公安部长建议。“如果他们出于愤怒把人打死，不要追究。如果我们说他们有错，那么我们是在支持坏人。毕竟，坏人是坏的。所以如果他们被打死，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1966年12月他73岁生日的时候，毛泽东为“全国全面内战的展开”而干杯。在数周内，由他的副手所率领的红卫兵从上海党委手中夺取了权力，并在电视直播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谴责市领导人。由于毛泽东下令各地区的军事当局支持造反派，类似的权力转移随后也在中国其他地方出现。在重庆，击败了保皇党之后，八一五派得到了54军的支持，在第二年1月份得到了政府的控制权。市里的党政领导人投降了，他们在多达三十万人出席的集会上受到批判。像全国其他官员一样，他们被公开羞辱，被迫戴上高帽，弯腰站着，低下头，手臂向后高举——这种姿势就是臭名昭著的坐“喷气式”。造反派殴打他们，并往他们的脸上泼黑色墨水，给他们戴上“黑帮分子”的标记。市里最高官员，无情的政治局强人李井泉，就经受了好几次这样的公众“批斗会”。据说他的妻子上吊自杀了。正如在其他城市那样，重庆一些被打倒的官员选择了自杀来逃避折磨。这些人并非懦夫，在位期间无疑也折磨过别人。毛泽东和他的盟友没有表示过什么同情。当云南省领导自杀之后，周恩来总理称他是“无耻叛徒”。一名高级将领，因跳楼自杀未遂导致瘸了一条腿，被装到一个篮子里抬到集会现场，进一步受到批斗。
红卫兵战胜了党政机关后暴乱并未结束在重庆，他们几乎一掌权就开始互相内斗。有些人是因为自己没有被包括在军方所建立的革委会中而感到不满，另外有些人则批评“八一五”的领导人与54军的合作，因为他们认为54军也是旧的“资本主义”当权派的一部分。军队支持的新政府采取措施来压制反对派，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逮捕了数百名红卫兵。但在1967年3月底，毛泽东得出的结论认为军队是在扼杀他的革命，不仅在重庆如此，在全国各个城市中都是如此。他的新副手，国防部长林彪下令军方退让，释放了那些被拘留者。第54军遵命行事之后，重庆出现了一个新的红卫兵阵营，被称为“反到底”派。
席说，他和他的年轻同伴青睐这一派，但他的父母支持八一五派。他的父亲是一家国营书店的卡车司机，他的母亲在书店的仓库工作。作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成员，他们两人在文革中都很活跃，但他们似乎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混乱。一天下午，当席庆生在他学校里夸耀自己在与其他红卫兵辩论中的表现时，他转过身来，看见他的母亲站在门口。她一把抓住他的皮带，把他拖到外面，他的父亲开着汽车等在那里。从那天起，他被关了禁闭。他的母亲每天都呆在家里，阻止他外出。
也许正是父母做的这一点，挽救了他的生命。重庆这两派之间的争执迅速升级，导致了文革在全国范围内最严重的一些暴力事件。从春季开始的战斗起初还是些零星冲突。但6月5日，数千人在一个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前，进行了一场历时3天的激战。随后又发生了其他一些激烈的对抗。红卫兵们在互相攻击中，先是用石头，棍棒和钢筋，后来发展到用刀，剑和长矛。不久，战斗的焦点从学校和学院转到了市里的兵工厂。重庆是一个武器生产基地，因为它位于内陆，远离国境线。它的工厂生产各种致命的武器弹药：半自动武器，手榴弹，轻重机枪，火焰喷射器，榴弹炮，高射炮，加农炮，坦克，军舰——除了战斗机，其它的应有尽有。敌对的派系现在力争控制这些工厂，并分发这些军用物资。双方的红卫兵都建立起作战基地，并在工厂，学校，桥梁以及广播电台（扩大宣传的关键资本）建起工事。
7月7日，第一次发生枪击致死的事件，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全市陷入内战。到7月底，双方阵营都使用了手榴弹，机枪和火焰喷射器。8月初部署了坦克和加农炮。然后战斗蔓延到江边，红卫兵到那里突袭船只，以夺取粮食和物资。8月8日，发生了一起水战。这也许是文化大革命里唯一的一场海战：“反到底”派的人将三艘老的炮艇上架起加农炮，与“八一五”派的一个装有机枪的小舰队发生冲突。随后，在为数十名牺牲的水手之一所举行的追悼会上，一名“反到底”的领导人下令用那名水手的枪处决两名俘虏，并把他们的尸体抛到江里，作为对他的祭品。几天后，一个8.15.指挥官下令处死了5名囚犯，包括一对马上就要有孩子的夫妇。丈夫恳求抓住他的人饶过他的妻子，或者至少推迟到她分娩之后再对她行刑。但他的请求被无视了。
死亡和受伤人数随着每场战斗而不断上升，其中一些战斗涉及上万名战斗人员，造成上千名的人员伤亡。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可怕的报道，描述“烈士”们如何被刺死、射死，致残，触电，或被发现死在水里，脸被毁容。人群欢呼着送武装卡车运送年轻的红卫兵上战场，然后恐惧地看着同一批卡车载着伤员和死者回来。城市变成了废墟，到处的窗户玻璃都被打碎，大楼夷为平地，主要港口也被毁坏。超过18万人逃离城市，到省会成都去避难。
起初，席对这些战斗感到兴奋。“每天晚上，你都可以听到枪声和炮弹的爆炸声。这是惊人的！坦克在街道上移动！我真的很想去。我非常感兴趣。我认为参加武装战斗是光荣的事，也很好玩，”他回忆道。但是，他的父母不让他离开家。之后，他们带他去看一个打过仗的邻近地区，他的热情就被恐惧所取代了。“太可怕了，乱成一团，尸体随处散落....所有的大楼都只剩外壳，到处都有被烧的汽车，尸横遍野。我很害怕，每当我听到一声枪响，我会立刻趴在地上。”
在1967年夏天，重庆并不是中国唯一有这种武装作战经历的城市。类似的突发暴力事件在全国几乎每一个大城市都有发生。在北京的一份新闻公告中曾报道说八月里各省每天有20至30起武装冲突。但在重庆的战斗更加激烈，也许比其他任何致命的，因为它的军火工厂集中。毛泽东的一些助手前往重庆，敦促结束暴力，但是从上层传来的消息令人糊涂。毛泽东明确表示，他并不担心有关红卫兵获得武器，并呼吁军“武装左派”一语也成为了全国的口号。“我们为什么不能武装的工人和学生？”他问。“我说我们应该把他们武装起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则支持另一个口号：文攻武卫。“你们不能那么天真幼稚，”她在河南告诉一群红卫兵。“当一小撮人挑起暴力，当他们拿着武器向你进攻，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保卫自己。”重庆一份红卫兵报纸的编辑看到了她的发言，并把它传达给他的同事。“我只说了一句：‘既然连中央都不想控制局面，那我们还等什么？’”他回忆道。“于是大家都说，那么我们就打吧！”
随着冲突变得越来越严重，席和他的家人分头离开他们的家，前往安全一点的地区。他家三个最年轻的弟弟妹妹被送到亲戚家里，而他的父母带他和他的弟弟庆川住到他们所供职的书店批发中心。他们与二、三十人挤在一楼一个办公室里，睡在木地板上，晚上也不开灯，以免引来火力。但在8月第三个星期，一场战斗爆发了，他们被夹在了双方火力正中。八一五派的武装在他们那个大楼一侧的山丘上，想要控制由反到底派占据的，在大楼另一侧的一座山。席在楼上看着坦克和高射炮开始向“反到底”的据点开火。他可以看到炮弹落在山上爆炸，“反到底”的人纷纷躲了起来。八一五派的战士们慢慢地爬上山，与反到底的人偶尔交火。从远处看去，他们看起来就像昆虫爬上一个蚁丘。席看着他们夺取了反到底派的第一道战壕，但后来出了什么事情，他们又突然匆忙从山上溃退了下来，撤退的速度远远超过他们先前进攻的速度。原来反到底的增援部队已经带着机枪赶到了。
八一五派的部队撤了回去，准备对付反到底派的反扑。席的父亲在战斗中做过侦察工作，和他们一起走了。第二天一早，席的母亲决定还是带着她的孩子去那个堂兄家里跟其他孩子会合更安全些。那天是庆川的13岁生日，所以她用面条和酸菜做了一顿特别的早餐。然后，他们每人都背上一包衣服，庆川还带上了他养的鸡，步行出了门。他们身穿白色短袖衫，表明自己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走小路穿过起伏的田地。这是一个炎热的夏日清晨，走了两个小时后，他们在一个农家停下来休息喝水。席的弟弟坐在阴凉处哭了起来。他走累了，不想再走了。但他们的母亲急着继续赶路。她告诉他，他们马上就到了。再走几里路就可以和弟弟妹妹们团聚了，她说。她起身离开，席也站了起来。庆川不情愿地跟着，边走边擦眼泪。
他们沿着高粱地和菜园之间的道路走，席在最前面，他的母亲在他身后，庆川落在她后面，仍然抽抽搭搭的。他们离开农舍只走了几分钟，一颗子弹飞来。席觉得子弹从他头顶飞过，他猛地趴到地上。然后又是一声枪响，他听到他的母亲叫了一声。甚至在他转过身来看到她躺在地上之前，他就知道事情不妙。她的胸部出了血，他赶紧爬了过去。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只是撕下了我的衬衫，压到她的伤口上，但我止不住血....我把她的头抱在怀里，她看着我。我对着她哭了起来。她的眼睛盯着我，在那一刻，我知道她是清醒的。她的眼睛牢牢盯在我身上，然后慢慢翻了白。我几乎疯了，不停的大喊。我大声叫：'不要开枪！我们是老百姓！然而他们开始用机关枪向我们打来。”
席再次趴了下来。他发现他的弟弟躲在蔬菜地里。此刻他们俩都在喊。“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枪声来自他们左边的一个山坡上，然后他们听到从另一个方向也响起枪声。子弹溅起地面上的泥土，这两个男孩拉着母亲的尸体，试图把她拉到安全地带。然后，他们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看到一个农民从他们刚刚休息过的房子那里向他们召手。“快点！”他喊道。“到这里来！”两个孩子丢下死去的母亲跑向他，躲到了房子里面。
过了一段时间射击才停止。席当时只有15岁，茫然地坐在那里，心里跳个不停。“天空似乎都变了样，”他回忆说。“虽然是蓝天白云，但是在我看起来却一片漆黑。”最终，他鼓足勇气爬回到他母亲的尸体旁，找回她的包，然后带着他的弟弟去找他们的父亲。他们浑身是土，光着上身沿着一条公路走，穿过了一个检查站进入八一五派的地盘，见到一队运送戴着头盔的武装人员的卡车。黄昏前，他们到了表兄的家，但它已经弹痕累累，没有人了。他们继续往前走，流浪在街头，寻找他们认识的人。他们在一个面条店停下，但只吃了几口就失去了食欲。后来他们发现在一个理发店里有父亲的一个同事，当他们跑过去后，才发现他们的父亲也在那里。自他母亲去世以后，席第一次哭了起来。
枪声来自“八一五”派所据守的位置，席的父亲没过多久就找出了是谁杀了他的妻子。有几个人目睹了这一事件，并告诉了他哪个红卫兵应该对此负责，那是钢铁厂里一个从部队退伍的30多岁的工人。值班的其他人告诉他不要开枪，因为他的目标明显是平民。但该名男子说，他不久就要换岗了，他想用完他的弹药。当时并没有人在对他开枪。他只是看见路上有一些人，想知道他是否能打中他们。席的父亲怒火中烧，他和他的同事们挥舞着枪，并要求把该名男子移交给他们。但为时已晚，他已经逃走了。
那天晚上，两个男孩陪同他们的父亲和由50名武装人员组成的队伍一起去收殓其母亲的尸体。第二天，它被送到重庆大学，那里有一个临时太平间，就设在学校运动场的外面。那里还有几十具其他人的尸体，整齐地摆列在地上，被八一五派抓获的反到底派的俘虏们在清理尸体，准备埋葬。席和他的兄弟亲眼看着疲乏的俘虏给母亲清洗身体，然后把她裹在白色的丝绸中，并罩上军服，放进一口棺材里。大学里的学生和教师被埋葬在校园内，但其他大多数八一五派的成员被送往附近沙坪坝公园里的一座公墓。孩子们和他们的父亲坐着车被武装护送到那里，俘虏们挖了一个坟坑，把棺材放了下去。当他们埋起棺材，红卫兵们向天鸣枪行军礼时，席注意到墓地全是新的坟墓，大约有数百座。
席深深吸了一口烟，来到墓地边缘的地方，指给我看他的母亲最初被埋葬的位置。他说，她去世一年后，他的父亲将她的坟墓安排到墓地的中心，因为他认为那儿可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席和他的兄弟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修建起这个墓，期间他父母所在书店里的工友也来帮他们的忙。在他们最初竖立的纪念碑上，称她为书店“战斗队”的“烈士”，归“重庆市革命造反司令部”指挥。30年后，她的家人决定改用更温情一些的墓志铭，因此用一块写着“尽孝道”字样的大理石板盖住了原题字。
席和他的兄弟姐妹聚集在公墓每年两次，在四月清明节假期，他们的母亲在八月逝世纪念日。他意识到他们很幸运，因为仍然可以有地方去缅怀她。他知道其它文革墓地都被推土机铲平了，修起了公路和大楼。而原来重庆大学里的那个墓地，成为了一个校园酒店门前的喷泉。在80年代中期，政府围绕着沙坪坝公园里的墓地建起了一道石墙，企图不让市民入内。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席来探望他母亲的坟墓。他只需等到没有人看见的时候翻过墙而已。
几年后，席了解到，政府正计划铲平墓地，兴建一个主题公园，竖立起诸如艾菲尔铁塔和自由女神像一类的世界标志性建筑的复制品。干部们与香港来的投资者签署了交易，并且在沙坪坝公园里的其它部分已经开始建设。席听说，墓地将要被拆毁，为建缆车而让路。他非常生气，但没有什么渠道可以表示抗议。他只是一个国营电子厂的工人，发一封投诉信可能会带来麻烦，甚至让他丢掉自己的工作。于是，他开始发出匿名的威胁，用公共电话给公园的干部打电话，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胆敢碰到墓地，他就会对他们报复。
“我从来没有说出我的名字。我只是告诉他们我是一个死者的亲属。我说如果不给这些人留一个合适的墓地，那么共产党就太过分了。我说谁胆敢这样做，他和他的家人就会被从地球上抹去。他们说，我这样说是错误的。但我说我会杀了你全家。我说你在明处，我在暗处....我使用了不同的声音，并打了很多这样的电话。”
当公园的干部开始对访问墓地的人收门票后，他变得更加生气。尽管门票才5元（60美分左右），但席和他的兄弟拒绝掏钱。他们跟公园的保安发生争执，并要求和公园的干部对话。“我们只告诉他们一件事。如果你破坏我们祖坟，我们就拿你的脑袋来报复，”席回忆说。其他家庭的人也表示反对，他们与席和他的弟弟妹妹们一起在墓地大门外举行抗议。有一次，他们几乎与公园员工打了起来。但最终公园做出了让步，主题公园项目被放弃了。席不知道这项决定是否与他的匿名电话和抗议有关，或者只是投资者的钱不够了。他说，从那以后，还是偶尔会有谣言说墓地要被推土机推平做开发，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敢真的动手。
有时，席会带着一台摄像机到墓地来，并采访其他吊唁死者的人。他以此来为这个地方，以及那些对此关心的人们保留一份记录。随着时间的流逝，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少。他很少看到年轻人到墓地参观，除非他们出于偶然踏足这里。他们让他联想起那些无知的游客，因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知道得太少了。“这很可悲，”席说。“这些人毫无意义地死去，但如果社会从未对此进行反思，那么他们的死就更加毫无意义。很多人拒绝去想，而党也希望消除人们的记忆。但整个民族应该思考所发生的事情。回忆是痛苦的，但它也是一种责任。我们必须记住，这样下一代才不会再吃到这样的苦。”
席的母亲被打死几周之后，中央政府出面让重庆的两个红卫兵派别达成停火协议。但是，新的执政官员试图重新控制局面，并组织起一场场的运动来恐吓公众，进行秋后算帐和消灭对手，因此在市里和国内的其它地区，政治暴力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在1968年夏天，毛泽东终于解散了红卫兵，把数以百万计的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去生活和工作。席在1969年被送到农村。在那里，他开始重新考虑他对毛主席的忠诚。农村的贫困直接使他和他那代年轻人对党及其谎言产生了怀疑。席的幻灭完成于1971年，当时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林彪在逃离中国时因飞机坠毁死亡，而党突然宣布他从一开始就是个叛徒。尽管媒体改写了历史并连篇咒骂毛泽东的最新敌人，席却发现自己同意那个罪人所说的话，其中包括“把青年派到农村是一种变相的劳改”这种言论。当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席默默地喜出望外。
当邓小平在1978年重掌权力并批判文革之后，政府开始为那些遭受迫害的人进行平反，并惩罚那些犯下了严重罪行的人。但邓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共产党的执政，所以没有对过去十年间的事件的详细调查，没有对罪恶和无辜程度的公开辩论，没有全国性的和解反省对于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可能是很好的，但是很可能会催毁共产党。因此，全国被告知要忘掉过去，继续前进。人们返回到工作岗位，与当年折磨了他们的人一起工作。警察对维护正义口惠而实不至，仅仅惩罚了一些杀人犯和迫害者，却放过了其他人，也不解释为什么这么做。那些被投入监狱的人从来没有机会在公众场合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而那些仍然自由的人也从来不需要为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负任何责任。
甚至在文革结束之前的1973年，重庆警方就开始调查席的母亲死亡一事，后来他们告诉席家，他们已经逮捕了肇事者。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逮捕到底是否与她的被杀有关，以及该名男子是否被法庭审判过，是否被定了什么罪，是否被判了刑，被判的是什么刑。文革结束后，在党声称要惩罚那些过去十年中犯下罪行的人之后，并没有人联系席的家人。当席的父亲对此进行询问时，他从来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后来有一天，席听说杀害他母亲的凶手已被释放出狱保外就医，并在当地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一想到那人将获得自由，他就非常气愤。他想要当面质问这个凶手，迫使他面对当年他试图打死的男孩，并让他为杀害他们的母亲而付出代价。席决定，既然党不这样做，那么他就自己来伸张正义。
他偷了一辆车和一套警察制服，他还用钢丝做了一条绞绳。他和弟弟庆川酝酿了一个计划。庆川将在第二天上午11点半开车把他送到医院，那时大部分医生和护士在食堂吃午饭。席将穿着制服进去，对那名凶手说自己是进行调查的人员，并要求他上车跟他们走。凶手将坐在前排副驾驶的座位上，他就坐在后面。他们会把他打昏，然后沿着席事先研究好的路线开车进山。如果那人醒过来，他们会告诉他，多年前他曾杀害了一名女子。而他们就是她的儿子，现在来复仇。然后席会勒死他。他们将把他的尸体丢进乌江，然后开车回重庆。席和他的弟弟不再是男孩，而是快三十岁的男人了，他们不是在开玩笑。他们跪在他们的父亲面前，并把他们的计划告诉了他。一切都安排妥当。席甚至还额外带了汽油，这样他们就不会半路没油了。第二天，庆川按计划驱车前往医院，席进去找杀害自己母亲的凶手。但是，他的床是空的。医生说，他半小时前刚刚被释放。
后来，席怀疑是他的父亲事先通知了有关当局，所以这名男子被从医院转移走了。“我认为他觉得这样的复仇方式会毁了他的两个儿子，但他从来没有承认这一点，”席告诉我。“如果我父亲没有告发我们，那只能说是天意了。”
席说，他和他的弟弟多年来试图再次找到这名男子，但他们一直没有成功。我问他，他是否仍然想杀死他。“现在时代不同了，我的思考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他回答。他说那个凶手“也是受害者。我们应该报复的是这制度。”但是，当后来再说到这个问题上时，席说他对那名凶手的愤恨并没有完全消除，他不愿意免除他应付的一切责任。“他给我的家人带来无法形容的痛苦，”席说道。“如果我不杀死他，也至少要好好打他一顿。到现在他已经是一位老人了，但他仍然该打。”
我们独自在墓地里，站在他母亲的坟墓旁边。已经将近中午，但太阳依然隐藏在浓雾中。席点燃了另外一根香烟，并走到他母亲墓旁另外一个坟墓的纪念碑那里。那个纪念碑的侧面被人在用石块划出了几句话。“历史就在这里。他们死得不公平。“我又问了他一个问题：对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他有没有感到特别后悔的？席过了一会儿才回答。
“我母亲去世后，我把怨气撒向社会。我打过一些人。没有人在意我的做法，而我希望其他人体会到我所感受到的痛苦。”
他说他再次参加了红卫兵，他的父亲也无法阻止他。他得到一把枪，而且他在几次战斗中都开过枪。他说他不知道有没有打中过人，但他承认，在他被下放到农村之前，曾热衷于参加暴力冲突。我问席在那几年中，他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他说，他拷打过其它派别的俘虏，以及因为阶级出身不好而被关押的老人。“他们被关在一间小屋里，只要我稍有不满，就会打他们，”他说。“我们没有人性。我们年幼无知，我们虐待他们，鞭打他们。”
席试图解释为什么他和其他许多人在文革中变得如此残酷。他说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共产党的统治给生活带来被深深压抑着的挫折感。整个国家经历了很长的艰难岁月，包括一场可怕的饥荒。尽管人们仍然忠于毛泽东和共产党，但他们对控制着他们生活并推行党的政策的地方干部心存埋怨。由于文革的对象是党的机构，毛泽东给了人民群众一个借口，发泄他们对这些干部的愤怒。席说，更重要的是，他这一代人成长于他所谓的“暴力宣传的文化”中。党在学校所培养的价值观鼓励极端主义并美化暴力。孩子们被不断灌输各种故事，颂扬那些在“阶级斗争”中牺牲的共产主义英雄，妖魔化那些暗地里躲藏并计划颠覆共产主义革命的“阶级敌人”。在所有学生都必须学习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接着说，对一个真正革命者的考验，就是看他认为对敌人的暴行是好还是坏。毛泽东说这是“好极了！”
“我们被告知，需要使用暴力从精神和肉体上消灭一个阶级。这就为折磨人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席说道。“他们不再被视为人类了。如果他们是敌人，他们理当被勒死，他们理应受到折磨。这就是我们年轻时受到的教育。文革把它发展到使我们自相残杀的地步....文化大革命暴露出人和政治体制中最丑恶的那一面。”
席说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最终应该归咎于一党专政。但个人——比如那名杀害了他母亲的人，还有他自己——也必须承担责任。“这个国家怎么会让残酷的专政蓬勃发展？为什么全国都支持它呢？“他问。
但是，当我问他是否曾想过去找他所折磨过的那些人，席的回答既诚实，也很说明问题。“我不想去找他们，”他说。“我不想记住我做过的坏事。”
在2007年春天，我见到了挽救了沙坪坝公园墓地的那个人。20世纪80年代，在重庆试图摆脱文革阴影的那段时期，廖博康担任了中共重庆党委书记。当我去见他时，他已退休近14年，并在成都生活。他当时83岁，有着铮亮的光头和一张慈祥的圆脸。他把我迎进他在高层公寓楼里的客厅。在我们喝茶交谈中，他偶尔会向后靠在沙发里，并露出微笑。此时他的眼睛就有些调皮地眯起来。
廖是重庆人。城里的人们还记得他在1963年成为了一场险恶的政治运动的目标，当时他是市共青团委的领导。大跃进快结束时，他被指配去调查周围农村的条件，并促进农业生产。国内其他地区已开始从饥荒中恢复，但廖发现省里的人们仍然在挨饿。曾有一个村庄全部人口死光。当局不得不派遣邻近村镇的居民去埋葬死者。但那些居民也营养不良，其中一些人在挖掘坟墓时死去。根据廖向北京上报的调查结果，他估计四川省1957年至1960年间至少有一千万人死亡。他将饥荒归因于省级领导人强行实施不合理的农业政策，在示范项目上浪费金钱，并拒绝中央政府的粮食援助。北京回应下令调查。但是，权倾一时的四川党委书记李井泉并没有下台。一年之后他开始反击，撤了廖的职，把他下放去当建筑工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廖再次受到批判。接下来红卫兵开始反对李井泉，廖得以幸免。他到北京对自己的案子进行上诉，因此避过了重庆市暴力最严重的时期。不过当他回来后，他忍受了4年艰苦的“再教育”。
文革后，廖得到平反。在1983年他被任命为重庆领导人。他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拨乱反正”，消除党的队伍中仍然残留的派系敌意。在对干部的讲话中，他常把文革比作是一场噩梦。“既然现在我们醒过来了，还有什么必要去想，我们在梦中做的是对还是错呢？”他告诉他们，党在否定文革，所以你们全都错了。
就是在这个消除文革恶果的运动中，在沙坪坝公园里的墓地成为一个问题。廖上任前，市里其他文革受害者的墓地已被拆毁，但沙坪坝墓地幸存了下来。它所处的位置在当时还是城市的边远地区。那里的干部（其中大部分曾是八一五派成员）悄悄把它保留着。但是现在，党内有股想要拆掉它的势力。由于政府已经宣布了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并试图抹去与这一运动有关的所有其他痕迹，因此拆除这个墓地也是理所当然的。许多干部认为，保留这个墓地将发出一个信息，即党认为八一五派是正确的，武斗是合理的。但是，意见远远没有统一。在1985年，如何处理墓地的问题摆上了廖的办公桌。
在一个凉爽的春日里，廖和几个助手开车来到沙坪坝公园，并参观了墓地。当时只有少数几个游人，但随着“市委书记来了”的消息传开，一小群观众很快聚了起来。廖的几个助手一见到墓地有这么大，就表示应该将其拆掉。但有一名年轻的女助手表示反对，并强烈希望他保留墓地，让它作为对后代的提醒和警告，告诉他们重庆曾发生过什么。廖听取了他们的观点，并没有说什么就离开公园。然而他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意见。
“当我看到墓地，就想到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那些荒唐，疯狂，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告诉我。“那些东西全都宛如烟雾一样消失了。但这里却有我可以保存的具体证据....这些无辜死难者可以留在这里作为历史的见证，见证那个疯狂的时代和动荡的岁月。”
他回忆说，有两件关于那个墓地的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件是一名14岁的无名女孩的墓。“她应该在家中，抱着她的爸爸妈妈或在她的小床上玩玩具，”廖说。“但是她白白地被牺牲和埋葬在那里，甚至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另一件是一块称墓地为“烈士陵园”的牌子。廖觉得它很刺眼。“他们算什么烈士？为国家牺牲自己生命的人才是烈士。死在一个错误的政治运动里，死于自己兄弟的枪口下，不应该使用'烈士'这个词。”文革期间其他城市也都遭到武斗的破坏，但廖相信重庆比其它地方有更多人伤死亡。他认为，如果这个公墓被毁，那就再也没有什么能提醒人们记住这场悲剧了。
参观墓地几天后，廖宣布了他的决定：墓地将被保留下来。他认为，人们应该反思文革，反思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能从中学到什么教训，而不是简单地忘掉它。作为市委书记，他有权力挽救墓地，他觉得这样做没有什么政治风险。不过，廖也知道其他人会不同意他的决定。为了结束辩论，也算是鼓励人们“紧密团结，面向未来”，他拨款在墓地周围建起墙壁，并命令它不向公众开放。他一边向我讲述着他的决定，一边调皮地微笑。他又说：“有些人说廖博康用一种十分精明的办法保住了墓地。”
我问他如何看待那些试图从人们记忆中抹去文化大革命，认为忘记它将有利于党的声誉的观点。他又笑了。 “你不可能从时空中抹消10年...无论是好是坏，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人们主观上可能想要清除，但他们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
鉴于他对保存和研究历史的重视，当廖告诉我他同意邓小平的论断，即文革历史应该是“粗线条”记录而不是详细书写时，我很惊讶。“人们现在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廖说。“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家繁荣了，人民才有精力和时间来研究这些东西。我们现在不能再分心了。”当我问他是否应该对学生进行文革历史的教育时，他说过类似的话。“应该教育他们。但我们如何教育他们，得等到以后才能决定，”他说。“现在，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建设我们的国家。过去可以留在以后讨论。我们不应该因为总是回忆过去，而拖延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忘记它。我们应该把它保存下去，但以后再讨论。“
通过廖的言辞，我渐渐意识到，他认为他对墓地的挽救措施，也可以作为中国社会最终处理文革那样痛苦的事件的记忆的一个做法：即使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仔细检视发生过的事情仍然可能导致痛苦的分歧，甚至对社会具有破坏性。但抹去或完全忘记也将是危险的。因此廖建议，或许最好的办法是给它更多的时间。“如果人们有不同的意见，辩论可以暂时推迟，”他说。“可以围绕历史建一堵墙，但不能去破坏它。”毕竟，在沙坪坝公园里的墓地现在是对公众开放的，也没有人抱怨，他指出。“现在人们可以进去看看，”他说。“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
吾的英文水平是六级刚过，再加上拜原作者生花妙笔所赐，总共这章查了100多个单词才将将翻译下来，有错误是难免的。一句话，翻得好是那位翻译的功劳，翻不好请不吝赐教，吾更改就是。
对了关于转载，非常欢迎一切形式的转载，标不标明原翻译者都无所谓（@tontyoutoure 求fo发自真心），不过希望能在转载的同时留个评论告诉我一声
好了废话不多说，贴出来。
在中国很少有地方的人们比重庆有理由遗忘过去在嘉陵江与长江上游交汇处修建的这个城市是这个国家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拥有130万人口。这个越来越大的的都市被永久性的烟雾和污染笼罩着。重庆曾经是一个宁静的口岸，以及遭受过日本人轰炸的战时陪都，而现在，她是中国西南的一个经济重镇，一个比顺江而下的上海建造热潮更加令人瞩目的中部城市。每年，数十万农村移民涌入闷热的城区，在其日益扩大的工业园区寻找工作，或参加到修建新公路、铁路和桥梁的行列中，或成为有名的“棒棒军”，把临江码头上的货物沿着陡峭的斜坡担上山。一条轻轨线路在摩天大楼间蜿蜒穿行，通过拥挤的水泥建筑和霓虹灯广告牌。工程起重机随处可见。在夜间发光的五彩的天际线，映于泥泞的长江之中，味道浓郁的江边火锅餐厅被喧闹的人群所挤满。象中国的其它城市一样，重庆是一个前进中的城市，下定决心“面向未来”。
但在城里的西边，有一个绿树遮天的清静公园。在那里，从人工湖边走上一个小斜坡，就会见到一个被爬满长春藤的石墙围起来的，不同寻常的墓地。这地方与沙坪坝公园的主要道路相分离，很容易就隐没在一丛槐树后面；有些多年间一直到园内游览的人们也未注意到它。而那些注意到了并走进其生锈的铁门的人，就会发现这是一所专为在文革中被打死的人们所修建的墓地。它很可能也是中国唯一的一所这类墓地。这是一个破旧的地方，到处有倒下的树木，野草丛生。当频繁光顾的大雾弥漫起来时，那里的气氛立刻变得阴森恐怖。墓地是相当大的，约有九十码长三十码宽，但吸引游人渚在砖铺的小径两旁，满是高耸的水泥柱和方尖碑，最高的一个超过30英尺。每个都标志着一处合葬地，最多的一处埋了二十多人。但很多名字和碑文都被腐蚀得难以辨认了。几个墓碑摇摇欲坠，也有的几乎完全被泥土、藤蔓和杂草所掩埋。但是这个墓地仍然存在，这件事本身就是引人注目的。在中国工作和学习近10年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其他任何地方有类似的场所。
大概没有人比曾钟在这个墓地里花的时间更多了。他是一位老师，一直在试图确认埋葬在那里的人并且记录下他们是如何死亡的。他是一个50多岁，消瘦而诚恳的人。第一次见面时，我们坐在公园里离墓地不远的一处凉亭下的石桌旁。这是一个凉爽的春天的午后，在我们品茶聊天的时候，老年人沿着公园的沥青路倒退走——一种中国式的锻炼，年轻的情侣在湖边的长凳上偷吻。一群群的下岗职工和退休人员在其它桌子边坐着，喝着水，吵嚷着在打麻将。曾钟有些坐立不安，他说和外国记者聊天使他感到紧张。但是，他也渴望分享他的发现。他说，他对墓地的兴趣与他小学师范教育的职业无关，他也没有朋友或亲属安葬在那里。他的研究始于2005年秋季，当时他有一次在公园里散步时，偶然走进了墓地。他住在附近，以前听说过这个墓地，但从未去过那里，也没把它放在心上。第一次看到墓地时，他被震惊了。带着敬畏，他在墓碑和纪念碑间逛了超过一个钟头。“在此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武斗的规模，”他告诉我。“我被完全地震撼了。震惊让我的脊椎都在颤抖。”
文革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中有着特殊地位。离开它震撼全国的时代还太近，并有太多人直接被它影响过，完全忘记它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利用全国的青年发起了“无休止的革命”，反对党内官僚主义和他在领导层内的对手。在中国，从城市到农村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被波及。如果说反右派运动是小的震颤，那么文革就是一场大地震，比其多得多的生命被毁灭。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开始，持续到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时。考虑到其破坏性的规模，党非常有效地压制了对发生事件的讨论。它还非常有效地把发生的一切描述为某种警告，告诫人们民主改革的后果就会造成那样的混乱局面，而实际上文革正时一党专政带来的恶果。党之所以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已经在自愿配合这样的遗忘行为。他们当中有太多人被文化大革命的疯狂言论所迷惑，太多人参与或默许了暴力，因此党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就说服了全社会忘掉过去。因为妻子与被指控为政治犯的丈夫离婚，家庭被撕裂；孩子们批判自己的父母，兄弟反目成仇。当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之后，对于许多人来说，忘记过去，面向未来是一个容易的多的选择。即使是那些遭受许多磨难的人也渴望忘记，因为他们的双手也很少是完全干净的。
与此同时，在中国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文化大革命只有含糊不清的理解。如今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在文革结束后出生的。许多家长选择不与子女讨论这个噩梦，而党也确保它不会出现在教室里。因此，党的执政史上最可怕的一章，已成为一个不安的微笑就打发掉的灾难，悲剧在记忆中只变成一个媚俗的印有毛泽东形象的手表，或者红卫兵主题餐厅。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它的国内外人士而言，他们只记住了文革的荒谬——铺天盖地的人群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在天安门广场挤成一团，横冲直撞的青少年高呼着愚蠢的口号打碎珍贵的古董，教师被强迫戴上可笑的高帽并坦白荒谬的罪行。当然，文化革命是荒谬的。但它远不止于此。它的恐怖与邪恶被变得模糊和微不足道。根据政府自己的出版物所估计，在农村有3600万人以上被迫害，其中约75万至150万人死亡，同样数目的人致残。在全国城市里的伤亡数量不太确定，但可能有几十万之多。在北京，根据官方的报告，仅仅在1966年的两个月之内，就有超过1770人被杀害。在上海有100万人受到迫害，仅1968年一年就至少杀害了5000人。
这些数字本身已经是惊人的了，但是数字的背后，还有更加令人发指的暴行——不分男女在街头被殴打，或在体育场的人山人海面前被殴打，子女被迫谴责和殴打自己的父母，因不堪虐待而有无数受害者选择自杀，有的还是和他们所爱之人一起。杀戮不仅发生在狂热的红卫兵手中和敌对造反派别之间的武装巷战，也发生在乡间由党委组织的屠杀上。这些大规模杀戮的对象，往往是以前的地主，或其他阶级敌人及其亲属，他们已经被迫害了很多年。刽子手有时甚至会拒绝对孩子手下留情的请求，因为他们担心年幼的会长大报复。1966年夏天，在北京南郊的大兴县，五天血腥屠杀之后，有325人被杀害。最小的受害者是一个满月的婴儿。在湖南省道县，在短短两个月内近5000人被杀。潜在受害者的名字在会上被大声念出来，并由投票表决来确定那些人的命运。人们被打死，被绞死，被枪杀，有时甚至被活埋或被迫跳下悬崖。在广西省，至少有5个县有食人的证据.
这种暴力行为并没有从中国的集体记忆中被抹消，只是被压抑了下去。而被压抑的记忆会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冒头。在中国一直存在着要求国人面对文革野蛮行径的呼声。他们认为，只有对那个时代做出忠实的记录和深刻的反省，国家才有可能最终解决直到今天依然困扰着人们的道德败坏和缺乏诚信等遗留问题。早在1986年，小说家巴金就曾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并树立文革受害者纪念碑。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伤口的愈合，正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愿意正视过去。但是，党绝不允许全国范围的反省讨论，因为它害怕可能由此导致的情感释放，以及可能产生的对一党专制的质疑。2006年，在文革开始40年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颁布一项法令，禁止任何媒体提及这个周年纪念。2007年，他们再次发出指令，要求“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利用文革诋毁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党提醒其宣传检查员说，所有关于这一时期的论述，都必须符合政府在1981年做出的官方历史结论。
党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写出那份官方历史，里面满是呆板的意识形态术语和自欺欺人的官腔，对于给国家带来严重破坏的暴力行为仅仅有所暗示。可以肯定的是，它否定了文革，将其描述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以及人民遭受到的最严重的破坏和最大的损失。”党指责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另外三名激进的领导人，丑化他们并把他们称为“四人帮”。但是，文革自始至终都是毛泽东一手操纵的。在1966年他72岁时，他对周围的人和他所建立的党产生了怀疑，而在莫斯科发生的事件也让他心情沉重。鉴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以及赫氏自己随后被赶下台，毛担心他也可能被从权力之巅推翻，或被他的继任者所否定。他认为，苏联人对“美帝国主义”变得软弱，并放弃了社会主义，以换取经济增长速度。他怀疑他的同事们正在中国走上同样的道路。文化大革命便是他对此的回应。这是一场疯狂的试验，企图通过把党先彻底破坏掉，同时通过浴血斗争培养起新一代革命者的方式，来恢复党的活力。党的官方历史承认，灾难的“主要责任”“确实在于毛泽东同志。”但是，他的继承人邓小平——他本人也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决定党绝对不能彻底否定毛主席，并指示他手下的历史学家把毛描写为一个悲剧英雄，尽管“错误地发动了文革”，但仍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官方历史起草期间，邓小平还宣布，它应“鼓励人民紧密团结，面向未来。”他希望它被发表后，“将会统一认识。并且总的来说，对重大历史问题的争论将会就此结束。”换句话说，它是一项旨在使人们忘记历史的历史版本。可是，对于文化大革命只保留一种，而且还是被党做过消毒工作的描述，绝不可能让一个以如此多不同的方式遭受了如此多苦难的国家感到满意。因此不可避免地，人们试图记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记录所发生的事情。
当文革开始,高中生和大学生被动员组成后来被称为红卫兵的组织的时候那时曾钟14岁，在上初一。他渴望加入他们的行列，但他的父亲在共产党解放重庆之前，在那里最大的银行任经理，被划为资产阶级的成员。根据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孩子的行为注定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因此只有工人，农民和其他无产阶级的后代，才可以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这在曾钟看来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他相信最优秀的反抗者，包括毛泽东本人并不是来自“良好的阶级背景。”但就算他曾经质疑过阶级意识的血统原则，他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党的正确性。即使在红卫兵带走了他的父亲并逼其在一个当地的粮仓工作，即使他们彻底搜查了他家并抢走了一切值钱的东西，曾依然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学校的一个红卫兵组织愿意接受他，但只是作为一个辅助组的成员。“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感到羞耻，但我还是忍受住这种耻辱，参加了革命”，曾回忆说。一个月后，他所在的组织改变了想法，把他赶了出去。不久之后，他的父亲躺在担架上被抬回了家。他因为被迫去扛200磅重的粮食袋而背部受伤。
由于被红卫兵开除和他父亲的伤势，在重庆的暴力不断升级时，曾钟一直留在家中。工人和其他成年人也开始成立红卫兵组织，对立的派系开始彼此交恶，并从城里的兵工厂取得了武器。不久，晚上就开始听到枪炮声，曾钟说。随着武斗在全市肆虐，红卫兵基本忘记了曾和他的家人。他们一家躲在自家的房子里低头做人，因而得以安然无恙地熬过文化大革命中最糟的一段日子。曾钟知道，其他人没有这么幸运。但直到几十年后踏足这个墓地，他才弄清这场杀戮的程度，并开始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曾掏出笔记本，为我描绘了墓地的草图。他把它分成了六个部分。他说，每一部分大约有15至25个坟墓不等，一共118个。他还给每个坟墓做了编号。然后，他开始清点死亡人数。在九十个左右的纪念碑和墓碑上可以辨认出有大约350个完整或残破的人名，但还有20多个坟墓要么上面的字完全消失，要么被磨损得上面的名字完全认不出来。曾钟估计整个墓地安葬了500多人。他的目标是确认所有死者，并确定他们的死因。他尽可能长时间地呆在墓地里，等待死者的朋友或亲属出现，然后温和地接近他们并提出他的问题。在冬天，他每次都会在墓碑之间盘桓两三个小时，跺着脚取暖。在温暖些的季节里他逗留的时间更长。通常情况下，根本没有人来。而当有人出现的时候，他们也会有时拒绝和他交谈，说他们想要忘记文革。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愿意提供帮助的。曾钟逐步收集起在这个公墓安葬的200名死者的信息。“这就像是把拼图拼在一起，”他说。“有时，我对同一事件听到四个不同的版本。我把这些都写下来，并保存在我家里的电脑上。如果我找到了曾经亲眼目睹某一事件的人，我会以他们的描述为主。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正在我们交谈当中，一名公园员工赶到了我们坐的桌子边，并用我听不懂的重庆方言跟曾钟说了些什么。“抱歉。”曾钟说，他拿起笔记本，起身离开。“有些人到墓地来了。”我问他我能否跟他一起去，他同意了。于是我们一起急匆匆沿着小路走去。曾钟解释说，他在公园里结识了一些工人，而他们默默地支持他的研究.他们发现在墓地里有人时，就会给他打电话。如果他来不及赶到，他们也会替他记下有关信息。那个刚刚来通知他的公园员工笑了笑，说：“这都是非官方的。”
曾钟走得很快，显得很兴奋。他说，他很长时间一直对其中一个坟墓感到迷惑不解。墓地中的大部分墓碑都模仿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苏式方尖碑风格，并饰以浮雕的苏式锤子，镰刀，步枪物。但这个坟前的墓碑比较宽，也比较矮，上面有铺着圆形屋瓦的传统中式屋顶，并且还有向上弯曲的屋檐。这样子的墓碑在这个墓地里只有这一个，曾钟对埋在它下面的那5个人所知甚少。碑文上刻有死者的名字，但没有年龄或其他身份详情，只知道他们属于一个红卫兵组织，称为“燎原”兵团。名字下面写的是1968年10月的日期，在最上面刻有六个大字：“死难烈士万岁”。曾钟在此之前从未见过任何人访问这个坟墓。当我们进入墓地，迈过倒伏的树干和树枝，公园员工指向站在坟墓旁边的两男一女。
“你们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死的吗？”曾钟问。
“我怎能不知道？”其中一人回答。他是个50多岁，身材敦实的人，有着浓重的四川口言。“当朱清云被打死时，我就和他在同一张床上！”朱是碑上列出的五个死者之一。
曾钟查看了一下他的笔记本。“我听说是钢校里的人干的？”
“是钢校一个叫多建（音译）的人干得。”
“钢校的多建杀了他？”
“杜多没有亲自动手。是他带着的那伙人干的。“
这名男子说，他和朱清云是重庆第71中学的同班同学，同属一个红卫兵组织。在1968年8月16日晚上，他们和另一支红卫兵队伍因为枪支的问题发生了冲突，为了躲避那批红卫兵，他们逃进了一所学校里。和他们一起躲在学校里的红卫兵一共有十多位。因为那里没有足够的床位，他和朱不得不共用一个床。他说第二天早上，多建和他的战友闯了进来，并开枪射击。这名男子滚下了床，藏了起来。但朱坐起来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曾钟记下了细节，并询问墓碑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寻常的设计。该名男子笑了，说他和他的同学们原本计划建一个像其他坟墓那样高耸的纪念碑。他们甚至强迫住在当地的地主和资产阶级以及右派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帮助他们。但两周之后，他们用光了建筑材料，而尸体已开始腐烂。恶臭令人无法忍受。最后，学生们决定干脆就在刚刚盖起来的纪念碑上加一个中式的屋顶了事。
曾钟向他询问墓碑上其他人的情况。该名男子说，他们同属于一个红卫兵组织，但在不同的事件中死亡。其中两人是初三学生，一人是初二学生，但他不记得他们是如何被杀害的了。曾钟把资料记到笔记本上，然后谢过了他，递给他一张纸，上面写着他的电话号码。曾钟告诉他，如果他想进一步交谈，或者如果他记起了别的，可以给他打电话。
“我总是给他们留下我的电话号码，并请他们给我打电话，”曾钟在那几个人离开后告诉我。 “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给我打过电话。”
起初，曾钟把他的工作视为仅仅是积累原始资料：姓名和地点，日期，年龄，事实和结果。“我只是想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然后把它们留给后代，让他们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并得出结论，”他说。不过，随着他不断地发现一个又一个悲惨的暴力故事，随着他越来越多地意识到重庆以及全国其他地区这些事件的严重性，他忍不住开始得出自己的结论有时候，他找到了死者的家属，并到他们的家里去拜访。他得知了有两兄弟死于同一场与敌对派系红卫兵的战斗；得知了有一伙20名学生被与他们对立的红卫兵派别抓了俘虏，当那伙红卫兵被迫撤退时，他们用一颗手榴弹炸死了这伙学生；得知了曾有一个年轻人被人殴打，并被锁在闷热的地下室里，不给食物和水，活活饿死。他也知道他只是刚刚接触到一些皮毛而已。这些只是这一个墓地的情况，它里面埋的不过是一个城市中，一个地区的一个红卫兵派系中的部分死者。当他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暴力事件发生，他的同龄人为什么会对彼此这么残忍时，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所接受的党所教育的价值观。他不由得担心党对现在的孩子所进行的教育。
重庆市区内一度曾有几十处分散的文革受害者的墓地。毛泽东死后，党把它们全拆毁了。曾钟说，在沙坪坝公园里的墓地虽然幸存了下来，但政府“期望它能自然地被侵蚀，劣化。它希望人们忘记所发生过的。不过，我认为如果这一历史被遗忘，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它是中华民族用血和泪所铸就的。后代人必须了解这些教训，才能使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将来，当人们再来访问这个公墓，墓碑上的字就会看不到了，”他补充说。“我希望我的文字记载可以填补这一空白。”
在这片墓地中，有多少墓石因侵蚀而坍塌，就有多少仍然得到良好的维护，或修复到良好状态。其中之一是靠近墓地中央，在曾钟的地图上被标为四区第六号的一个简单的灰色方尖石碑。它的基座大约五英尺见方，碑高将近10英尺，上面没有共产主义的口号或符号。在它面向东方的那一面上有一个纯黑色的大理石板。在它正中刻着9个金色的大字：
母亲大人之墓
黄培英
右边是3行比较小的字体：
生于1928年9月24日，被杀于8月24日，1967年，重庆毛线沟
该女子5个孩子的名字（四儿一女）都列在左侧，还有一段说明，表明他们出于孝道，于1996年清明节重建了墓碑。清明节是中国传统的扫墓假期。
有时，一大早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站在墓碑附近，抽着烟盯着大理石看。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家伙，身材中等，剃着平头，戴着金属边眼镜，圆脸上都是肉。每次来看望他母亲的坟墓时，席庆生总是穿着深色的衬衫和裤子，外面穿着纯黑色的夹克。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很愿意自己独处。当天气很好时，他的妻子可能会陪他一同去公园，但她会在湖边散步，让他一个人在墓地里与自己的思绪作伴。他欣赏墓地里与世隔绝的环境，远离都市的喧哗，树上喜鹊的啁啾和远处儿童的笑声。这让他有机会去思考，去回忆。
置身于墓地中，回忆总是会汹涌而来，把他拉回到当年埋葬这些死者时的重庆，他青少年时期的重庆。他仍然能感觉到炮弹的爆炸声和机枪的扫射声。他仍然可以看到空荡荡满是弹痕的大楼，死者的尸体散落在被坦克履带轧出痕迹的街头。他仍然可以闻到空气中的硝烟和火药的味道。他也仍然可以听到他还是红卫兵时，被他殴打并折磨之人的哭声。当他闭上双眼，席庆生还可以想起他母亲的面容。他还记得母爱的温暖，以及母亲保护自己孩子的决心之坚定。他记得她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而去卖血，在大跃进的饥荒期间，她挖来野菜给她的孩子们糊口。他想起文革期间她来到他的学校里，从他所加入的红卫兵组织中把他拽走的那一天。他还清楚的记得，她躺在菜地里，头枕在他手中，鲜血从她胸前的枪伤中涌出，她的眼睛直瞪着他，然后渐渐翻白，就这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而我们的母亲被打死时，我才15岁。”席有一次到墓地来的时候告诉我。“他们说，母爱比什么都伟大。我认为那些在幼年时失去母亲的人最珍视这种爱。她的死改变了我们家的一切，所以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有着切身的体会。”
当毛泽东在1966年五月以“批判资产阶级在学术，教育，新闻，艺术和出版界的代表”为口号，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很少有人意识到将会发生这样的悲剧。重庆的党委领导人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以为这就是一场类似反右运动的新运动而已，他们派出工作队到报纸，学校，大学和其他“文化”部门，任务就是清除各单位领导人当中的一小撮“资产阶级的代表”。但到7月底，毛泽东明确表示，他所希望的不仅仅是一个常规的政治迫害在北京，他的手下悄悄地鼓励大学学生组织起来，成立红卫兵组织。当他们与党的工作队发生冲突时，毛泽东却支持学生们，这让他的同事们很意外。“造反有理！”他宣布。“炮打司令部！”他命令道。工作队撤离了，当初派他们进入学校的党内领导人，包括总书记邓小平和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受到攻击。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纽伦堡纳粹式的游行，并受到毛泽东的检阅。他们被给予了充分的自由，来揭露躲藏在政权领导层中的“修正主义”和“走资派”。
在重庆，学生们很快就起来反对当地的党委及其工作队。学生们愤懑的来源之一是对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的处理。郑在学生中深受喜爱。党把他作为“资本家的代表”之一而加以批判。他随后割喉自尽。地方领导人对此的反应是，将他在死后开除出党。11天后，这所大学数千名愤怒的大学生和教师在附近一所学院的校园里包围并痛斥了了党政干部。这次对抗发生的日子——8月15日，很快就成了战斗口号。为了对运动保持控制，市政府官员把高中生和大学生组织成红卫兵，并引导他们去查抄地主，右派，和其他资产阶级分子的家。但重庆大学的学生们组织起了自己的红卫兵队伍“八一五战斗队”，集中对地方党委进行批判。随着红卫兵组织在全市扩散，每个组织都在以革命的名义自行其是，混乱也就出现了。
席庆生当时14岁，是一个活泼，有时不怎么守纪律的男孩。在他的学校里，课堂学习和去工厂的流水线制鞋以星期为单位交替进行。政治暴乱打乱了单调的日子，他热切地参加了红卫兵。他从教科书、电影和歌曲中已经知道了很多共产党员的英雄事迹，现在终于有机会轮到他自己投身到光荣的革命事业中，与暗藏的威胁国家的敌人战斗。这位年轻的小将和他的同学们一起，在衣服袖子上带着红色的臂章，到学校周围的街道上昂首阔步，高呼口号，挥舞着毛主席语录。高年级学生指导低年级学生，分发传单，在建筑物墙上张贴海报，搜查阶级出身可疑的邻居家，摧毁与“旧社会”有关的所有艺术品：古董、书籍，甚至包括过于资产阶级化的衣服。街道被改了名字，还有人呼吁用一部社会主义小说的名字重新命这座城市。席庆生曾目睹学生们折磨与他们有旧怨的老师，把有嫌疑的敌对分子头顶戴上高帽，脖子挂上黑板，然后押着游街。
“真是令人振奋.群众被充分调动起来，参加游行，抗议和静坐。城市的每条街道都被大字报贴满。”席回忆说。“作为中学生，我们对一切都感到兴奋，盲目地跟着别人，加入组织。但实际上，我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只是忠于毛主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白热化，接近宗教崇拜。学生大声读他的语录，好像在诵经，有时直接对着他无处不在的画像讲话。数十亿带有他形象的徽章及纪念章被制造出来，人们就像收集护身符一样收集它们。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种崇拜，但在这种狂热的环境中，把毛主席像章掉到地上，或不小心说了什么对毛主席不敬的话，都可能被当做一个严重罪行，足以被打成反革命。因此，有所怀疑的人们只有把他们的怀疑藏在心里。
如果说重庆的红卫兵在忠于毛主席这一点上团结一致的话，但他们对地方党委的看法则有所分歧。有一派阵营支持市党委，并听从其指挥。由地方干部所建立和支持的这些“保皇派”红卫兵，在运动开始时期占主导地位。不过，几个星期后，对地方党委持批评态度的造反派阵营开始赢得更多的支持。“八一五”这一派的成员包括重庆大学和其他学院里的学生和教师，以及工厂的工人，知识分子和其他被党过去的政策孤立和迫害的人。随着红卫兵保皇派和造反派互相指责对方背叛了社会主义，他们之间的争论升级为全市的混战。在中国的年轻人已被党培养得坚信思想的纯粹性。妥协被看做是一种罪恶。如果你拥护毛主席和社会主义，那么那些反对你的一定就是社会主义的敌人。
席和他的同学之所以加入了“八一五”派，仅仅是因为大学里的高年级学生说他们自己是那一派的。他还参加了群众集会，并在市政府前绝食。他还加入了一个表示将徒步进京揭露地方官员的小组，但他走了大约二十五英里之后就回来了。“我很糊涂，盲目跟随别人，就为了找些乐子，”他说。“但我知道，重庆市政府希望维持现状，压制那些指责政府走资本主义反动道路的学生。政府告诉我们回去上学，但毛主席说造反有理。我们记住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起来造反。”
到了秋季，公众舆论慢慢站到了“八一五”派这一边，因为在其他城市，毛主席显然是与红卫兵造反派站在一起，反对地方党委。保皇派眼看自己的支持者越来越少，他们决定也把矛头对准以前的赞助人，即市里的党委领导。但是，八一五派并不欢迎这种转变。 他们指责保皇派隐藏他们的真实面目，试图夺取革命果实。这种敌对状态到12月4日达到沸腾的程度。当天保皇派在重庆市最大的体育场举行了一个群众集会，声讨市里和省里党的领导人。超过十万人挤满了体育场，其中包括席庆生11岁的弟弟席庆川，他也参加了红卫兵。集会才刚刚开始，两派之间就发生了争斗。一场骚乱随即爆发。“开始只是一些骚动，然后就变成了一片混乱，”庆川回忆说。“一旦打起来，很快就失去了控制。他们用木棍和钢筋互殴，每个人都试图逃离。”庆川安然无恙地逃走了，但有数百人受伤。在体育场的冲突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在重庆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冲突。但它并不是最后一次。
从一开始，毛泽东和他的亲信就明确表示，将允许——虽然不鼓励——以暴力手段实现文化大革命的目标。通过解散其他党的领导人派到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队，毛排斥了他们制止暴力的努力。他的妻子江青，作为文革的急先锋，在北京的一个集会上传达出他的想法：“好人打坏人，活该。”当暴力在北京蔓延开来，出现了诸如女校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的事件，有些学生写了一封呼吁信，敦促党进行干预。毛对此的反应是抱怨北京仍然“太文明。”在第一次红卫兵在天安门的集会上，他把一位曾公开袭击党委官员的学生邀请到主席台上。他还建议另一名学生把名字从“彬彬”改成“要武”。但他决定了禁止警察逮捕那些有影响的“闹革命”的学生。当局鼓励警察与红卫兵成为朋友。“不要说他们打坏人是错误的，”公安部长建议。“如果他们出于愤怒把人打死，不要追究。如果我们说他们有错，那么我们是在支持坏人。毕竟，坏人是坏的。所以如果他们被打死，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1966年12月他73岁生日的时候，毛泽东为“全国全面内战的展开”而干杯。在数周内，由他的副手所率领的红卫兵从上海党委手中夺取了权力，并在电视直播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谴责市领导人。由于毛泽东下令各地区的军事当局支持造反派，类似的权力转移随后也在中国其他地方出现。在重庆，击败了保皇党之后，八一五派得到了54军的支持，在第二年1月份得到了政府的控制权。市里的党政领导人投降了，他们在多达三十万人出席的集会上受到批判。像全国其他官员一样，他们被公开羞辱，被迫戴上高帽，弯腰站着，低下头，手臂向后高举——这种姿势就是臭名昭著的坐“喷气式”。造反派殴打他们，并往他们的脸上泼黑色墨水，给他们戴上“黑帮分子”的标记。市里最高官员，无情的政治局强人李井泉，就经受了好几次这样的公众“批斗会”。据说他的妻子上吊自杀了。正如在其他城市那样，重庆一些被打倒的官员选择了自杀来逃避折磨。这些人并非懦夫，在位期间无疑也折磨过别人。毛泽东和他的盟友没有表示过什么同情。当云南省领导自杀之后，周恩来总理称他是“无耻叛徒”。一名高级将领，因跳楼自杀未遂导致瘸了一条腿，被装到一个篮子里抬到集会现场，进一步受到批斗。
红卫兵战胜了党政机关后暴乱并未结束在重庆，他们几乎一掌权就开始互相内斗。有些人是因为自己没有被包括在军方所建立的革委会中而感到不满，另外有些人则批评“八一五”的领导人与54军的合作，因为他们认为54军也是旧的“资本主义”当权派的一部分。军队支持的新政府采取措施来压制反对派，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逮捕了数百名红卫兵。但在1967年3月底，毛泽东得出的结论认为军队是在扼杀他的革命，不仅在重庆如此，在全国各个城市中都是如此。他的新副手，国防部长林彪下令军方退让，释放了那些被拘留者。第54军遵命行事之后，重庆出现了一个新的红卫兵阵营，被称为“反到底”派。
席说，他和他的年轻同伴青睐这一派，但他的父母支持八一五派。他的父亲是一家国营书店的卡车司机，他的母亲在书店的仓库工作。作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成员，他们两人在文革中都很活跃，但他们似乎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混乱。一天下午，当席庆生在他学校里夸耀自己在与其他红卫兵辩论中的表现时，他转过身来，看见他的母亲站在门口。她一把抓住他的皮带，把他拖到外面，他的父亲开着汽车等在那里。从那天起，他被关了禁闭。他的母亲每天都呆在家里，阻止他外出。
也许正是父母做的这一点，挽救了他的生命。重庆这两派之间的争执迅速升级，导致了文革在全国范围内最严重的一些暴力事件。从春季开始的战斗起初还是些零星冲突。但6月5日，数千人在一个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前，进行了一场历时3天的激战。随后又发生了其他一些激烈的对抗。红卫兵们在互相攻击中，先是用石头，棍棒和钢筋，后来发展到用刀，剑和长矛。不久，战斗的焦点从学校和学院转到了市里的兵工厂。重庆是一个武器生产基地，因为它位于内陆，远离国境线。它的工厂生产各种致命的武器弹药：半自动武器，手榴弹，轻重机枪，火焰喷射器，榴弹炮，高射炮，加农炮，坦克，军舰——除了战斗机，其它的应有尽有。敌对的派系现在力争控制这些工厂，并分发这些军用物资。双方的红卫兵都建立起作战基地，并在工厂，学校，桥梁以及广播电台（扩大宣传的关键资本）建起工事。
7月7日，第一次发生枪击致死的事件，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全市陷入内战。到7月底，双方阵营都使用了手榴弹，机枪和火焰喷射器。8月初部署了坦克和加农炮。然后战斗蔓延到江边，红卫兵到那里突袭船只，以夺取粮食和物资。8月8日，发生了一起水战。这也许是文化大革命里唯一的一场海战：“反到底”派的人将三艘老的炮艇上架起加农炮，与“八一五”派的一个装有机枪的小舰队发生冲突。随后，在为数十名牺牲的水手之一所举行的追悼会上，一名“反到底”的领导人下令用那名水手的枪处决两名俘虏，并把他们的尸体抛到江里，作为对他的祭品。几天后，一个8.15.指挥官下令处死了5名囚犯，包括一对马上就要有孩子的夫妇。丈夫恳求抓住他的人饶过他的妻子，或者至少推迟到她分娩之后再对她行刑。但他的请求被无视了。
死亡和受伤人数随着每场战斗而不断上升，其中一些战斗涉及上万名战斗人员，造成上千名的人员伤亡。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可怕的报道，描述“烈士”们如何被刺死、射死，致残，触电，或被发现死在水里，脸被毁容。人群欢呼着送武装卡车运送年轻的红卫兵上战场，然后恐惧地看着同一批卡车载着伤员和死者回来。城市变成了废墟，到处的窗户玻璃都被打碎，大楼夷为平地，主要港口也被毁坏。超过18万人逃离城市，到省会成都去避难。
起初，席对这些战斗感到兴奋。“每天晚上，你都可以听到枪声和炮弹的爆炸声。这是惊人的！坦克在街道上移动！我真的很想去。我非常感兴趣。我认为参加武装战斗是光荣的事，也很好玩，”他回忆道。但是，他的父母不让他离开家。之后，他们带他去看一个打过仗的邻近地区，他的热情就被恐惧所取代了。“太可怕了，乱成一团，尸体随处散落....所有的大楼都只剩外壳，到处都有被烧的汽车，尸横遍野。我很害怕，每当我听到一声枪响，我会立刻趴在地上。”
在1967年夏天，重庆并不是中国唯一有这种武装作战经历的城市。类似的突发暴力事件在全国几乎每一个大城市都有发生。在北京的一份新闻公告中曾报道说八月里各省每天有20至30起武装冲突。但在重庆的战斗更加激烈，也许比其他任何致命的，因为它的军火工厂集中。毛泽东的一些助手前往重庆，敦促结束暴力，但是从上层传来的消息令人糊涂。毛泽东明确表示，他并不担心有关红卫兵获得武器，并呼吁军“武装左派”一语也成为了全国的口号。“我们为什么不能武装的工人和学生？”他问。“我说我们应该把他们武装起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则支持另一个口号：文攻武卫。“你们不能那么天真幼稚，”她在河南告诉一群红卫兵。“当一小撮人挑起暴力，当他们拿着武器向你进攻，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保卫自己。”重庆一份红卫兵报纸的编辑看到了她的发言，并把它传达给他的同事。“我只说了一句：‘既然连中央都不想控制局面，那我们还等什么？’”他回忆道。“于是大家都说，那么我们就打吧！”
随着冲突变得越来越严重，席和他的家人分头离开他们的家，前往安全一点的地区。他家三个最年轻的弟弟妹妹被送到亲戚家里，而他的父母带他和他的弟弟庆川住到他们所供职的书店批发中心。他们与二、三十人挤在一楼一个办公室里，睡在木地板上，晚上也不开灯，以免引来火力。但在8月第三个星期，一场战斗爆发了，他们被夹在了双方火力正中。八一五派的武装在他们那个大楼一侧的山丘上，想要控制由反到底派占据的，在大楼另一侧的一座山。席在楼上看着坦克和高射炮开始向“反到底”的据点开火。他可以看到炮弹落在山上爆炸，“反到底”的人纷纷躲了起来。八一五派的战士们慢慢地爬上山，与反到底的人偶尔交火。从远处看去，他们看起来就像昆虫爬上一个蚁丘。席看着他们夺取了反到底派的第一道战壕，但后来出了什么事情，他们又突然匆忙从山上溃退了下来，撤退的速度远远超过他们先前进攻的速度。原来反到底的增援部队已经带着机枪赶到了。
八一五派的部队撤了回去，准备对付反到底派的反扑。席的父亲在战斗中做过侦察工作，和他们一起走了。第二天一早，席的母亲决定还是带着她的孩子去那个堂兄家里跟其他孩子会合更安全些。那天是庆川的13岁生日，所以她用面条和酸菜做了一顿特别的早餐。然后，他们每人都背上一包衣服，庆川还带上了他养的鸡，步行出了门。他们身穿白色短袖衫，表明自己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走小路穿过起伏的田地。这是一个炎热的夏日清晨，走了两个小时后，他们在一个农家停下来休息喝水。席的弟弟坐在阴凉处哭了起来。他走累了，不想再走了。但他们的母亲急着继续赶路。她告诉他，他们马上就到了。再走几里路就可以和弟弟妹妹们团聚了，她说。她起身离开，席也站了起来。庆川不情愿地跟着，边走边擦眼泪。
他们沿着高粱地和菜园之间的道路走，席在最前面，他的母亲在他身后，庆川落在她后面，仍然抽抽搭搭的。他们离开农舍只走了几分钟，一颗子弹飞来。席觉得子弹从他头顶飞过，他猛地趴到地上。然后又是一声枪响，他听到他的母亲叫了一声。甚至在他转过身来看到她躺在地上之前，他就知道事情不妙。她的胸部出了血，他赶紧爬了过去。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只是撕下了我的衬衫，压到她的伤口上，但我止不住血....我把她的头抱在怀里，她看着我。我对着她哭了起来。她的眼睛盯着我，在那一刻，我知道她是清醒的。她的眼睛牢牢盯在我身上，然后慢慢翻了白。我几乎疯了，不停的大喊。我大声叫：'不要开枪！我们是老百姓！然而他们开始用机关枪向我们打来。”
席再次趴了下来。他发现他的弟弟躲在蔬菜地里。此刻他们俩都在喊。“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枪声来自他们左边的一个山坡上，然后他们听到从另一个方向也响起枪声。子弹溅起地面上的泥土，这两个男孩拉着母亲的尸体，试图把她拉到安全地带。然后，他们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看到一个农民从他们刚刚休息过的房子那里向他们召手。“快点！”他喊道。“到这里来！”两个孩子丢下死去的母亲跑向他，躲到了房子里面。
过了一段时间射击才停止。席当时只有15岁，茫然地坐在那里，心里跳个不停。“天空似乎都变了样，”他回忆说。“虽然是蓝天白云，但是在我看起来却一片漆黑。”最终，他鼓足勇气爬回到他母亲的尸体旁，找回她的包，然后带着他的弟弟去找他们的父亲。他们浑身是土，光着上身沿着一条公路走，穿过了一个检查站进入八一五派的地盘，见到一队运送戴着头盔的武装人员的卡车。黄昏前，他们到了表兄的家，但它已经弹痕累累，没有人了。他们继续往前走，流浪在街头，寻找他们认识的人。他们在一个面条店停下，但只吃了几口就失去了食欲。后来他们发现在一个理发店里有父亲的一个同事，当他们跑过去后，才发现他们的父亲也在那里。自他母亲去世以后，席第一次哭了起来。
枪声来自“八一五”派所据守的位置，席的父亲没过多久就找出了是谁杀了他的妻子。有几个人目睹了这一事件，并告诉了他哪个红卫兵应该对此负责，那是钢铁厂里一个从部队退伍的30多岁的工人。值班的其他人告诉他不要开枪，因为他的目标明显是平民。但该名男子说，他不久就要换岗了，他想用完他的弹药。当时并没有人在对他开枪。他只是看见路上有一些人，想知道他是否能打中他们。席的父亲怒火中烧，他和他的同事们挥舞着枪，并要求把该名男子移交给他们。但为时已晚，他已经逃走了。
那天晚上，两个男孩陪同他们的父亲和由50名武装人员组成的队伍一起去收殓其母亲的尸体。第二天，它被送到重庆大学，那里有一个临时太平间，就设在学校运动场的外面。那里还有几十具其他人的尸体，整齐地摆列在地上，被八一五派抓获的反到底派的俘虏们在清理尸体，准备埋葬。席和他的兄弟亲眼看着疲乏的俘虏给母亲清洗身体，然后把她裹在白色的丝绸中，并罩上军服，放进一口棺材里。大学里的学生和教师被埋葬在校园内，但其他大多数八一五派的成员被送往附近沙坪坝公园里的一座公墓。孩子们和他们的父亲坐着车被武装护送到那里，俘虏们挖了一个坟坑，把棺材放了下去。当他们埋起棺材，红卫兵们向天鸣枪行军礼时，席注意到墓地全是新的坟墓，大约有数百座。
席深深吸了一口烟，来到墓地边缘的地方，指给我看他的母亲最初被埋葬的位置。他说，她去世一年后，他的父亲将她的坟墓安排到墓地的中心，因为他认为那儿可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席和他的兄弟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修建起这个墓，期间他父母所在书店里的工友也来帮他们的忙。在他们最初竖立的纪念碑上，称她为书店“战斗队”的“烈士”，归“重庆市革命造反司令部”指挥。30年后，她的家人决定改用更温情一些的墓志铭，因此用一块写着“尽孝道”字样的大理石板盖住了原题字。
席和他的兄弟姐妹聚集在公墓每年两次，在四月清明节假期，他们的母亲在八月逝世纪念日。他意识到他们很幸运，因为仍然可以有地方去缅怀她。他知道其它文革墓地都被推土机铲平了，修起了公路和大楼。而原来重庆大学里的那个墓地，成为了一个校园酒店门前的喷泉。在80年代中期，政府围绕着沙坪坝公园里的墓地建起了一道石墙，企图不让市民入内。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席来探望他母亲的坟墓。他只需等到没有人看见的时候翻过墙而已。
几年后，席了解到，政府正计划铲平墓地，兴建一个主题公园，竖立起诸如艾菲尔铁塔和自由女神像一类的世界标志性建筑的复制品。干部们与香港来的投资者签署了交易，并且在沙坪坝公园里的其它部分已经开始建设。席听说，墓地将要被拆毁，为建缆车而让路。他非常生气，但没有什么渠道可以表示抗议。他只是一个国营电子厂的工人，发一封投诉信可能会带来麻烦，甚至让他丢掉自己的工作。于是，他开始发出匿名的威胁，用公共电话给公园的干部打电话，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胆敢碰到墓地，他就会对他们报复。
“我从来没有说出我的名字。我只是告诉他们我是一个死者的亲属。我说如果不给这些人留一个合适的墓地，那么共产党就太过分了。我说谁胆敢这样做，他和他的家人就会被从地球上抹去。他们说，我这样说是错误的。但我说我会杀了你全家。我说你在明处，我在暗处....我使用了不同的声音，并打了很多这样的电话。”
当公园的干部开始对访问墓地的人收门票后，他变得更加生气。尽管门票才5元（60美分左右），但席和他的兄弟拒绝掏钱。他们跟公园的保安发生争执，并要求和公园的干部对话。“我们只告诉他们一件事。如果你破坏我们祖坟，我们就拿你的脑袋来报复，”席回忆说。其他家庭的人也表示反对，他们与席和他的弟弟妹妹们一起在墓地大门外举行抗议。有一次，他们几乎与公园员工打了起来。但最终公园做出了让步，主题公园项目被放弃了。席不知道这项决定是否与他的匿名电话和抗议有关，或者只是投资者的钱不够了。他说，从那以后，还是偶尔会有谣言说墓地要被推土机推平做开发，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敢真的动手。
有时，席会带着一台摄像机到墓地来，并采访其他吊唁死者的人。他以此来为这个地方，以及那些对此关心的人们保留一份记录。随着时间的流逝，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少。他很少看到年轻人到墓地参观，除非他们出于偶然踏足这里。他们让他联想起那些无知的游客，因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知道得太少了。“这很可悲，”席说。“这些人毫无意义地死去，但如果社会从未对此进行反思，那么他们的死就更加毫无意义。很多人拒绝去想，而党也希望消除人们的记忆。但整个民族应该思考所发生的事情。回忆是痛苦的，但它也是一种责任。我们必须记住，这样下一代才不会再吃到这样的苦。”
席的母亲被打死几周之后，中央政府出面让重庆的两个红卫兵派别达成停火协议。但是，新的执政官员试图重新控制局面，并组织起一场场的运动来恐吓公众，进行秋后算帐和消灭对手，因此在市里和国内的其它地区，政治暴力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在1968年夏天，毛泽东终于解散了红卫兵，把数以百万计的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去生活和工作。席在1969年被送到农村。在那里，他开始重新考虑他对毛主席的忠诚。农村的贫困直接使他和他那代年轻人对党及其谎言产生了怀疑。席的幻灭完成于1971年，当时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林彪在逃离中国时因飞机坠毁死亡，而党突然宣布他从一开始就是个叛徒。尽管媒体改写了历史并连篇咒骂毛泽东的最新敌人，席却发现自己同意那个罪人所说的话，其中包括“把青年派到农村是一种变相的劳改”这种言论。当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席默默地喜出望外。
当邓小平在1978年重掌权力并批判文革之后，政府开始为那些遭受迫害的人进行平反，并惩罚那些犯下了严重罪行的人。但邓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共产党的执政，所以没有对过去十年间的事件的详细调查，没有对罪恶和无辜程度的公开辩论，没有全国性的和解反省对于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可能是很好的，但是很可能会催毁共产党。因此，全国被告知要忘掉过去，继续前进。人们返回到工作岗位，与当年折磨了他们的人一起工作。警察对维护正义口惠而实不至，仅仅惩罚了一些杀人犯和迫害者，却放过了其他人，也不解释为什么这么做。那些被投入监狱的人从来没有机会在公众场合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而那些仍然自由的人也从来不需要为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负任何责任。
甚至在文革结束之前的1973年，重庆警方就开始调查席的母亲死亡一事，后来他们告诉席家，他们已经逮捕了肇事者。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逮捕到底是否与她的被杀有关，以及该名男子是否被法庭审判过，是否被定了什么罪，是否被判了刑，被判的是什么刑。文革结束后，在党声称要惩罚那些过去十年中犯下罪行的人之后，并没有人联系席的家人。当席的父亲对此进行询问时，他从来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后来有一天，席听说杀害他母亲的凶手已被释放出狱保外就医，并在当地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一想到那人将获得自由，他就非常气愤。他想要当面质问这个凶手，迫使他面对当年他试图打死的男孩，并让他为杀害他们的母亲而付出代价。席决定，既然党不这样做，那么他就自己来伸张正义。
他偷了一辆车和一套警察制服，他还用钢丝做了一条绞绳。他和弟弟庆川酝酿了一个计划。庆川将在第二天上午11点半开车把他送到医院，那时大部分医生和护士在食堂吃午饭。席将穿着制服进去，对那名凶手说自己是进行调查的人员，并要求他上车跟他们走。凶手将坐在前排副驾驶的座位上，他就坐在后面。他们会把他打昏，然后沿着席事先研究好的路线开车进山。如果那人醒过来，他们会告诉他，多年前他曾杀害了一名女子。而他们就是她的儿子，现在来复仇。然后席会勒死他。他们将把他的尸体丢进乌江，然后开车回重庆。席和他的弟弟不再是男孩，而是快三十岁的男人了，他们不是在开玩笑。他们跪在他们的父亲面前，并把他们的计划告诉了他。一切都安排妥当。席甚至还额外带了汽油，这样他们就不会半路没油了。第二天，庆川按计划驱车前往医院，席进去找杀害自己母亲的凶手。但是，他的床是空的。医生说，他半小时前刚刚被释放。
后来，席怀疑是他的父亲事先通知了有关当局，所以这名男子被从医院转移走了。“我认为他觉得这样的复仇方式会毁了他的两个儿子，但他从来没有承认这一点，”席告诉我。“如果我父亲没有告发我们，那只能说是天意了。”
席说，他和他的弟弟多年来试图再次找到这名男子，但他们一直没有成功。我问他，他是否仍然想杀死他。“现在时代不同了，我的思考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他回答。他说那个凶手“也是受害者。我们应该报复的是这制度。”但是，当后来再说到这个问题上时，席说他对那名凶手的愤恨并没有完全消除，他不愿意免除他应付的一切责任。“他给我的家人带来无法形容的痛苦，”席说道。“如果我不杀死他，也至少要好好打他一顿。到现在他已经是一位老人了，但他仍然该打。”
我们独自在墓地里，站在他母亲的坟墓旁边。已经将近中午，但太阳依然隐藏在浓雾中。席点燃了另外一根香烟，并走到他母亲墓旁另外一个坟墓的纪念碑那里。那个纪念碑的侧面被人在用石块划出了几句话。“历史就在这里。他们死得不公平。“我又问了他一个问题：对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他有没有感到特别后悔的？席过了一会儿才回答。
“我母亲去世后，我把怨气撒向社会。我打过一些人。没有人在意我的做法，而我希望其他人体会到我所感受到的痛苦。”
他说他再次参加了红卫兵，他的父亲也无法阻止他。他得到一把枪，而且他在几次战斗中都开过枪。他说他不知道有没有打中过人，但他承认，在他被下放到农村之前，曾热衷于参加暴力冲突。我问席在那几年中，他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他说，他拷打过其它派别的俘虏，以及因为阶级出身不好而被关押的老人。“他们被关在一间小屋里，只要我稍有不满，就会打他们，”他说。“我们没有人性。我们年幼无知，我们虐待他们，鞭打他们。”
席试图解释为什么他和其他许多人在文革中变得如此残酷。他说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共产党的统治给生活带来被深深压抑着的挫折感。整个国家经历了很长的艰难岁月，包括一场可怕的饥荒。尽管人们仍然忠于毛泽东和共产党，但他们对控制着他们生活并推行党的政策的地方干部心存埋怨。由于文革的对象是党的机构，毛泽东给了人民群众一个借口，发泄他们对这些干部的愤怒。席说，更重要的是，他这一代人成长于他所谓的“暴力宣传的文化”中。党在学校所培养的价值观鼓励极端主义并美化暴力。孩子们被不断灌输各种故事，颂扬那些在“阶级斗争”中牺牲的共产主义英雄，妖魔化那些暗地里躲藏并计划颠覆共产主义革命的“阶级敌人”。在所有学生都必须学习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接着说，对一个真正革命者的考验，就是看他认为对敌人的暴行是好还是坏。毛泽东说这是“好极了！”
“我们被告知，需要使用暴力从精神和肉体上消灭一个阶级。这就为折磨人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席说道。“他们不再被视为人类了。如果他们是敌人，他们理当被勒死，他们理应受到折磨。这就是我们年轻时受到的教育。文革把它发展到使我们自相残杀的地步....文化大革命暴露出人和政治体制中最丑恶的那一面。”
席说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最终应该归咎于一党专政。但个人——比如那名杀害了他母亲的人，还有他自己——也必须承担责任。“这个国家怎么会让残酷的专政蓬勃发展？为什么全国都支持它呢？“他问。
但是，当我问他是否曾想过去找他所折磨过的那些人，席的回答既诚实，也很说明问题。“我不想去找他们，”他说。“我不想记住我做过的坏事。”
在2007年春天，我见到了挽救了沙坪坝公园墓地的那个人。20世纪80年代，在重庆试图摆脱文革阴影的那段时期，廖博康担任了中共重庆党委书记。当我去见他时，他已退休近14年，并在成都生活。他当时83岁，有着铮亮的光头和一张慈祥的圆脸。他把我迎进他在高层公寓楼里的客厅。在我们喝茶交谈中，他偶尔会向后靠在沙发里，并露出微笑。此时他的眼睛就有些调皮地眯起来。
廖是重庆人。城里的人们还记得他在1963年成为了一场险恶的政治运动的目标，当时他是市共青团委的领导。大跃进快结束时，他被指配去调查周围农村的条件，并促进农业生产。国内其他地区已开始从饥荒中恢复，但廖发现省里的人们仍然在挨饿。曾有一个村庄全部人口死光。当局不得不派遣邻近村镇的居民去埋葬死者。但那些居民也营养不良，其中一些人在挖掘坟墓时死去。根据廖向北京上报的调查结果，他估计四川省1957年至1960年间至少有一千万人死亡。他将饥荒归因于省级领导人强行实施不合理的农业政策，在示范项目上浪费金钱，并拒绝中央政府的粮食援助。北京回应下令调查。但是，权倾一时的四川党委书记李井泉并没有下台。一年之后他开始反击，撤了廖的职，把他下放去当建筑工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廖再次受到批判。接下来红卫兵开始反对李井泉，廖得以幸免。他到北京对自己的案子进行上诉，因此避过了重庆市暴力最严重的时期。不过当他回来后，他忍受了4年艰苦的“再教育”。
文革后，廖得到平反。在1983年他被任命为重庆领导人。他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拨乱反正”，消除党的队伍中仍然残留的派系敌意。在对干部的讲话中，他常把文革比作是一场噩梦。“既然现在我们醒过来了，还有什么必要去想，我们在梦中做的是对还是错呢？”他告诉他们，党在否定文革，所以你们全都错了。
就是在这个消除文革恶果的运动中，在沙坪坝公园里的墓地成为一个问题。廖上任前，市里其他文革受害者的墓地已被拆毁，但沙坪坝墓地幸存了下来。它所处的位置在当时还是城市的边远地区。那里的干部（其中大部分曾是八一五派成员）悄悄把它保留着。但是现在，党内有股想要拆掉它的势力。由于政府已经宣布了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并试图抹去与这一运动有关的所有其他痕迹，因此拆除这个墓地也是理所当然的。许多干部认为，保留这个墓地将发出一个信息，即党认为八一五派是正确的，武斗是合理的。但是，意见远远没有统一。在1985年，如何处理墓地的问题摆上了廖的办公桌。
在一个凉爽的春日里，廖和几个助手开车来到沙坪坝公园，并参观了墓地。当时只有少数几个游人，但随着“市委书记来了”的消息传开，一小群观众很快聚了起来。廖的几个助手一见到墓地有这么大，就表示应该将其拆掉。但有一名年轻的女助手表示反对，并强烈希望他保留墓地，让它作为对后代的提醒和警告，告诉他们重庆曾发生过什么。廖听取了他们的观点，并没有说什么就离开公园。然而他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意见。
“当我看到墓地，就想到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那些荒唐，疯狂，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告诉我。“那些东西全都宛如烟雾一样消失了。但这里却有我可以保存的具体证据....这些无辜死难者可以留在这里作为历史的见证，见证那个疯狂的时代和动荡的岁月。”
他回忆说，有两件关于那个墓地的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件是一名14岁的无名女孩的墓。“她应该在家中，抱着她的爸爸妈妈或在她的小床上玩玩具，”廖说。“但是她白白地被牺牲和埋葬在那里，甚至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另一件是一块称墓地为“烈士陵园”的牌子。廖觉得它很刺眼。“他们算什么烈士？为国家牺牲自己生命的人才是烈士。死在一个错误的政治运动里，死于自己兄弟的枪口下，不应该使用'烈士'这个词。”文革期间其他城市也都遭到武斗的破坏，但廖相信重庆比其它地方有更多人伤死亡。他认为，如果这个公墓被毁，那就再也没有什么能提醒人们记住这场悲剧了。
参观墓地几天后，廖宣布了他的决定：墓地将被保留下来。他认为，人们应该反思文革，反思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能从中学到什么教训，而不是简单地忘掉它。作为市委书记，他有权力挽救墓地，他觉得这样做没有什么政治风险。不过，廖也知道其他人会不同意他的决定。为了结束辩论，也算是鼓励人们“紧密团结，面向未来”，他拨款在墓地周围建起墙壁，并命令它不向公众开放。他一边向我讲述着他的决定，一边调皮地微笑。他又说：“有些人说廖博康用一种十分精明的办法保住了墓地。”
我问他如何看待那些试图从人们记忆中抹去文化大革命，认为忘记它将有利于党的声誉的观点。他又笑了。 “你不可能从时空中抹消10年...无论是好是坏，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人们主观上可能想要清除，但他们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
鉴于他对保存和研究历史的重视，当廖告诉我他同意邓小平的论断，即文革历史应该是“粗线条”记录而不是详细书写时，我很惊讶。“人们现在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廖说。“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家繁荣了，人民才有精力和时间来研究这些东西。我们现在不能再分心了。”当我问他是否应该对学生进行文革历史的教育时，他说过类似的话。“应该教育他们。但我们如何教育他们，得等到以后才能决定，”他说。“现在，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建设我们的国家。过去可以留在以后讨论。我们不应该因为总是回忆过去，而拖延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忘记它。我们应该把它保存下去，但以后再讨论。“
通过廖的言辞，我渐渐意识到，他认为他对墓地的挽救措施，也可以作为中国社会最终处理文革那样痛苦的事件的记忆的一个做法：即使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仔细检视发生过的事情仍然可能导致痛苦的分歧，甚至对社会具有破坏性。但抹去或完全忘记也将是危险的。因此廖建议，或许最好的办法是给它更多的时间。“如果人们有不同的意见，辩论可以暂时推迟，”他说。“可以围绕历史建一堵墙，但不能去破坏它。”毕竟，在沙坪坝公园里的墓地现在是对公众开放的，也没有人抱怨，他指出。“现在人们可以进去看看，”他说。“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
2010年9月30日星期四
卖身
本来已经和同步辐射大boss吴自玉说好了，他也说要我，然后他让我等面试通知。然而大boss终究是大boss，我等小杂鱼的事情他大概根本就没有上心吧，之前发了很多mail过去，问什么时候面试，却全部石沉大海。然后昨天我终于淡定不能了，打电话过去，他才说要到核学院办手续。于是早上去西区办手续，然后人家跟我要各种表，我才发现我什么手续都没有，于是只好跑回东区（校车刚开走orz），从理学院和光学系获得任务物品"推免表"和"成绩单"，然后又跑回了西区（校车又刚开走orz），然后中午在西区吃了一点就在人工湖旁边睡了一觉（好冷T T），下午面试。面试过程从略，总体挺顺的（老师各种被我哄得哈哈大笑），不过，首先就是成绩，我成绩确实是太糟糕了，无论怎么掩饰都没有用，我只能说，我上了研究生会好好努力的。然后居然给面试的老师种下了我自信过剩的印象。拜托我平时是时刻处于自我厌恶到想自杀的程度的好吧，我总不能把这种心情表达出来吧。然后我被告知虽然决定买我了，但是把我分给另一个导师了，也是搞X射线成像的，新引进的百人计划（听起来挺牛逼的样子- -）。嘛我无所谓，总之还是这个专业方向就好。其实大boss确实不是个好选择。系主任也说过，这种牛逼的人，他的事情太多，平时不大可能在我身上花什么时间，反倒是这种刚引进的boss，想要做出点成果升教授，会操手下的学生操的比较狠一些，这样子虽然很累，不过能学到很多东西。我本来就不打算再混3年（或者5年）了，所以这样的结果或许出乎意料的好吧。总而言之，めでたしめでたし。
2010年5月13日星期四
ON LIBERTY食完感
花了比预想久很多的时间，今天算是把ON LIBERTY看完了，感想非常多，于是在这个完全没人看的地方写写（感觉太悲惨了，完全没人看……）。
首先是通篇感受。可能和一般人想的不同，看完后综合我以前的感觉，我得出的结论是，自由绝对是一个累人的活，受专制统治与之相比轻松得多。自由最大的代价叫做独立思考。你时刻得保持警惕，警惕被别人的思考带着走，失去思考的全面，中立，理智，客观。还有比如言论自由就使你就得时刻去分析流行的每一句话的合理性，真伪，而这在很多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的。然而，就好比任何有自尊的人脱离了父母的管制独立生活之后尽管要承担自己的生活但绝对不会想要回到父母的免费与管制之下一样，任何已经了解了自由好处的人是不会为这负担而放弃自由的。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尽管我们说自由是天赋人权，但连以上都做不到或者懒得做的人，即使获得了自由也无法守护住自由。当然了，这并不是说我认为这种人不配享有自由。自由的魅力在于，它是可以教化人的。在自由的世界里成长的人是不可能向往专制的，而他们也会自觉的用这些去要求自己。
整部自由论的中心思想只有一句：人可以做不会伤害到别人的一切事。当然作者为了具体解释这句话花了整整一本书，而且很多细节依然模糊不清，比如悖德行为的传播到底应不应该禁止。另外作者对于自由经济的无条件支持也在诸次经济危机之后显得不合时宜了——当然不是垄断和计划才是发展经济的正当方式，然而资本本身的逐利性决定诸如囤积居奇这样的行为永远不会消失——当然我的经济学水平还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个人认为尽管自由竞争是大方向，不过必要的监管也是肯定的——自由本身就不是为所欲为。
具体的讲述讨论每一章给我带来的每一个思考是不现实的——整本书没有废话，全是精辟的论述，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彩。这里就仅仅写一点我对一个具体事物的观点吧——就是在阅读的时候思考到的。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很多人抨击，其中不乏韩寒这样的有识之士（嘛嘛，咱是韩蜜来的~）。然而个人认为，即使是按着论自由的观点，计划生育也是正确的。争论的焦点在于，个人的生育自由会不会伤害他人的利益——这就是群己权界。我认为，是的。书中作者花了很多口舌讨论懒惰这一行为是否应该受到惩罚。他的结论是，除非懒惰使得他周围的人生活失去保障（比如夫妻之间，还有子女）否则就不该受到惩罚。尽管这种行为对社会也是有害的。懒惰与生育泛滥相比，都是个人的行为对社会造成很小影响，但如果人人都这么做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然而它们的区别在于，懒惰这个行为对自己的损害很大，而生育对个人来说没什么损害，甚至是有益的（从行为学的角度来说，生育对于生物来说具有绝对的意义）。从博弈论上讲，这种对己损害甚小而对群体损害的总和很大而收益远大于对自己损害的行为当然是要加以限制的。不过，还是那句话——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生育成本的加剧会控制住生育率，人的社会性提高自然会降低动物性（虽然有限度，比如即使是位居高位，也依然只会想着自己后代利益的各种国家领导-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就又回到上面自由市场的监管问题了——市场和生育成本确实具有调节能力，不过这个调节能力是迟缓的。政府作出底限的调节是必要的，具体到中国，真正到了人口爆炸的时候就太晚了，尤其是在当代始皇那种把人不当人打算打核战争一死死几亿的马尔萨斯式人口调节思想的指导下，当年中国是加足马力狂生，而且最杯具的是生育率和人口素质还成反比……
嘛正如我以前所说的一样，这本书本身适用的环境是已经拥有一定自由的社会。像兲朝这样自由的荒漠，阅读和思考这些问题或许本身就是如同堂吉诃德一样可笑吧。
首先是通篇感受。可能和一般人想的不同，看完后综合我以前的感觉，我得出的结论是，自由绝对是一个累人的活，受专制统治与之相比轻松得多。自由最大的代价叫做独立思考。你时刻得保持警惕，警惕被别人的思考带着走，失去思考的全面，中立，理智，客观。还有比如言论自由就使你就得时刻去分析流行的每一句话的合理性，真伪，而这在很多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的。然而，就好比任何有自尊的人脱离了父母的管制独立生活之后尽管要承担自己的生活但绝对不会想要回到父母的免费与管制之下一样，任何已经了解了自由好处的人是不会为这负担而放弃自由的。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尽管我们说自由是天赋人权，但连以上都做不到或者懒得做的人，即使获得了自由也无法守护住自由。当然了，这并不是说我认为这种人不配享有自由。自由的魅力在于，它是可以教化人的。在自由的世界里成长的人是不可能向往专制的，而他们也会自觉的用这些去要求自己。
整部自由论的中心思想只有一句：人可以做不会伤害到别人的一切事。当然作者为了具体解释这句话花了整整一本书，而且很多细节依然模糊不清，比如悖德行为的传播到底应不应该禁止。另外作者对于自由经济的无条件支持也在诸次经济危机之后显得不合时宜了——当然不是垄断和计划才是发展经济的正当方式，然而资本本身的逐利性决定诸如囤积居奇这样的行为永远不会消失——当然我的经济学水平还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个人认为尽管自由竞争是大方向，不过必要的监管也是肯定的——自由本身就不是为所欲为。
具体的讲述讨论每一章给我带来的每一个思考是不现实的——整本书没有废话，全是精辟的论述，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彩。这里就仅仅写一点我对一个具体事物的观点吧——就是在阅读的时候思考到的。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很多人抨击，其中不乏韩寒这样的有识之士（嘛嘛，咱是韩蜜来的~）。然而个人认为，即使是按着论自由的观点，计划生育也是正确的。争论的焦点在于，个人的生育自由会不会伤害他人的利益——这就是群己权界。我认为，是的。书中作者花了很多口舌讨论懒惰这一行为是否应该受到惩罚。他的结论是，除非懒惰使得他周围的人生活失去保障（比如夫妻之间，还有子女）否则就不该受到惩罚。尽管这种行为对社会也是有害的。懒惰与生育泛滥相比，都是个人的行为对社会造成很小影响，但如果人人都这么做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然而它们的区别在于，懒惰这个行为对自己的损害很大，而生育对个人来说没什么损害，甚至是有益的（从行为学的角度来说，生育对于生物来说具有绝对的意义）。从博弈论上讲，这种对己损害甚小而对群体损害的总和很大而收益远大于对自己损害的行为当然是要加以限制的。不过，还是那句话——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生育成本的加剧会控制住生育率，人的社会性提高自然会降低动物性（虽然有限度，比如即使是位居高位，也依然只会想着自己后代利益的各种国家领导-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就又回到上面自由市场的监管问题了——市场和生育成本确实具有调节能力，不过这个调节能力是迟缓的。政府作出底限的调节是必要的，具体到中国，真正到了人口爆炸的时候就太晚了，尤其是在当代始皇那种把人不当人打算打核战争一死死几亿的马尔萨斯式人口调节思想的指导下，当年中国是加足马力狂生，而且最杯具的是生育率和人口素质还成反比……
嘛正如我以前所说的一样，这本书本身适用的环境是已经拥有一定自由的社会。像兲朝这样自由的荒漠，阅读和思考这些问题或许本身就是如同堂吉诃德一样可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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