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面的凡是能找到汉语原文的诗歌，信件，访谈我都去找了原文，没能找到的就只好转译（有注明）。如果您发现了原文，或是觉得哪个地方翻译有误，请不吝告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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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的资料包括纪录片的中文文本，林昭的诗选（包括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林昭的监狱信件（还包括长诗海鸥之歌），下载地址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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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林昭的灵魂
在他失去上一份稳定工作的那个下午，胡杰骑着自行车，在南京的大雾与车流中漫无目的地穿行，忧郁地回想着他离奇的突然被炒。这是在1999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周二，穿行于离长江不远的闹市区的小巷，他的衬衫紧贴着沾满汗水的脊背。天空中，乌云预示着倾盆大雨的到来。但胡杰不断的骑行着，不知道他要前往那里，该做什么。他的思绪快速运转着，被过去所困扰，为未来所迷惑，并一次次地提出相同的问题：难道当局发现了他对那个死去女人的执念了么？
他的肩膀很宽，眼神深邃，很精干，令人印象深刻，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41岁要年轻。他当过很长时间的兵。他曾在空军当过战斗机机械师，之后是当军官以及指导员。这使得他走路和说话的方式依然有着军人的烙印，甚至连他的坐姿都是：警惕的，锐利的，随时绷得紧紧的。但他身上也有些放荡不羁的特质。他所喜爱的黑色T恤和他国字脸上的络腮胡暗示了他军队以后的生活——他搬进了艺术家聚集的贫民窟，尝试着将自己重塑为一个油画家，然后是一个纪录片导演。直到几年后，胡杰向中年投降，找到了他那份最近从事的最正经的工作。这份工作是新华社的摄影师和制作师。而新华社是政府官方的新闻机构。在那里，他制作者供全国党委官员私下观看的影像。这是个舒适的职位，拥有一切与上层国家宣传机器有关的好处和特权，也让他有能力为妻儿提供稳定的生活。
胡杰
然而，胡杰知道他并没有真正适应新华社。新华社给他钱，为他提供便利，为他提供设备和资源，但胡杰总是把自己首先看作是一个独立电影制作人，然后才是一个公务员。在被指派的任务完成的时候，他继续他的纪录片制作，考察农村的贫困，农村妇女的地位，以及其他新闻机构通常会忽视的课题。他的影片并不真的是颠覆性的，但它们都以批判的眼光看中国社会，而这常常就足以引起宣传部门首脑的警惕了。这些人努力为党的统治营造一个正面的形象，并且阻止任何有损于这个目的的报道。胡杰知道审查永远不会允许他的纪录片在影院上映或是通过其他官方渠道面世，所以他自己分发视频光盘。他也知道总有一天，新华社的人会发现他在做什么，并且开除这个不属于那里的人。
在工作了两年后的现在，这一天似乎终于到来了。这个潮湿下午的早些时候，胡杰的上级打电话到他办公室，并解雇了他。那人并没有多说什么。他只是含糊地微微道歉说他“无法抵抗从上面来的压力。”胡非常愤怒，但仍静静离去了。他没有强求一个解释，因为他知道他不会得到正面回答。他写了封辞职信，清理了他的桌子，然后去领了剩余的工资。
当骑着自行车穿过南京的街道，沿着栽满杨树的林荫大道行进的时候，胡杰考虑着他的突然失业。经过的写字楼的镜面玻璃闪着光，公寓楼外搭着湿衣服。他感到很不安，几乎到了恶心的地步。这比他想象的还要糟。搜索自己的焦虑源时，胡杰想到了他最近的一项拍片计划，一项仅仅开始于一个月前的计划。一切起因于他帮朋友的一个忙。他当时在帮他的一个老同学的父母搬家具。在繁重搬运的间歇，她提到了她的父母曾与一个名叫林昭的人是同学。
“林昭？她是谁？“胡杰问了句。
他的朋友犹豫了一下才回答。林昭在1950年考上了北大，当时她还很年轻，是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和作家。她在离南京不远的古老水乡城市苏州长大。在当时的北大，她是唯一一个在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中拒绝做政治检讨的学生。她的不妥协态度的奖励是有期徒刑，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判处死刑。但她留下了一个秘密的遗产：她曾在狱中继续写作，墨水是自己的鲜血。
胡杰被震惊了。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消息灵通和受过教育的人，但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没想到这样子的事居然可以发生在中国，甚至是在毛泽东的统治下。他的大脑被问题所淹没：为什么她会被处决？她做了什么？她在监狱里写了什么？他知道在古代中国有一个传统，大臣和将军会以自己的鲜血写就给皇帝的急奏。但是是什么促使一个年轻的女人，活在仅仅几十年前，在一个离他不远的城市里，割破自己的皮肉来写血书？当然地，胡杰以为，她也不过潦草地写了几个字而已。但他的朋友说不对，很明显她写了数百页。
胡杰希望听到更多的东西。他一直在寻找一个新的纪录片课题，这个故事似乎很有潜力。于是他向他的朋友请求帮助，她答应去向她的母亲索要更多信息。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胡杰开始研究林昭的故事，然后他很快就沉迷了。他就像是发现了历史的一个遗失了的珍贵碎片一样，一个谜团正等待被揭开。如果说他一开始只是好奇的话，很快他就发现，无论是吃饭的时候还是躺在床上还没睡着的时候，自己整天都在想这个死去的女人。他知道的越多，他的问题也就越多。他知道他正在碰当局不愿意让他碰的东西，他的直觉告诉他，他正在做的事情很可能很危险。但他无视这些继续向前，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急于知道林昭身上发生了什么，而那些风险显得模糊和不确定。
但这些风险现在显得很严重了。他妻子将会失去她在银行的工作么？他们会从他们的公寓被赶出去么？他十几岁的儿子将被大学拒收么？他怀疑他的解雇的背后是国家安全部，而如果秘密警察参与，什么都是可能的，甚至包括逮捕和监禁。这些想法让他又紧张又生气。在他的一生中中国已经前进了那么远，改变了那么多，这使得现在这里发生的这一切显得很可笑。他只是想制做一部很久之前的事情的纪录片，而现在他失业了，并担心会坐牢。
胡杰知道安全起见他应该停止关于林昭的研究。他知道新华社炒掉他是一种警告。然而，他坚定地认为，发掘很久之前一个女人身上发生的事并为了未来的人们将其记录下来是他的使命。现在，他失业了，他有了足够的时间来专注于这个项目，但他不知道他是否有足够的勇气继续。几年后，当他向我描述这个时刻的时候，他说了一段当他在城市中骑着自行车漫游时想到的古代儒家学者孟子说的话：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我不停想着她的故事，以及这些可能要永远丢失了。”胡杰对我说。“我想，如果我不保存它，谁去保存呢？”当他下了他的自行车后，他已经打定了主意。
从胡杰的背景中很难看出他为什么会继续林昭的项目，更不用说把接下来的5年生命投入其中了。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历史，新闻和电影教育。他的父母是工厂的工人，和其他同世代的中国人相同，他的学校教育因为被毛泽东的最后也是最具破坏性的政治运动，文革，打扰而断断续续。他八岁的时候运动开始了，很快他就停止了正常的学业。他没上过高中，而是就职于一家机械厂。在他十九岁那年，毛泽东死后的几个月，他参军了。
胡对中国当代史的了解仅限于党颁布的涂脂抹粉的版本。在这些宣传中，毛泽东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当代最伟大的天才革命导师。”共产党是“最伟大，最正确，最光荣，最可爱的党”，“中国劳苦大众的救星”，甚至是“我们亲爱的父亲母亲”。在报纸和广播上，在课本与演讲中，经济总是创下新高。而毛泽东发动的政治清洗——如果公开的话——被描述为针对“反动派”、“反革命”以及其他与“国际资本主义”、“美帝国主义”联合的敌人的胜利。这是个被擦净的历史，一个精心设计，用以维持党的统治的历史。编造和控制的历史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党向这个任务投入了大量官僚，一支宣传大军，理论家，以及审查者，他们以保护大众的名义欺骗大众。有人估计，党为每100个公民就雇佣了一个宣传官员。他们工作的成果是一片交织着真相和谎言的织锦，用于埋葬不愉快的记忆，模糊不方便的事实。那些建立和效忠于这套官方历史的人们甚至为了他们的目的扭曲了汉语的含义：用政府权力定义某些短语，将其他含义抹消掉或者索性抹消其合法性——不仅试图操纵人们的语言，还试图操纵人们的思想。那些敢于挑战官方真相的人们是要冒着极大风险的。
但在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事情开始发生变化。文革的创伤损害了党的权威，削弱了其对历史的控制。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政府的退却，一股自由思想浪潮席卷全国，而且一度被禁止的领域——文学、电影、音乐，一下子变得可以进入了。旧的正统思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早就名声扫地，人们在寻找新的答案。在这股思维浪潮的最高点，军队让胡杰停止了他修飞机的工作，把他送去受训成为负责给士兵们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军官。然而，即使是上海的空军政治学院也不能绝缘于全国都在发生的变化。一个思想开放的将军暂停了几乎所有的无聊的社会主义课程，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学，西方政治理论，弗洛伊德心理学。历史仍然是禁区，而胡杰已经开始质疑他所知道的事情。之后，党试图重新加强控制，因而给胡杰发放了批判它所禁止的书籍和文章的材料，所以他就可以更好的灌输他旗下的士兵了。但胡杰发现比起党给他的批判材料，那些被抹黑的东西才是让他更感兴趣的。他读了记者刘宾雁的关于党的腐败的报告文学，诗人叶文福的地下诗作，甚至还有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的汉译版。
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之后，党重新加强了钳制，并加倍努力塑造公众对于各类事件的理解。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崩溃，执政的意识形态已经暴露出了可怕的错误，现在政府命令士兵去杀戮首都中心的学生。党定义历史的能力——压制记忆，保守秘密——对于掌握权力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宣传机器更加努力地压制着。报纸和杂志被“整顿”了。学者和新闻工作者遭到清洗或被禁言。但是，党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主宰流行的意识了。太多事情发生过了。太多东西改变了。太多的人不肯忘记了。
在胡杰听到林昭的故事之前，胡杰已经很久没有对这个国家的当代史有如此之多的思考了。但他知道，他学过的历史是不完整的，之中存在着漏洞和盲点，已被隐藏的事实和已被抹消的人们。他知道的这些刚刚好能够让他感到好奇。
在胡杰失去工作后的星期一的早上，胡杰在南京中心公共汽车站的人群站立着，手里拿着摄像机。成群结队的乘客，其中包括大量民工，带着大袋打算在乡下出售的货物，互相拥挤着，以求在成队的满是泥巴的公车上获得一个座位。在混乱中，胡杰将他的镜头对准了一位老太太，她正在等着去合肥的巴士。那是一个位于南京西南方几小时路程的省会城市。她将近70岁了，瘦小而虚弱，头发花白，走路稍微拖着脚，但她在某样东西上使了很大劲。胡的镜头放大了她的布满褶皱的手，这只手里紧握着一个棕色小包。他知道，包里是一扎纸：诗作，信件，散文，以及其他认识林昭的人写给她的东西。老太太花了很多年收集它们，现在她紧紧的握住这些东西，就像害怕如果吹过一阵微风，这些东西就会四散并永远失去似的。这些文件和她自己已经褪色的回忆，是她仅存的关于一位老朋友的一切了。
倪竞雄来到南京的时机对于胡杰来说是一个幸运的巧合，在他丢失工作的那周，她经过了南京。他们一位共同的朋友安排了他们的会面，当胡杰解释他的关于林昭纪录片的拍摄计划时，这位女性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半个世纪之前，林昭和倪竞雄第一次见面，当时她们还都是少女。全国被内战分裂，在革命的边缘摇摇欲坠，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林昭当时离家出走，去参加一个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记者学校。倪也是那的学生，并与这个离家出走者成为了朋友。现在，在她的晚年，她周游全国，寻找认识林昭同学的人们，收集关于林昭的回忆，并希望能集结成书。胡杰打算跟她一起旅行，并围绕她构建整部纪录片。他能讲述她的故事，慢慢的，通过她，他也能讲述关于林昭的故事了
胡杰在仅仅四年前接受朋友建议，开始拍纪录片。他当时正努力尝试当一名油画家。在从空军光荣退伍后，他终于可以将自己沉浸在长久以来的兴趣——艺术中了。作为一个军人，他亲眼见到了中国的很多地方，多到足以了解许多中国人仍旧生活在贫困之中。但每当他尝试在画布上展示这一切时，就有人批评说他的画不符合事实并且是在诋毁中国人民，或者太过忠于现实以至于缺乏创造力。所以胡杰认为纪录片可能更适合他。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在制作宣传片，但是独立纪录片依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这个领域出现的原因包括党对于媒体控制的变弱，以及相机，电脑和其他工具的价格更加平易近人。中国的那些纪录片先锋们喜欢一种简单的，旁观者的风格，胡杰一开始的电影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它们都在关注当下，聚焦普通人，比如煤矿工人，农民，由手提摄像机摄成，很少有正式的采访和旁白。但拍摄林昭纪录片的项目提出了新的挑战。胡杰想读读她在狱中写的血书。他知道这是至关重要的，这将是这部电影的核心。但他不知该如何找到这些作品。
会见倪竞雄是胡杰的第一个大突破。她提升了他的精神和信心。她是他最有力的线索，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她的出现头一次表明他在这个寻求之路上并不孤单。他的朋友中的太多人只想向前看，因为这样做仿佛很积极向上。并且那些朋友也责难他为何对于国家历史中的这样一个黑暗角落如此热忱。他们认为过去被遗忘比较好，不去揭开旧伤疤最好。每当提到他的计划，胡杰都能感到他们的不安。所以他强迫他自己停止提起它。连他的妻儿都不接受这些。因此，倪竞雄记录林昭故事的努力让他感到安心，并给予了他力量。听着她的故事，阅读着她从全国搜集来的材料，胡杰意识到一定有许多其他人拒绝把记忆带入坟墓。这提醒了他，尽管遗忘是常态，想要记住也很普通。
当胡杰第一次坐在倪竞雄旁边共乘巴士，望着这名老妪在打盹，窗外的乡村一闪而过时，他感到他们仿佛是在做一次通往隐秘过去的禁忌之旅。当时，他还不确定倪知道多少关于林昭的事情。他能感到她与自己聊天时仍然很紧张，她仍然没有完全相信他。他明白她的忧虑。考虑到她所经历过的事情，以及他的军方和新华社背景，这是有道理的。毕竟，为什么一个看似对党忠诚的人会对她出关于林昭的书的计划感兴趣？因而胡杰不强迫她。在他们的第一次会面上，他甚至没有拿出他的相机。他只是让她随便说，并抑制住了自己想要一股脑把问题全问出来的渴望。慢慢的，就这样，在第一次旅行中，时间滑过了几个星期，倪逐渐敞开心扉，然后她开始讲述她所知道的林昭的事情。
林昭原名彭令昭，出生于1932年，是一个苏州望族的长女。她的父亲曾在英国完成大学学业，毕业论文有关爱尔兰宪法。大学毕业两年后的，他参加了公务员考试，被任命为苏州的一个县长。她的母亲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一位银行家和一家公共汽车公司的董事。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打内战，而日本已经控制了中国东北，并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离苏州不远的上海已经被划分成了法英美日等国的租界。那是一个暴力政治激情的年代，国家的分裂也让彭家的内部很紧张。彭令昭的父亲任职于腐败和失败国民政府，而她的母亲则更喜欢共产党的叛乱分子，因为他们发誓说他们要比国民党更抗日。她偷偷捐钱给共产党，建立了地下电台，并曾一度被日军逮捕。这对夫妻常常吵架，而他们争论的焦点常在于应该交给他们的女儿什么样的政治价值观。
她是个娇柔的孩子，很容易生病，但读起书来如饥似渴，还具有写作天赋。她还很固执，在16岁那年，她做出了关于她自己的忠诚的决定。她加入了一个共产党的地下支部，开始用林昭的笔名撰文批评国民政府的腐败，并且在当地的国民党军方的黑名单上占有一席之地。她的父母都很震惊——因为她的一个舅舅已经被以共产党的身份处决了——他们本打算在女儿高中毕业后把她送出国去上大学等待内战的结束。但这个少女不愿离开。她被时代的狂潮所俘获，与出国相比，她更想要去一个附近解放区的共产党经营的新闻学校学习。当她的父母不让她去的时候，她打个了包裹就独自离开了，并发誓再也不回去。三个月后，1949年10月1日，共产党完成了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倪竞雄在新闻学校见到她的时候，彭令昭已经开始用林昭来介绍她自己，放弃了自己的姓来与她的家庭划清界限。她看起来是个可爱的少女，苗条的身段穿着白衬衫，帆布工装裤，把自己的长发梳成辫子，末端系着丝带。与班上的其他人一样，她全身心地为党工作，并以其优美的诗歌，敏捷的才思，尖锐的言辞在学校中出名。
与她的同学一样，林昭在1950年的一个夏天被任命为土改队的一员。共产党共派出了数千只土改队，以废除让中国农民世代困于悲惨生活的不公平的土地所有制，剥削性的地租，和苛捐杂税。工作队从一个村庄移动到另一个村庄，从地主手中把土地分给曾为他们辛勤劳作的农民。为了取得土改成功，工作队需要让广大农村人口安心，因为这些人不确定共产党的存续，并且依然害怕那些统治了他们的村庄很久的有影响力的士绅们。这并不容易，并且全国的大部分地方的工作队都诉诸暴力来解决问题了。他们组织了大会，鼓励农民“诉苦”，讲出他们过去的遭遇，而此时地主们则被拉出来羞辱和折磨。毛泽东告诉工作队不要在农民痛斥这些“阶级敌人”的时候加以干预。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至少一个，有时是几个地主和他们的亲属被打死或被处决。到1952年，死亡人数已上升到高达两百万。自2000年前的汉朝以来一直支配着农村地区的地主阶级，很快被消灭了，将近一半的耕地被没收，分成小块分给农民，包括首次拥有地权的妇女。土地改革，让共产党证明了它有能力在农村地区为普通人改善生活，并使自己成为一股为人畏惧的力量。
如果说林昭已对党这种用如此野蛮手段达到目的的行为有所疑虑的话，至少她从未在她的同学面前表现出来。“我们都明白土改是巩固祖国的重要环节”在当时一封给倪竞雄的信中她写道。“我们的岗位是战斗的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也对不起党和人民。”在另一封信中，她又说：“我对地主的仇恨正如我对祖国的爱一样。这种爱与恨，它们都是促使我前进的力量。”在倪竞雄的帮助下，胡杰找到了林昭当年工作队的领导，现在他是个退休的公务员。他们三人一起来到靠近上海的八里乡，林昭当年进驻的地方。伫立于一片郁郁葱葱的稻田中间，此人回忆道，林昭是如何命令一个地主在冻结的水缸里过夜的。后来，她告诉她的同志们，他的尖叫声使她感到“残忍的快乐”，因为村里的居民终于不再害怕这个男人了。
“几天前，‘51’队在镇里处决了超过10个人。”林昭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其中的一个汉奸，地主，恶霸是我负责的。从收集材料，组织批判，直到公开审判，我决定了他的命运。执行后，有些人没有足够的勇气去看看，但我做到了。一个接一个，我看着那些被枪毙的敌人，尤其是当地恶霸。看到他们这么死了，我感到与那些在他们手下受苦的人一样自豪和高兴。
尽管林昭把自己奉献给了党，她的同志有时仍会批判她“小资产阶级”，原因包括她读的书，她写的诗，但最常见的原因是她指出别人错误时直率的方式。虽然她批判了自己的父母并三年没有见他们，她的权贵出身和她父亲在国民政府任职的经历还是让她很容易遭到攻击。有一次，她父母给她写了信，她回信说他们应该忏悔他们的“不端和罪恶”但即使这样对党来说依然是不够的。“我在看父母近日的来信时还是太单纯了，那些信看上去一改过去落后的论调，甚为进步”她在对倪竞雄的信中写道。“因为这些我就肯定他们不是反革命分子。但是经过团内同志们的帮助，启发，才使我认识到，为反动派做事这本身就是一种罪恶。更使我认识到，自己的政治水平和阶级认识离开党的标准还很远。”她对于党的忠诚是彻底的，正如她对政府建立的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一样，林昭开始将其形容为父亲。“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她对倪竞雄写道。“我知道我在这里，他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胡杰并不觉得林昭的奉献是不寻常的。他知道这种对毛泽东的信仰在党的统治的初期是普遍的。他自己也曾在孩提时代，在文革中挥舞着红色的主席语录。即使是土改中丑陋的暴力也未使他惊讶，因为他知道推翻这样的一个牢固而不公的经济制度时极端措施是必要的。但当胡杰听取了倪竞雄的故事，阅读了林昭的信件之后，使他困惑的是，这样的一个狂热的毛泽东及其统治的信徒怎么会陷于囹圄长达十年然后被枪决呢。胡杰和倪竞雄拜访了一位退休教授，这位退休教授描述了他，林昭和其他几人是如何在1960年因为出版一本地下杂志而被捕的。但这个教授不能回答胡杰心中最困惑的问题：为什么林昭背叛了她所爱的党呢？还是说党背叛了她？
旅行结束后，胡杰陪同倪竞雄来到上海，那是她退休后的住所，也是林昭在牢中度过她人生中最后几年的地方。倪竞雄把他介绍给其他几位认识林昭的人，并且带他去看了林昭家曾住过的二层公寓。胡杰之前一直想拍摄这个地方，因为这在倪竞雄和林昭的妹妹给他讲述的故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一天是1968年5月1日，林昭已在上海被关押了好几年。她们的父亲已经自杀，妹妹与她们的母亲一同住在公寓中。那天下午，他们听到了她们窗下有一阵骚动，一名男子正在出声寻找林昭的亲属。之后是敲门声，她们开了门，一名警察站在门外。
“谁是许宪民？”他问。
“我，”林昭的母亲回答说。
“你是林昭的母亲吗？你的女儿被处决了。付五分子弹费。”
这名老妪一时没反应过来。警察再次说话，音调提高了：“怎么啦，拿五分子弹费。你的女儿已经被执行枪决了。”
在她母亲站在门口惊呆的时候，林昭的妹妹冲进另一个房间，颤抖着打开抽屉取出了5分钱——比一个便士还要少——然后回去把它交给了警察。直到警察离开，她的母亲才意识到刚刚发生了什么。突然间，她悲伤地倒在地上，抽泣着说到，如果她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她的女儿绝不会度过如此多磨难的一生。被处决时，林昭36岁。
胡杰的研究一开始进展很快。几乎每个星期，倪竞雄都会寻找到一个林昭的同学或熟人，然后给胡杰打电话。然后他就会踏上一班列车去上海见她。她会介绍他，然后让人们在镜头下接受采访。一切都进行的很顺利，胡杰确信他能在一年内完成这部纪录片。然而几个月后，倪竞雄的电话变少了，然后就停止了。她的线索已经用完了，但胡杰远没有了解林昭身上发生了什么。
另一个问题也出现了。他没钱了。由于失去了工作，他已经将自己的积蓄全花在了这项工程上，来购买录像带，车票，以及其他花销。他的妻子仍在银行工作，但他们已达成协议，他拍片只花他自己的钱。他们需要她用她微薄的工资养家，抚养他们的儿子。他们还同意他绝不会向她借钱拍片。或许可以通融，但胡杰明白林昭的片子已经让他的婚姻很紧张了。他和他的妻子在他还在军队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她对他这些年来的多样的职业变化表现出了耐心。当他辞去空军在他退伍后给他安排的无聊的公务员职位时，她支持着他。她在他尝试油画并转向纪录片的时候也支持着他。但被新华社开除就不一样了。她曾强迫着他找到那份工作，部分是为了让他安顿下来并为养家糊口承担起更多责任。现在他离开了新华社，她担心他会辜负对她的承诺，把家庭又一次放到了第二位。她常抱怨他觉得他欠社会的比欠他们娘俩的更多，而他们仅以她的工资过日子会紧巴巴的。
所以他们一致同意，如果胡杰需要采访别人，他要自己赚他的旅费。通常他靠当婚礼摄像师赚钱。这是一项耗人而无聊的工作，整整一天他都得站着拍摄结婚的夫妇，然后在别的日子把片段剪辑成影片。胡杰尝试认真对待，把每个婚礼当成是纪录片一样，注意用不同手法剪辑每一部片子，通常还带着不同技术和风格的尝试。他的一切努力将化为每场婚礼200元的报酬，大约25美金。他的妻子有时候讽刺他，嘲笑说他被涮了，因为中国最优秀的婚礼摄像师居然才拿到这点钱。
由于倪竞雄的联络变少了，胡杰拓展了他搜寻信息的渠道。但他不能去图书馆来查找这段时期的资料。即使他在新华社的时候，他也没有查询党的档案的资格。唯一了解林昭的事情的办法就是去拜访认识她的人。从新闻学校毕业后，林昭被安排在常州市的一个党报工作，这个城市位于长江畔，南京与上海之间。之后她参加了1954年的高考，获得了江苏省文科状元，之后被久负盛名的北大中文系录取。她与党不和的原因一定在她在这里读书的这段时期里。因而胡杰把他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北方，并且联系了他在北京认识的所有人，他在那的空军带过几年，还在那的艺术家聚居区住过。他还回去找了倪竞雄和通过她认识的人，并且拜托他们协助他寻找北京的林昭同学。
他坐着火车从北京到南京来来回回，每次都在便宜的硬座席上坐整整14个钟头。在北京他常与自己的姐姐住，她是个摄影师，在城市的东边有一座公寓。慢慢的，他开始拜访和采访认识林昭的人，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还原她在北大上学时的场景。他得知，林昭是她班上最年轻的成员之一，也是最受欢迎的之一。校园里的小伙子对她尤其感兴趣，不仅因为她是班上最漂亮最聪明的，也因为她看起来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她的穿着略微时尚一点，举止也略显大胆。她的外表很纤细，和小时候一样常常生病，但她喜欢喝酒和跳舞，更喜欢用诙谐的话与他人唇枪舌剑。在政治和文学的讨论上，她可能很直白，甚至生硬，因为她从柔化自己的语调，来迎合中国传统的女性气质。她也是个优秀的学生，是教师们的最爱之一。她以大二生的身份成为一个校园诗社的编辑，之后一年又成为了校文艺杂志的诗歌编辑。
开始时，胡杰追踪到了几个在北大追求过林昭的人。张元勋曾在学生时代与林昭在校文艺杂志共同担任编辑。现在他是一个曲阜的一个中文学者。这座城市常作为孔子的诞生地而闻名。张元勋有充分的理由拒绝与胡杰说话。作为一个当地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拥有校园的超市——他有足够多的东西可以失去，而讨论官方想要抹杀的事情几乎没有报偿。他非常了解反抗党的潜在后果。反右运动之后，他在劳改营待了超过20年。胡杰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一份著名的广州报纸，南方周末，曾在1998年成功规避了审查，发表了一份对张元勋的采访，内容涉及了禁忌的话题。文章中有一小段关于林昭的，这在她的老同学中传播甚快。它将林昭形容为“40年前就坚持真理不惧强权的英雄，”胡杰认为这很振奋人心。这是他在保存历史的努力上并不孤单的证明。这或许是20年来林昭的名字首次在中国报纸上被提到，胡杰明白南周的编辑们让它通过一定很难。胡杰也因为另一个原因被这篇文章所鼓励。如果张同意冒险接受南周的采访，或许他也愿意帮助胡杰完成他的纪录片。
因此，用着来自另一部婚礼影片的微利，胡杰买了一张去往曲阜的车票。他并没有预约或者先打个电话，他只是未声明地去见了张元勋而已，因为他不想给他一个说不的机会。到头来没什么需要担心的必要。胡杰采访的所有人中，张元勋是最快决定接受采访的。他是个争强好胜的老人，一头浓密的花白的头发，戴着大而厚的眼镜。他表现得信心十足，他说起话来丝毫没有害怕或者犹豫，并且常常激昂地用手比划着。起初胡杰以为张元勋之所以无所畏惧的原因是居然他已经从那么多灾祸中幸存了下来，党能做的能够威胁到他的事情已经很少了。但当他听他说话时，他意识到原因不止于此。他注意到了这位老人的悲伤，他也意识到张元勋对他的倾诉出自一种个人责任感。张元勋最终告诉他他对林昭做过一个承诺，并且打算信守它。
他的故事开始于1957年春天。共产党已经巩固了自己对国家的控制，用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与农村的土改一样暴力——建立了城市政权。它所努力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已经接近完成，私有商业全部都国有化了，曾经分给农民的土地也收了回来，被组织成了合作社。经过数十年战争，中国获得了和平，与美国在朝鲜半岛上打成了平手。但在毛泽东紫禁城内的一处居所的高位上，他并不满足。党在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加强了控制，并且已经疏远和遏制了这个国家的知识精英，他也知道没有其科学家，学者，思想家的帮助，中国的现代化很难实现。或许让他更烦躁的是，党似乎从群众中渐行渐远，并以开始固化成一个和它推翻的没有什么不同的特权阶层。波兰和匈牙利的起义说明了共产党失去了与群众的接触时会发生什么。毛泽东的解决方案，至少是他在公开场合宣称的，是大胆邀请党外人士来批评共产党统治并提出改进建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宣称。虽然他的领导层的同事对于可以自由攻击党感到紧张，毛泽东似乎相信已经赢得了群众的心，并预言其批评会像“和风细雨”一样， 能够让党改正错误。
百花运动开始时进展缓慢，因为地方干部并不涉入，而知识分子考虑到党的暴力记录时对于当出头鸟心存疑虑。然后在1957年春天，毛泽东踏上了东部中国之旅，来开始这项运动。他保证说对于让人们发泄对政府的不满这件事上他是认真的。就这样他全力推进了百花运动。到了4月中旬，学者，作家，艺术家，商人，与共产党结盟的少数派政党，以及其他开始鼓起勇气说了出来。他们这样做通常是被党委要求的，因为他们要确保运动是成功的。因为长期被抑制的对于党的沮丧一下子释放了出来，毛泽东语言的“和风细雨”很快就发展成了台风暴雨。到了5月中旬，这股风暴到达了北京大学，张元勋就处在风暴的中心上。
几个星期以来，校党委都召开会议，鼓励讲师和教授们加入运动。但直到5月19号“盛开与抗争”才在北大达到鼎盛。当天傍晚时分，张元勋与他的一个同学，沈泽宜，在一张红色的海报纸上用黑色的大字写了一首诗，把它贴到了主学生食堂外面的墙上。“是时候了！”他们宣布，鼓动他们的同学响应党批评与建议的号召。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 一齐写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里的酸甜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让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的落在头上
新生的草上 不怕太阳照耀
（译者：原书中未收入最后这几句，在此加补）
我的诗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生的藩篱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在当时来讲这是非常惊人的语言，”张元勋告诉胡杰。“在我们中国没有人说这样的话。我们都一致说共产党好，好好好，是是是。忽然说出这样的声音来了，太引人注意了。”
海报的消息传遍的很快，不久一大群学生就聚集起来，用手电阅读它。有的人把诗抄进笔记本，有的对着它照相。张元勋注意到那晚在宿舍楼比起往常有更多的灯亮着，学生们聚成小组，讨论着党的缺点直到深夜。当他在第二天清晨回到海报前时，他的海报被其余数十张海报包围着。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数千张海报被贴在了“民主墙”，以及学校里的建筑物上。第一批海报之一批评了党对于校园事务的干涉，并敦促党委从学校中撤出，以便让北大运行的更民主。许多海报抱怨去国外学习的机会，教职，以及其他毕业后最好的工作都被给予了党员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可靠”的学生，而不是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有几个嘲笑了校园里使用的苏联教材，包括文学课文，它们忽视了西方作家；以及科技书籍，它们声称所有的主要科技发现都是由俄国人作出的。其他要求包括党掌握的秘密学生个人资料应该被摧毁，以及结束无聊的，强制性的政治理论课程。但学生并未把批评集中在教育问题上。他们响应了全国知识分子提出的意见，还攻击了傲慢的党委以及他们享有的特权，并且呼吁民主改革，并要求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也有呼吁重新审视党及其安全部队在之前的政治运动中滥用暴力的情况，还有至少一名学生质疑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甚至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罪行的报告也从英文报刊中被翻译并分发，削弱了党版苏联历史的可信度，并且进一步引发了关于毛泽东是否可靠的质疑。
然而和给党挑毛病的海报几乎一样多的是那些支持党并攻击其批评者的人们。随着辩论加强，学生开始在他们宿舍附近的校园广场上发表演讲，常常能吸引数千人围观，并引发与听众的辩论。一个来自附近的人民大学的年轻女士曾在那的讲台获得了全国性关注。她自称林希翎，谴责社会主义中国很可耻，因为它不民主。学生举行秘密会谈，建立新组织，开始与全国各地大学的同仁们联络。张元勋加入了北大一个名声尤其大的组织，百花社，并被选为其杂志，《广场》的主编。沈泽宜，他的朋友和共同执笔人，被任命为责任编辑。
林昭从文学杂志熟识了这两人。事实上，他俩都竞相吸引其注意。当看到攻击他们诗的大字报时，她去写并粘贴了一份自己的大字报来为他们辩护。她仍是个忠诚的党员，最近写了一系列歌颂党的诗歌。但到了1957年春天，有迹象表明她已经开始怀疑党的某些举动，尤其是最近针对独立思考的一个批判，它在文艺和学术圈造成了多起自杀。所以很自然的，她被百花运动所鼓舞。她相信这是党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请求群众帮它重归正轨。“在这样的春天，到处谈论着整风，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期待着，”她当时写道。
林昭和她的朋友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是，毛泽东已经开始重新思考他发起的运动。百花运动所暴露的群众的愤怒的强度和深度让他惊讶，并威胁到了党的权威。5月15日，甚至在张元勋在北大贴出他的海报之前，毛泽东给中央委员会以上级别的党委官员发送了一份秘密备忘录。第一次，他使用了“右派”这个词语形容那些崇尚资产阶级民主并反对党的领导的人们，并指责他们的“猖狂进攻”。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党并未公开他想法的改变。“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写道。“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回顾往事，张元勋说，在北大毛泽东反悔的第一个迹象或许出现在5月22日。那是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学校食堂外，张元勋站在一大群人中间。从他和沈泽宜公开他们的诗后已经过去了三个令人激动的日子。当晚进行的讨论似乎和校园到处在进行的没什么不同。但后来讨论发生了丑陋的转变。一个又一个学生站在从食堂拖出的桌子上面，开始无情地在意识形态上谴责张元勋。有人指责他是“现行反革命”，这或许是中国最严重的政治罪行。他们都是党员，包围了他，并轮流训斥他。
突然，有人跃上桌子。此时近乎伸手不见五指，人群中几乎没人能看清那是谁。但随后一个女性的声音——这个声音清晰悦耳，又带着柔软的南方口音——升高并压住了咆哮着的男学生们。而吵闹的观众此时安静下来，仿佛被魅惑了一样。在夜晚昏暗的灯光下，张元勋几乎无法认出林昭的脸。但她的话深深烙入了他的记忆。
她说：“我们是不是在呼吁党外人士们提供建议？当他们没有说时，我们推了一遍又一遍的鼓励他们说出来！因此，当他们终于说出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暴跳如雷？以张元勋为例。他不是党员，甚至不是共青团的成员。他写了那首诗，但是这值得这些人这么生气，上升到这种高度去攻击他吗？
“今天晚上开的是什么会？”她说道，“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斗争张元勋么？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你们这些先生，刚才发言的我都认识。都是中文系党员。”
张元勋向胡杰描述着那个场景，动作越来越大，双手挥舞着，边说着边几乎要跳出座位。“就像那样，她让那些人闭了嘴！”他说。“你看她胆大包天。”
他回忆道，林昭继续说着，并且描述她所谓的人的良知和组织的命令的矛盾。她指的组织就是党。但听众后面有人打断了她。“你是谁？”他吼道。“叫什么名字？”林昭毫不犹豫地反击：“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
“我告诉你吧，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呢，我林 昭还没杀人。（译者注：林昭原话有武松这句，但本书中没有）我姓林，双木林。昭，刀在口上之日”她说。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今天刀在口上也好， 刀在头上也好，不考虑了。既然来了，就不考虑刀在哪里了。”
林昭的口才很快在校园内传开了，接下来的一天，开始出现指名道姓攻击她的大字报。但当其他人为她辩护的时候，林昭自己不见了。一个朋友发现她倒在床上，枕头浸满了红酒。她的桌上是她手写的一首诗：
上苍错怪了我，
如果我不能忍受，
谁又会承担这个责任呢？ （译者：这首诗我没有找到原文，所以是直译的英文——汉语翻译到英文又翻译回去）
林昭再也不会把焦点停留在百花运动上。张元勋说，自那天晚上以后，她拒绝参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而是把精力投入到了大学图书馆的珍藏书籍中去。仿佛她已经感到了危险来临，并且在调和她所描述的她心中良知和对党的忠诚的分歧。
校园内的辩论在没有她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党开始孤立批评者并加强控制。“任何与社会主义不合的言论和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宣布。这份声明被用大白字刷在校园内一栋建筑的墙上。在月底，校文学杂志社的编辑们开会决定开除张元勋。这次，林昭站在他的批判者那一方。她还在试图理清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并且仍然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信仰。现在党说他是右派，她也就信了。她真的生气了，张元勋回忆道，并感到他背叛了她。“我有受骗的感觉！”她说。
毛泽东在一周后通过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正式启动了反右运动。“某些人”，这篇社论写道，以百花运动为借口“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他原来的邀请公众批评党的讲话发表在国立报纸上，但毛泽东篡改了历史，增加了一部分限定什么可以被批评的内容——这些在百花运动开始之时他从未说过。口口声声保证了几个月人们不会因言获罪，现在党就开始因言定罪了。
在北大和其他地方，乐观和激动之春让位于恐惧，怀疑，猜忌之夏。当毛泽东的口风由“百花齐放”转向锄去“毒草”，党开始进行政治迫害了。一个接着一个，那些曾表达过“右派”观点的人们被分辨出来，传唤到自我批评会上，在那里他们被要求主动忏悔罪行，指认同伙，批判朋友。许多学生仍然忠于党，并深信他们真的迷失了，遵照了党的要求。另一些学生则相信他们什么都没做错，但试图自救。随着校园内紧张的升级以及运动变得愈发丑恶，林昭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忽视对于党的怀疑。“在这个时候没有声音比任何声音都要好，”在她写给朋友的纸条中他说，这种直白的警告说明了她不再信任官方。她的朋友立刻把这个纸条上交给了党委。
沈泽宜，那个与张元勋共同传做了大字报的人，是第一批忏悔的有名活跃学生。在所有教员和学生面前，他断绝了一切与张元勋的关系。后来，国立报纸发表了他写的文章“我向人民请罪”。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其他人也在越来越大的压力下陆续屈从于批斗会。安全机关的人员的阴影笼罩着最多言的学生们。校园内有关思想的活跃讨论会转变成为了批斗会，有时他们还会动手，把学生们撞向地板并强迫他们低头。有的人撑的时间比其他人长一些，但最终，几乎所有在运动中被针对的人都屈服了。少数学生逃亡到他们的京外的家乡或是到大使馆寻求流亡，但他们都没能逃出党的掌握。最后，无论你认罪与否结果没什么不同。一旦你被打成右派，你就毁了。
当人们纷纷屈服之时，林昭却反其道而行之。她觉得反右运动令人作呕。她很不高兴人身攻击，并且为那些被毁灭的生命几乎发狂。她把党的行为视作对那些最信任它的人们的背叛。百花运动结束后，对于党的批评不再被欢迎，但林昭却决定更加活跃，而不是独善其身。似乎她的良知终于战胜了她对于“组织”的感情，并且她想为虚度的时光作出补偿。她试图帮助张发布最后一期的百花社社刊，并用笔名写了一首苦闷的诗，形容来自同学的批判是“割伤我年轻心灵的大剑，在它上面留下了伤痕。”（译者：同样，未找到原诗，是转译的）有时她公然挑衅，在校园里大声阅读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其中的主角相信他周围的人们正计划着吃他，并请求读者们“救救孩子。”
林昭可以选择别的路，张元勋说。她对于百花运动的参与是有限的，如果她保持低调，或许可以逃过惩罚。但在自我批评会上，她拒绝认错或者表示懊悔。相反，她和那些指责她的人们顶嘴，这让他们很惊讶。作为一个同学回忆说，当党员一问她描述她的意见，林昭回答说，“我有观点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我们不应该像这样的人的攻击。不要这样咬人。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干，那你们就干去！像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好的？，当然不好嘛。”她称党邀请公众来帮它纠错是“虚伪”，而且它现在不关心那些提意见的人的死活了。她拒绝批判张元勋和其他被打为右派的朋友们。当党员继续批评她时，她反驳说他们正在她的身体上起舞，用她的脸擦去他们鞋底的血迹。几个星期过去了，认罪压力很强了。林昭的朋友请求她暂且度过这个难关，说党让她说的话来保全自己，像其他人做的那样。林昭的回应是吞下了过量的安眠药。同学们发现并救了她，但党委之后认为她的自杀尝试是“态度恶劣”，是另一种对人民犯罪的迹象。
到了秋天，反右运动中最糟糕的部分似乎已经过去了。右派被羞辱和禁言了。他们是校园的弃儿，被同学所回避，受到随意的骚扰。但是，那些批斗会都结束了，仿佛校园内已经恢复了日常。人们都筋疲力尽，但是也在随时准备为下一个政治大戏而打断日常。在忏悔之后，张元勋回到他的课题上，希望他能被允许毕业。然而，林昭怀疑党还没折腾完他们。
12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张元勋在一个学校外的书店碰到了她。她的脸被一条白色围巾包裹着，他们的眼神在一张放着平装书和杂志的桌子上方交汇了。两个右派被别人目击到在相互交谈是很危险的，而自从他上次见到她已经过去了几个月。她什么话都没说就离开了书店，张元勋则尾随跟上了她。他们迅速穿过了一条只有星光点缀的黑暗小巷，一直走到一片开阔地，确保周围没有人。“情况越来越糟。我们应该做好被逮捕的准备”林昭说。“记住我家的地址。无论我们受多久苦，都不能失去联系。”他们交换了地址，但不是写下来，而是背下来。一张带着地址的小纸片很可能就被党当作右派阴谋的证据。
警察在4天后的圣诞节早上来找张元勋。他被打为“极右”，并被判处8年劳改，地点在北京南郊的一个监狱农场。这是22年折磨的开始。林昭被判处3年“观察”下劳动。在北大还有其他1500人受到处罚，几乎是8000名师生的五分之一。他们中有些被允许留校，但很多人失去了工作，被驱逐出校或者更糟。沈泽宜，与张元勋合写大字报的人，被送往陕北的一个劳改营。一个数学讲师因为翻译赫鲁晓夫的演讲被判终身监禁。百花社的创立者都被判重刑。
全国范围内大约有50万人被送进劳改营或是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在许多地方，由于党魁们下令至少要抓5%的右派，许多未批评党的人也被打为右派，这样官僚们才能达到他们的定额。毛泽东为这场严厉打击正名，他指责他的两个部长，小型合作党的领导人是右派，妄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前后言行当然是自相矛盾的，他指控的人做的事情就是他之前叫他们做的。但党说这是因为百花齐放政策是用来“引蛇出洞”的。
8年后的1966年，张元勋完成了他的刑期，但劳改营命令他接受“继续改造”。唯一的变化是，他可以一年回一次家。张元勋考虑着另一个旅程。他没有忘记林昭的家庭住址，于是决定再见一次林昭。她那时已被投入监狱，但她的母亲告诉官方他是她的未婚夫，以便让他俩相见。林昭仍然拒绝承认任何罪行，监狱想要他说服她“改造她的思想。”张元勋有同样的目标，他为她的健康担心，认为她应该屈服了，这样才能被尽早释放。
1966年5月他见到了她，那是她被处决前两年。当时他在一次回家之旅上偷偷地溜到了上海。现在他正在提篮桥监狱的会见室等待着。二十余名武警和其他监狱官员先进入房间，然后林昭在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女人的帮助下最后走进房间。林昭的脸色苍白，面容憔悴，衣衫褴褛，头发已经花白。她的前额绑着一块手帕，在上面她潦草地用鲜血写着一个字：冤。但她一见到她的老朋友嫣然一笑。对于张元勋来说，他仿佛又看到那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以及飞飘着的白绢蝴蝶结的昔日风采。监狱官员很惊讶；后来他们说之前他们从未见过她的笑容。
官员们留在了会面室，但林昭不介意。她告诉张元勋她被折磨，监狱鼓励其他犯人在每天的“批斗会”上打她，她害怕被强奸。一名监狱官员插话，让张元勋不要相信她，因为她神经不正常。但林昭反驳道：“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张元勋试图转移话题，急切地要求林昭与当局合作来争取释放。但她回答说，官方已经决定处决她了。说话时她咳嗽着，咳出血来，吐在卫生纸上卷起来丢到地上。“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她对张元勋说。“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她让他帮忙收集出版她的诗歌，散文，信件，在她身后照顾她的母亲和妹妹。然后她就哭了。房间里一片寂静。监狱官员说，他们也从未见过她哭过。
之后，林昭回忆起在百花运动时感到被张元勋欺骗的事。“我最恨的是欺骗，”现在她对他说。“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
他们几乎没时间了。林昭让张元勋走近，他就绕过桌子坐在她旁边。她说她有礼物给他，说着取过一个随身携带的布包，在里面翻了一会。张元勋很好奇是什么。林昭把一个小物事取了出来，他无法立刻看清那是什么。之后她把它置于他张开的手掌上：一个小帆船，用一张糖果包装用的玻璃纸折成。
林昭
3
血与爱
胡杰盯着手中的小纸船。这是一个脆弱的东西。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张元勋妥善的保存着它，将其视为秘密财宝，现在他把它交给了这个制片人。他说他年纪已经大了，害怕它会在他逝世时遗失。
在这次监狱访问后张元勋再也没有见过林昭。相反，劳改营的管理员把他单独囚禁起来。他的小囚室是一个没有窗户和灯光的，充满蚊子的压抑的房间。只有被审讯时他才能出这个囚室。审讯他的人怀疑他和林昭的会面是某些对抗党的计划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些审判会中的一次上，在1968年夏天，他被告知林昭被处决了。“你有什 么想法？”劳教人员厉声问道。张元勋已经完全被击败了，他回答说：“没有想法！”他仍在囚室里又待了138天，然后在囚犯农场和煤矿做了10年苦力。在文革的恐怖之下，他和他的家人几乎毁坏了一切可能用来迫害他们的东西——旧的信件，杂志，照片。但他保留着林昭的小纸船，用纸包装好藏了起来，因为谁会怀疑这一小片叠起来的玻璃纸有什么涵义呢？
现在他想让胡杰保留它。他希望把它交给知道它是什么，从哪来以及对他有什么意义的人。胡杰不发一语接过了这份礼物，并承诺他会照顾它，他觉得他似乎也承受了张元勋的负担——他同意保存林昭的回忆，讲述她的故事，履行张元勋在多年前监狱之旅上对她的承诺。
两人一连谈了5天，有时开着相机，有时关了相机，在他们饿了或者累了的时候才休息。张元勋是一个非常好的讲述者，胡杰完全沉迷在他的故事里了。这些故事对胡杰来说几乎都是第一次听说。以前他对反右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他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还与毛泽东有些关系，但直到张元勋对他讲述了之后，他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他了解了这一事件的规模和重要性。他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是党背叛它会在民主政治上前进的承诺的时刻，这一承诺曾经为它赢得支持，掌握权力。事情变得很清楚，政府不能容忍甚至是忠于它的异议。胡杰为百花运动的规模和热情感到惊讶，也为反右运动的无情感到惊讶。但最让他震惊的是它已经完全从公众的记忆中被抹去了。他不知道这么大的事件怎么这么快就被遗忘了？一个国家对其数百年前的王朝和皇帝比几十年前的人们和事件还要熟悉，这意味着什么？胡杰坚信，一个社会就这么经过反右这样的灾难却从不讨论它，这既不正常也不健康。他怀疑是否就是历史知识上的无知阻碍了社会进步，如果这种对于过去的无知使人们无法议论林昭和她的同学并从中吸取经验的话。比如说，如果学生们更熟悉前辈们在百花运动中的观点的话，天安门民主运动会怎么样呢？还有别的事情让他不安。如果连他和他的同龄人都不知道这样重大的事件，这些知识怎么才能传给下一代人呢？
在回南京的火车上，胡杰决定改变影片的焦点。他不能以倪竞雄为中心构建这部纪录片这个故事太大了。他需要一个更大的框架。这个框架不仅要能够探寻林昭的生活，还要能承载她生活的戏剧性的时代。他希望能强迫人们重新思考过去及其对现在的教训。和胡杰的很多同龄人一样，他很久之前就总结道共产主义是一个失败的东西，在他看来无论党口头上怎么说，它早已把资本主义当成是通往光明未来的康庄大道来施行着。但张元勋的话给了胡杰一种看待中国的共产主义经验的全新视角。他意识到，这不只是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或经济理论，而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一件不寻常的事，建立完美社会的尝试激发起了一个国家的热情，结果却是规模大到无法想象的残暴。这是人类事物的一次伟大实验，却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悲剧，胡杰惊异于回顾来看它是多么的奇怪。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人们又怎么会在反右运动后还跟着毛泽东创造了文革这样的灾难？经过这一切之后，党是怎么保持它的权力的？他将林昭的生活放入历史背景之中，希望借此用纪录片让人生发这些问题。把片子局限在某人周围可做不到这些。他必须放弃早期影片中的旁观风格，扮演一个更活跃的角色，自己来充当电影的中心人物。他希望找到并采访更多认识林昭的人，以及其他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这意味着做更多的研究，耗费更多的时间，花更多的钱，而胡杰相信这些努力是值得的。他向他忧虑的妻子保证，这部影片将非常特别，是他迄今为止最好的影片。
这是一项缓慢而艰难的工作。一个接着一个，胡杰追踪到那些采访对象，试着让他们与他聊聊林昭。他们一再地拒绝他。有些人很粗鲁，有些人带着歉意，但他们的回应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恐惧。在胡杰给他们打电话时，可以从他们的声音中听出来，在胡杰未经预约就来到他们门前并解释他是做什么的时，可以从他们的眼神和身体语言中看出来。胡杰拜访的一对夫妇被文革伤害的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现在还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用报纸包好，以便随时打包逃走。胡杰想要采访的许多人都是前右派，他们的悲惨经历教给了他们警惕。在毛泽东死后他们被“平反”并给予新的工作，但是迫害他们的党依然掌权，他们辛劳过的劳改营仍然敞开着。他们知道说出来有可能会有后果，胡杰也理解他们对谈话的抵制态度。他们已经失去他们生命中的太多了，他们想要安享晚年。并不是说他们已经遗忘了过去，而是他们记的太清楚了。
但不是每个人都不愿被采访，也有人愿意敞开心灵。大多数人起初都很谨慎。他们也曾受过罪，也曾害怕过。但一旦他们克服了最初的犹豫开始倾诉，他们通常就停不下来了。他们都经历了太多了，又封印了自己的记忆，压抑了自己的感情太久了，当他们开始谈论林昭，就像是开了水闸门一样。往事一下子都回到了眼前，他们常常不间断的谈几个钟头有时他们似乎把采访当成了一种治疗，胡杰常常在会面结束时精疲力竭。其中的许多人没有与任何人分享过他们的经历，甚至连家人都没有。有几个人要求采访不在家进行，这样他们的孩子就不会得知他们的悲惨遭遇了。他们告诉胡杰他们说出来是为了林昭，但他感觉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参加了被党所埋藏的历史事件，因为党否认他们所经历的历史事件，他们的存在都仿佛被抹消了。这个国家正在前进，展望未来，似乎没人对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感兴趣。无论是记者还是历史学家都不去采访他们，除了偶尔在走私进的出版物和录像之中，他们也从未见他们经历的在书中或是杂志中或是电视上出现，当他们老了之后，他们担心，当他们死后，人们还会记得多少关于百花运动和反右运动的事。然后，却凭空冒出来一个电影制片人，请求聆听他们的故事，记录他们的回忆。成为见证人的渴望一下子战胜了沉默的本能。通过和胡杰谈话，他们拒绝让历史遗忘他们。
当为胡杰打开大门时，一个人曾泪流满面。陆佛为是一个70岁的退休新华社记者，但他曾是林昭的党支部书记，中文系的同学，并曾附和过把她打为右派的决定。他在沙发上坐着抽泣了几分钟，才重新整理了自己，开始对胡杰说话。“林昭当时说的都是常识。并不是她地识别能力特别高，这只是常识，”他说。因为我们处于历史的低谷，常识就是反革命。”在毛泽东死后，陆佛为曾在一篇关于文革的散文中提到了了林昭的死刑判决，并为她组织了一场低调的哀悼会。在会上，她相片的两侧放置的红丝带上路写了两个标点，而不是传统的挽联。一个是问号，另一个是惊叹号。
在每次采访中，胡杰都会收集到关于林昭的更多的资料。他得知被打为右派后，她本被决定送往煤矿劳改，但一个教授考虑到她的健康安排了她去校园内的苗圃服刑。在那里，她与谭天荣，北大最有名的学生右派，百花社的创始人之一有了一段短暂的恋情。胡杰追踪他到了港口城市青岛，自劳改营释放后他被任命为那里一所大学的教授。谭天荣一开始拒绝采访，甚至在胡杰写信请求了他，并给他寄去林昭的照片后亦然。随后胡杰去了青岛亲自见了他。站在公寓的门口，他再一次被谭天荣拒绝。但胡杰不让他关门。他一再说记录这段历史是多么的重要，并争辩说至少让他不开机采访他。过了将近四十分钟，谭天荣终于让步了。“如果不是因为林昭，”他说，“我绝对不会让你跨进这个门一步。”过了一会儿，他也同意在镜头前说话了。他描述着在劳改营之前他和林昭一同享受的那段很短的日子，并回忆起了1958年夏天他们的一次对话，当时他们正在党的号召下打蚊子。“她对我说，‘我一整天心里都感到好笑，笑这疯了的党。’”他回忆说。“但那个时候我只感到痛苦。从来没有象她这么去想这个党疯了。”
1959年底，林昭被允许回家保外就医。她的父母当时已分居，她的母亲住在上海，父亲住在苏州。她和他们都和解了，并为曾对他们做过的谴责道歉，那是她还是个被党所迷惑的年轻人。一年后，在她被逮捕之后，她饱受磨难的父亲自杀了。
在胡杰第一次与倪竞雄同行之时，胡杰曾采访了一位退休教授，告诉他林昭1960年因协助出版一本批评党的地下杂志被逮捕。现在胡杰要把她加入的这封杂志列入考量。反右运动中她被从轻发落并被允许回家接受医治。如果她能忍住不参加进一步的政治活动，就能躲开那造成的最糟糕的结果。但林昭非但没有低下头做人，反而还联络了几个位于兰州的物理系大学毕业生。兰州是一个几千英里之外位于甘肃省的边境城市，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北京上过大学或是上海本地人，但党把它们送到西部去，以便与那些军队在制造原子弹的偏远的实验室和试验站离得近一些。他们是中国最聪明的一批年轻人，但因为在甘肃他们是外来人，在反右运动中当地干部拿他们开刀，并将它们送到乡下去劳动。几个学生在回家时碰到林昭，她迅速加入到他们出版一本批评党的政策的杂志的计划中去。用油印机只印出了一期杂志，官方就逮住了他们。1960年九月，警察在兰州逮捕了与出版有关的40名师生，还有当地同情他们的一位党委领导和几十名群众。几周后，警察也在苏州逮捕了林昭。
胡杰寻找过杂志的拷贝，以及能解释是什么驱使着林昭参加这样一项危险的行动的人。最终，他在党史的另一章里找到了答案。胡杰听说过1958年到1961年间横扫全国的饥饿，但他常常听到的解释是这场灾难规模有限，起因是“三年自然灾害”。现在，随着他对林昭一生研究的加深，他了解到了真相。确实有饥荒，但它规模既不小，原因也不是自然灾害。事实上，有三千万——或者多达五千万人——在这场由党的政策，尤其是为人熟知的大跃进，所直接酿成的灾难中饿死。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是一场把中国建设成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尝试，具体做法是动员全国人民进行一场疯狂的经济生产加速。在全国农村，成立了大型的公社，在那里，农民被迫集中自己的土地和财产，三餐都在大型食堂解决，工资由“工分”所取代。同时，党宣布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经济目标，比如毛泽东发誓要在钢产量上15年内赶英超美。成千上万的人被转移到一钱不值的工业计划上来，其中最有名的是“土法炼钢”，农民将他们的金属物品——厨具，自行车，工具——填到粗糙的炉子里炼钢。农民被要求花费更少的时间在田里，更多的时间在这些愚蠢的计划上，并鼓励在新建成的食堂里多吃，因为大跃进被认为一定会成功。正当官僚们发送丰收的虚假报告来奉承毛泽东以保住他们的工作之时，一场中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人造灾难正在拉开帷幕。
当饥荒发生时，那些被打为右派的人从近距离旁观了它。在城市出现严重的食品短缺，但在农村，情况更加严重。许多右派正是被送到了那里进行劳改。他们告诉胡杰老幼是怎么先死亡的，壮年是怎么靠吃树皮昆虫甚至是泥巴存活下来的，在最令人绝望的地方人们是怎么被迫食人的。这是胡杰做过的最艰难的采访，他常常一边拍摄，一边在相机后面哭了出来。黄政是一个右派，朝鲜战争老兵，在苏州与林昭结交。他告诉了胡杰他在一个长江畔曾经很富庶的地方的劳改营的任务。
1961年冬天，在农场我们每天要起来抬死人，抬出去埋，每天不是一个两个…把他们自己的被子包一包拿来根草绳两边扎一扎，外边再用麻绳一个套在脖子上，一个套在脚上。两个人拿着一根长毛竹，这么粗的毛竹，一蹬，一蹬，抬几里路到西支河边。挖了坑，埋掉，叭、叭、叭把他们埋掉。埋掉了有一个土包包。
好，你埋掉了。老百姓都有看好了。一个， 二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四十个。等你走掉以后，他把那些才埋好的人翻出来。翻出来他要什么呢？要衣服，要被子。苏北的老百姓穷的连被子也没有。第二天我们过来看到他们把坟头扒得一团糟…我们必须处理好尸体。他们赤身裸体，但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我们只是能把他们用土埋起来而已。
饥荒蔓延之时，只有一名党的高官鼓起勇气来指出这显然的事实。彭德怀，国防部部长，革命战争和朝鲜战争的英雄，给毛写了一封私人书信批评大跃进，并描述了在他最近的家乡之旅中看到的附近农村的惨状。毛泽东的回应是，将这封信在1959年的一次党的全体会议上分发，并发动了一次针对彭德怀的猛烈攻击，将其污蔑为谋划对抗全党的右派。这是一个荒谬的指控，但在政治舞台上是非常有效的一击。毛泽东威胁道如果党的其他领导人不支持他他就退党并领着农民进行一场新的针对党的革命战争。摊牌一开始就结束了。再也不会有政治局委员敢于公开挑战主席了。彭被羞辱并剥夺权力，毛泽东又发动了另一场党内清洗，600万人被惩罚，让反右运动黯然失色。为了证明彭德华的错误，党加速了大跃进的步伐而不是停止下来，于是全国又有数百万人死于饥饿。
林昭从一开始就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她所嘲笑是“疯了”的杀蚊子的努力是运动的早期阶段。但如果说她只是嘲笑党灭“四害”——还包括老鼠，麻雀，苍蝇——的运动的话，她被接下来农村发生的大面积饥荒的报告，也被党的官僚顽固地拒绝对之做些什么的态度所激怒了。这些使她冒着被投入监狱的风险与甘肃的学生一起出版地下杂志，在那里饥荒尤其普遍。“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会因此而受罚”这些学生之一，顾雁，告诉胡杰。“但是觉得不做不行，总要有人出来。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出来时。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当胡杰寻找并采访与这本杂志有关的人士的时候，他发现林昭和她的朋友还用油印机印刷了一份给党魁们的公开信，以批评大跃进政策，抗议彭德怀的被废黜。但他采访的人都没有这封信或是这本杂志的副本。这些材料全在林昭及其他人被抓时被警察截获了。
胡杰一直在寻找林昭作品的样品。他想听听她描述自己经历的话，并问了所有他采访的人是否保留她的任何信件，散文，诗歌，任何可能反映她当时思想的东西。大多数人说他们早已毁掉了一切这类动东西来防止当局利用这些对他们不利。但有时他会碰到一封老信，或者照片背后潦草书写的诗句。有几个人告诉胡杰林昭会定期地抄写她认为重要的作品，把它们交给朋友妥善保管。仿佛她知道她的言论有遗失的危险，而某一天，某些人会想要恢复它们。比如在她被捕之前，曾让一位她尊敬的大学系主任保管一叠她的作品。然而这位系主任已在文革期间将这些作品付之一炬。
胡杰了解到林昭曾在1962年因保外就医被释放了几个月，在那期间她写了一系列的政治散文和书信，包括一封给当时的北大校长的。每件作品完成之后，她都给警察和监狱官方各给一份副本。但她也给了她的一位老同学一份。这位同学政治上不很活跃，逃过了党的监察。胡杰找到了这位同学，安排了与她的会面。但在他成行之前，他接到了她儿子来的电话。这名妇女已经去世。他问这人他的母亲是否在她死前说了关于林昭的什么，或者给他留下了一个包裹。这人说他会找找，但几天后他打回来说他什么都没找到。
这种失望在胡杰的研究中很常见。但他还是相信林昭已经预先考虑到并将她的作品的副本藏了起来。他相信某处一定有着一份收藏，正在等待他去发掘，而且他下定决心要找到它。与之相比他不那么确定能否得到她在监狱里写的血书。但他同样有信心他能找到。他已经发掘了如此多的被埋葬的过去，他已经开始相信党不能把这些东西永远藏起来。
胡杰经常回过头来看望这些他采访过的人。起初他和这些人保持联络完全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新的材料或者是联络到了其他人供他访谈。但后来他发现自己访问他们完全是为了找伴。在他纪录片拍摄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独自工作的。他没有同事，除了姐姐和少数几个人，也没有其他人可以与他讨论这部片子。他的大多数朋友对其不感兴趣，并不能理解他对一个很久之前死去的女人的执迷。但那些他采访的六七十岁的老右派们，无论男女，都赞赏他所做的工作。他们共担了记录林昭的一生的承诺，而且他们也懂得记录他们生活过的这部分历史的责任。胡杰感到在这些人身边很舒服，而他们也欢迎他进入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能够理解孤独。
胡杰认识并结交的其中一个人就是北京的一个退休图书馆管理员甘粹。他是一个快70岁的不起眼的人，留着稀疏的白发，有着黑色的锐利眼睛，烟熏的茶色牙齿。作为一个右派，他把他人生中的一大段时光都花在了在沙漠省份新疆做苦力。这份经历给他带来了从未完全消失的粗鲁，即使是他平反并授予一份在北京的研究所里研究文学的职位后也是如此。他穿着很朴素，有时很粗心，很少考虑时尚。他的一套典型装束可能包括一件破旧的运动衫和绿色迷彩裤，或者一件只扣着顶部几颗扣子的夹克衫。当他俩第一次安排见面时，胡杰两次经过甘粹都没认出他，因为他更像是一个老工人而不是一个文学学者。但是甘粹知道怎么讲故事，胡杰每次去北京都要见他。他喜欢坐在甘粹狭小的公寓里，与老人共享一壶茶，听着他的一对金刚鹦鹉叫道“你好！小姐！你好！小姐！”每一次访问，胡杰都分享了他更多的过去
年轻时甘粹曾在人民大学，一所在北大附近由党新建立的在革命后培养干部的大学，的新闻系学习。在百花运动时，他佩服那些指出党的缺点的人，但他也足够精明，因而他自己从未进行过演说或是贴过大字报。他的记录一尘不染，如果不是反右运动开始时的一个意外，他可能毫发无损地过关。当时，校园中最著名的批评党的人是一个年轻的法律部女学生，林希翎。在北大她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演讲。她斥责党不民主，并用从她担任中共高层官员的男友那里获知的细节支撑她的论点。她将党对独立思考的压制描述为斯大林主义，而当时斯大林仍被当作英雄，而且她甚至质疑毛泽东本人。“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她质问道。这样的大胆行为为她在全国大学都赢得了追随者，但也让她成为了攻击目标。当反右开始之时，党的官僚埋伏了起来。作为校园学生会干事，甘林被告知邀请林希翎到西陵进行公开辩论，但是要确保其变成一个批斗会。他按着被告知的做了。他叫起来的前七个发言人，按着党的剧本，发言谴责她。然后，林希翎问她是否有权利发言。毫不犹豫地，甘粹给了她发言权。她还没说几个字，那些忠诚的党员们就叫嚣着她下去并从她手中夺走了麦克风。在这个火爆的时刻，甘粹斥责那些打断他会议的学生们：“你们只让自己说不让她说，这样子有意义么？”这次爆发的代价是二十二年的生命。当大学找不到足够的右派来满足党的定额时，甘粹被指控“同情支持林希翎”并被加到右派名单上。
起初他获得了最轻的惩罚，一种允许他留校的缓刑。他被告知去新闻系的参考书图书馆工作，在那里，他遇见了林昭。那时她已经二十六岁了，在北大苗圃之后她又被送到图书馆工作。他们是图书馆唯二的工作人员，工作就是通读和索引那里的旧报纸。但他们的上司是一位慈祥的女人，她授权他们去读图书馆大量的旧书收藏。甘粹曾发现一本罕见的雕版印刷版的明代色情小说金瓶梅，并把他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上面了。林昭的品味则更高雅一些，她喜欢古汉语写成的清代小说。当她看到甘粹读的书的时候，她笑了，并为他找到了一本14世纪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淫秽中篇小说集，十日谈的翻译本。
作为右派，他们都是校园的弃儿，自然地，他们成了朋友。当林昭冬天得了肺结核，停止工作的时候，甘粹每天去探望她并照料她直到她恢复健康。他往她冰冷的宿舍搬进了一个火炉并确保她有足够的煤和柴火，并给她带早餐和午餐。当她对食堂的乏味饭菜失去胃口的时候，他每天早上5点起来坐车去市中心的酒店，只为给她带一碗可口的广式粥。林昭开始恢复健康的时候，党的官员注意到了他俩在一起的时间有多长，并把甘粹召到一个会议上，警告说不许他们谈恋爱。他愤怒地回到林昭的房间，把党的最新命令告诉她。她笑了，问他是否害怕。他说不，她说：“我们出去散步。”然后两人开始手牵着手走在校园里，公然违抗党的命令。
“所谓恋爱啊不是我们俩自己……用现在的话说：建立恋爱关系，”甘粹向胡杰解释。“而是组织上给我们按下来的，越不准我们谈恋爱，照着她的性格和我的性格，我们就越谈给你看。”
甘粹和林昭常在傍晚结伴散布很久，如果有免费的票的话，他们还会在周六晚上去跳舞或是看戏。他学会了拉二胡，一种中国古典弦乐器，给她在她二层宿舍房间的窗外拉小夜曲。她穿着五彩的旗袍，一种传统的紧身服饰，而其他人都穿着单调的中山装，并把他带到了一家非常贵的酒店里。他们只点了一道菜，最便宜的酱烧鱼头。从孩提时代起，林昭就上着天主教会学校，现在她重新开始去教堂，带着甘粹一起。他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她与外国外交官练习英语。和其他大多数学生一样，甘粹唯一能说的外语是俄语。
他们俩经常谈论文学，她还给他看她写的戏剧，长诗，其中含着对共产党统治的直白批评。甘粹敬佩她的作品，他可以看到她比他有才华。但他敦促她要更小心，更现实，并说挑战党是没有用的。他说她就是以卵击石，还说就是她有十万大军，党都能将她碾碎。但是林昭拒绝退让，她说要用数千，甚至数十万，数百万颗鸡蛋，但石头是可以被击碎的。施以持久的努力和时间，政治体制是可以被改变的。即使是水滴，她说，都能穿石。
1959年春天临近毕业的时候，甘粹向党支部书记申请与林昭结婚的许可。此人立刻拒绝了请求，并轻蔑的说，两个右派不可能结婚。此后不久，党就命令甘粹去新疆劳改。这个荒凉的省份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在中国的最西部。他因为他和林昭的禁戒爱情受到惩罚，而她则被送往上海保外就医。他们试图享受他们剩下的共同时光，但夏天是短暂的，在九月下旬，甘粹陪同林昭来到城市的中央火车站。他答应尽快来找她，并让她等着。然后他们在平台上拥抱，痛哭不止。她乘着一趟连夜的列车向南而去，第二天早上，甘粹开始了他5天的西部之旅。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一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里劳动，在坚硬的土地上挖着草，以种植用于止咳糖浆以及其他用途的药。起初他每个星期给林昭写一封信，但6个月后她停止回信。一个到上海回家探亲的士兵为他找过她，写信说她病了，在医院里。但他用词的某些特点让甘粹总结出她确实在监狱里的结论。多年来他一直最后，甘粹放弃了离开新疆的希望。他说服自己，林昭变得比较幸运，并且已经结了婚。但直到1979年他平反，被允许回到北京的时候，他才知道林昭被处决了。
回到北京之后，甘粹继续了自己的生活。他结婚，离婚，又结了婚，有一个儿子。但他告诉胡杰他发现他自己常常在想林昭。有时他会想如果他和林昭能够结婚，事情是不是会有所不同。或许，他说，他能够使她做出生存必要的妥协。或许，如果他们能够消停下来组建一个家庭，她能变得更小心。或许她能活到今天。有一次，当他的妻子在另一个房间里，甘还告诉胡杰，与妻子相比，他一直更爱林昭。
但直到胡杰见过甘粹一年多后，甘粹才把自己的虔诚的程度显示出来。胡杰又一次来到北京，和他姐姐住在一起，这时甘粹打来电话问他是否能够帮忙卖掉一本古书。胡杰说他会过来看一看，但甘粹坚持把它带过来给他。随后，胡杰意识到甘粹想确认胡杰是否对于自己的住处说了实话，这是他完全信任胡杰之前的最后一道预警。他一定对于见到胡杰的姐姐和她的公寓感到欣慰，因为他告诉了胡杰他的秘密：他保有一份林昭监狱里作品的收藏，将近14万字。胡杰目瞪口呆。他没听错吧？真的么？如果不是真的的话失望是难以承受的，他不想这就让自己的希望先升起来。他不懂老人是怎么获得这些东西的，为什么要隐瞒他这么久？甘粹想把它展示给她看，于是他们回到了他的公寓，他取出了一个旧的蓝色阿迪达斯运动包。从包里他掏出一厚叠置，用绳捆着，牛皮纸包着。里面共有约500张发黄的稿纸，每张都由黑色墨水写成，他愿意让胡杰去阅读这些纸。
之后甘粹解释了这些稿纸是哪来的。文革后，他幸运地收到了一位老朋友的信，让他从囚禁他的生产队逃脱，回到北京，因为政治风向变了，右派开始平反了。他逃跑并尽早返回首都意味着他能够被允许留在北京工作生活，而大多数右派都在他们工作过的劳改队附近被安排工作了。甘粹被给予了一个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图书馆的职位。研究所的主任，许觉民与甘粹的一个同学结婚了，这对夫妇常常邀请他去家里吃晚饭。自他会北京三年后的这样一个晚上，甘粹一进门就发现一个和林昭长得很像的女性——是她的妹妹彭令范。事实证明主任是林昭的远房表亲。他们四个那晚上几乎谈了一晚上林昭。甘粹觉得仿佛是命运的干预一样让他的生活一直离不开林昭。
几年后，彭令范移民美国，她给了研究所主任一包纸，上面是林昭部分监狱里作品的影印。当党开始平反右派时，彭令范四处奔走以恢复姐姐的身后的名声。法院最终同意，但它没有提供她的案件的任何细节，也没有透露她的下落。不过一天下午，彭被传唤到了外滩的公安局，黄浦江边的一栋雄伟的欧式建筑。某位没提供姓名的警官见了她，他没有提问题，而是提供了一些答案。他说，市公安局一直对于如何处理林昭存在分歧，即使是现在，她死后的很久，是否为她平反的问题仍然存在严重争议。他说，许多犯人试图保护她，有的人还献出了生命。她的处决，他说，是由上级决定的，支持这个决定的人现在仍然位居要职。这位警官开始紧张。“我听说你记忆力很好，但没有必要记住我们的谈话，”彭令范后来援引他的话说。然后他给了彭令范一包纸。她立刻认出了林昭的笔迹。
彭令范移居美国后很久，甘粹才知道了关于这些文件的事。这名研究所主任把它们展示给他看，并请求他的帮助。当时他和那位主任均已经退休，主任的视力正在变坏。他已经无法识别林昭的手迹，希望甘粹能够辨认它们。甘粹把这些纸带回家，藏了起来。当时他正担负着一份公寓大楼保安室的义务工作。每天早上在早餐前，他坐在保安室里，研读这林昭的作品，试图认出她很久以前在监狱写出的小小的褪色的字。些作品是钢笔写的，但林昭在上面注明其中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先用鲜血写成，然后才用监狱管理者给她的纸笔誊写的。现在，甘粹慢慢地再次誊写她的作品，一句话接着一句话，一页接着一页。他在上面每天至少工作一个钟头。有时候，在保卫室里没人时，他读着她的话就哭了起来，然后继续抄写。当他完工时，最后的成果是469页。现在它在胡杰的手中了。甘粹告诉制片人他可以保留三天。
被发掘的兴奋所驱使，胡杰狂热地研读到了深夜。自从他第一次听到林昭的名字并下决心寻找她在监狱里的作品已经过去两年了，他几乎无法相信他最终拥有了它们。他已经寻找它们了那么久，而且他关于林昭的文学天赋又有如此多的耳闻，似乎这些稿纸不大会达到他的期待。然而，它们做到了。他被这些作品迷住了，被她文字的激情和力量震惊了了。虽然胡杰读的是原件拷贝的拷贝的拷贝，但是书写是如此的强有力，给胡杰的感觉就是它的原件是由血写成的。
该文件表面上是给人民日报，党的官方报纸，的编辑的信，但这与胡杰见过的任何信件都有所不同。正文为438页，有八附录材料。林昭似乎花了数月时间书写这封信。在开始的段落，她写道那是法国国庆日，7月14日，但她署名并标注日期的时候，那是1965年12月5日。正文如同意识流一般，论述，长期被囚经历的说明，一并洋洋洒洒地写成了不成结构的文章。某些部分读起来像是日记，其他的部分像是宣言，偶尔会变成到语无伦次的咆哮，但每一页都充满了感情和反抗。
“反右——那腥风血雨惨厉倍常的一九五七年在许多人也在这个青年人的生命史上深深地刻下了一道烙印，划出了一道鸿沟！”林昭信的接近开端出写道。
而这回事当然是共产党错的！不仅错，而且大错特错！每当想起那惨历的一九五七年我就会痛彻心腑而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只要提到看到或听到这个年份都会立即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假如说在这以前处于暴政之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流露，那么在这以后则确实是几乎已经被摧残殆尽的了！而先生们的贵报又是何其杀气腾腾地每天每日焕发着血腥味儿啊！
林昭在文中不时提到文学和历史。当她指控监狱管理者剥夺她的纸笔的时候，她回忆起沙皇曾经用相同的手段来使反抗诗人莱尼斯噤声。“而如今行之于这个青年反抗者便更不见得有效！”她宣称，并指出已向人民日报写了两份血书。她常常用第三人称指代自己为“青年反抗者”并把自己描述为“自由战士”“基督亲兵”。她说，她完全了解挑战党的统治的可怕的代价，但她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她的良心要求她这样做。她指责党利用了她这代人的理想主义，并且质询政治变革可以和平进行，而不是暴力推进。她还描述了写血书多么困难，她是怎么刺破她的手指作为笔的。有时血液干得太快，因而她一下午时间只能写几句话，有时她会因流血太多而头晕目眩。鲜血是贯穿整封信的意象。
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着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地与热烈激昂的气质，予以煽惑，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着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与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下！怎么不是血呢？！这个玷污了祖国历史与人类文明的罪恶政权可谓完全是以鲜血所建立、所巩固、所维持下来的。
林昭写到了她在监狱里受到的虐待，被殴打，被折磨，写到了她恐惧于被强奸，写到了她被警卫以痛苦的姿势铐住的事，写到了被强迫从鼻孔进食的事。当她不能忍受折磨的时候，她写道，曾试着用吞肥皂和以玻璃割腕的方式自杀。她说她要挣扎着才能在这种痛苦面前保持理智。
我用血在水泥墙上写了几行：“不，不！上帝不会让我疯狂的，在生一日，她必定保存我的理智，如同保存我的记忆！”但在如此固执而更阴险的无休止的纠缠与逼迫之下，我似乎真地要疯狂了！上帝，上帝帮助我要被逼疯了！可是我不能够疯，我也不愿意疯呀！
有时林昭写的话是如此的混乱和令人困惑，以至于胡杰怀疑她是不是真的精神崩溃了。但胡杰读到的不切题的散漫段落与清晰明确的段落几乎一样多。或许最尖锐的文字出现于信附录的补充材料，里面包含四首诗，其中之一讽刺了一首毛泽东非常著名的诗；三篇短文；一份林昭对她1965年判决的声明；还有一份1964年12月对她的公诉书的副本，附着她的注释。林昭逐字复写了判决书并在文中写了评价。胡杰被震撼到的原因不仅包括这是他看到的第一封关于林昭所谓罪行的详尽陈述，还有她带有那么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口气又那么地轻蔑的注释。
“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主犯林昭，业经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并侦察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经审查证实：被告林昭，原名彭令昭，又名许苹，化名吕明，女，三十二岁（注曰：应为三十岁），江苏省苏州市人，官僚资产阶级出身（注曰：不知所云！），学生成份，大学文化（注曰：就是一九五七年给你们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也者迫害得中断了学业的！）...。一九五七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注曰：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观听可谓至矣！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灭之良知的激励与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给予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注曰：多谢留情从宽！但也是你们未曾真正掌握得林昭当时的全部活动之故！）一九五九年因病来本市休养，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被捕。（译注，这个日期有点问题，本书中是14日，但找到的资料是24日，取了后者。）
起诉书说他的父亲是作为一个反革命份子畏罪自杀的，“…却是也听见得耳熟能详了：凡所有自杀者大略都是“畏罪”所致！”起诉书说她在“绝食书”中写道她会“一息尚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林昭说，“是有这话不假，皇天后土共闻！”当起诉书指控她“反社会主义”时，她写道“假如那所谓的‘社会主义’就只意味着对于人的凌虐、迫害与污辱，那么‘反社会主义’或‘进攻社会主义’就决不是一种耻辱！”当被指责对党对监狱为“垂死挣扎”时，她说这份对判决书的批注就是这挣扎的最好的例证。在起诉书的最后一页，检察官指出，他们已搜集的证据对她不利的证据包括她的八册著作和证人的证词。林昭再次插话道：“按所谓马列主义原则来说，“法律”者，“统治者的意旨”而已！反抗即是大罪，争自由即是大罪，要人权更是大罪，何需什么‘人证、物证！？’”
林昭也在她写给人民日报的信后附了一份关于她20多年监禁的判决的声明.“这是一个极其肮脏极其可耻的判决！但它确实也够使我引为叛逆者的无上光荣！”她写道，并补充说她会“努力工作”活到刑期结束。“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天下后世！“她总结说。“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宄——歹徒、恶赖、窃国大盗和殃民贼子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当胡杰看完文件，冬日的阳光已经在雾霭的城市中升了起来。透过他姐姐公寓的窗户，他看到了黎明的第一束光线照射着天际线上四散着的起重机，车辆开始行驶在城市的道路上。”数年后，当我问到胡杰在那个早上有何感想之时，他回答他感觉到仿佛遇到了一个以前从未碰到也从未曾想能存在于这个国家的“思维层次”。他说，他感到振奋和自豪。“我站在窗前，看着东方的天空亮，”他回忆道，“我认为伟大如林昭的女性曾活在这个国家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我认为她是国宝。”
胡杰找到林昭的文件之后不久，一个朋友打电话来告诉了他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安全部的国保来提了几个关于他的问题。自从胡杰失去新华社工作的那天起，他就假设自己受到了秘密警察的密切注意，有时怀疑他们在跟踪他或者对他的通话进行录音。但现在他确定地知道了他们在做着……什么。知道这些阴影中的人在调查他，但却不知道他们打算做什么或者什么时候做，这是让人不安的事。胡杰将其比喻为吞下了一只虫子，不知道它会在他体内做些什么。这是一种不适的，让人作呕的感觉。过了一会，其他的朋友也报告说安全部门的国保接触了他们。胡杰担心他有可能随时被捕。但最让他害怕的不是坐牢。而是他永远都完不成纪录片的可能性，这样他就永远无法讲述林昭的故事了。他曾在这影片上面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完成了漫长学徒生涯，却被告知会在自己完成自己代表作之前死去的艺术家。胡杰很确定没有其他人在做这项研究，他担心一旦他停止了，所有他收集到的资料就会重新被埋藏，或许是永远地。
被捕的可能性驱使他更快更努力的工作。把那些稿纸还给甘粹后，胡杰催促他把他介绍给林昭的表舅，退休的文学院主任，那人给了他林昭的亲笔信。几个月间胡杰翻来覆去地看文章一遍遍检查甘粹的工作，试图认出甘粹认不出的字。文档充满了新信息，新线索，胡杰步步深入，扩展了他的采访对象。他感到他仿佛在与警察赛跑，努力在他们完成调查逮捕他之前完成电影。这很伤脑筋，但却让人充满活力，并且激励着他前进。在拍片之余，他试着加深自己对于历史和政治学原理的理解，尝试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去读，因为他觉得每读完一本书，他就可以少向监狱带一本。他让他的朋友告诉国安直接来找他，而他把每一个没人敲他门的星期都当成是缓刑，另一个让他收集更多资料，让文档更加完善的星期。
胡杰也感到一种自然的最后期限正在到来。林昭的同龄人都老了，他们的记忆在褪色，他想采访的某些人已经死了或者身患重病。这些人的时代已经落幕，他们的故事，经历，观点都会遗失。胡杰相信他是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拯救这段历史。林昭的信提醒了他还有多少她的生活他还不知道，有多少他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了。如指控书中指控的，她真的请求一个名叫阿诺德的外国人把他的作品偷运出国么？她真的编纂了一个中共高层的名单来作为寄抗议信的对象么？她在监狱中还写了什么？还有为什么她的刑罚由二十年有期徒刑变为死刑？
由信引发的最有趣的问题是胡杰在早期研究中听到的一个谣言——毛泽东亲自在监狱中见了林昭。胡杰一开始觉得这不可能。但他研读林昭的信的时候，他注意到了一段文字，其中她描述了自己与一个她成为“独夫”的人间的互动。
这些话能体现出他的典型人格。年青人倒是挺闻得出独夫的语言犹如认得出他的文字，不论是在直接或间接，露面或缩头的情况之下：“我制不服你个黄毛丫头，我倒不相信！”“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
胡杰开始时以为林昭是在指一个监狱官员，直到他发现她还在其他许多段落里明确地用“独夫”和“你们的独夫”来代指毛泽东，因为她写出了他的职位——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并引用了他的诗。她攻击他的统治，写他有着一个“极其可怕的冷酷而刻毒的灵魂。”胡杰猜想，或许林昭用“独夫”在有些地方是指代毛泽东，其他地方则指代看守所所长。但也有些地方她似乎混淆了两者，写道“独夫”即是中央委员会主席也是看守所所长。
（独夫）作事不忖量后果！——可能也忖量来着，惜乎只忖了一边，所说这点从“我制服不了你个黄毛丫头，我倒不相信！”那句轻躁任性而盛气凌人的狂言很可以看得清楚。诚然也是，在独夫恐怕就那么想来：大江大海闯了多少，又得说蒋家几百万军队照样打得个落花流水，怎么“我”难道会制不服“你”——“个黄毛丫头”？真正“我倒不相信！”这从独夫之错误的思想根源及其悖谬的思想方法上去认识原也十分自然甚至必然。
胡杰知道林昭在写这封信的时候神智并不十分清醒，但他的女主角可能面见过毛泽东这件事太有趣了，他无法忽视这个可能性。即是她精神崩溃，胡杰推断道，也不一定意味着毛泽东从未去过她的监狱。胡杰从学者那里咨询到，毛泽东在林昭被拘押期间经常光临上海，他们也提到了主席那对于年轻女性的臭名昭著的偏爱。然而毛泽东生活中的太多东西依然是被官方保密的，他们可不会说毛泽东是否造访过他的囚犯。
胡杰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团，并且没有将其收入影片，但他找到了其他的线索。2001年夏天，倪竞雄与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安排见面。她从美国来到上海进行一次访问，尽管已经年近古稀，胡杰还是立刻找到了照片上林昭年轻时的影子。他对彭令范解释说他正在做一部关于她姐姐的纪录片，并且呈给她了一份礼物：一本由他编纂的林昭诗歌及其他作品集。然而令他吃惊的是，彭令范拒绝接受采访。她似乎很紧张，问他是否被跟踪。她还敦促他不要拍这部电影，说这不安全，并且说如果他不停止拍片计划的话政府部门可能会给他安排一场车祸。胡杰恳求她改变了主意，争辩说她姐姐的故事需要被记录并公之于众。当彭依然丝毫不为所动时，胡杰愤怒了，他跳出自己的座位，高声宣布林昭的故事是不是她的家庭的个人财产，而是国家遗产的一部分。最终，彭令范同意只回答两个问题。胡问她是否知道一毛泽东与她姐姐会面的事。彭令范拒绝让他将回答录影，单说当林昭1962保外就医回家之时，她听到她对她们的母亲说毛泽东来到了她的监狱并讯问了她。她们的母亲打断了她的话，彭令范说之后再也没有听过她姐姐说过这件事了。
第二个问题，胡杰问到了倪竞雄告诉他的一件事。她说彭令范曾与林昭的监狱狱医在文革后短暂见过面。同样，彭令范不让胡杰录下她的回答，但她随后在香港发表了一篇散文讲述了医生告诉她的事。
他个子虽小但显得精明能干的样子。见面时他有些紧张…他似乎在搜索他那些年的记忆：“林昭在医院中住了不少次，多数是由我给诊治的。除了那段我因她而被剥夺权力的时间之外。他总是设法让林昭在医院里多住几天。她是一个“任性”的女孩子，有极强的煽动性。在治疗中稍有一些恢复的时候，就又宣传起她的政治主张来了。她能说会道，影响很大，文笔又快，刚好一点，就“上书”、“参本”，忙个不停。她来住医院，起先主要是因绝食而抢救，后来有几次因写血书把血管切得太深而流血不止才送来医院，…林昭去精神病院鉴定也是我提出来的，因为她常常说其他人包括医生在内都要谋害她，我觉得她的思维有时给折磨得不正常了。因为“包庇”她，我被弄去劳动了一年多。当然了，我的家人对此很不满，但我想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所做的唯一不违心的事。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力救她。
她最后一次来医院是大咯血，人瘦得还不到70磅（60斤左右）我简直都认不出她了。只有她的眼神仍闪烁着光芒。趁没有人在旁时，我对她说：“唉，你又何苦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轻声地回答。我有些不好的预感。果然有一天上午，三四个武装人员直冲进病房，把林昭从病床上强拉起来。当时她还在吊葡萄糖，那几个人大叫：“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林昭毫不畏惧并从容不迫地说：“让我换件衣服。”他们说不行，随即像老鹰抓小鸡似地将她架着走。她在门口还对护士说：“请向X医师告别。”其实我当时就在隔壁病房内，听得很清楚，但我不敢出来，只觉得自己浑身正在发抖。他说当了一辈子的狱医，从来没有看到任何犯人从病床上拉起来立即开了公审大会就去执行的…（译者：我找到了彭令范先生的文章，这两段多数是把她的文章里代词替换一下使用，少数找不到出处的就自己翻译）
在同一篇文章中，彭令范写道，林昭曾一度被送往上海精神病医院进行精神病鉴定。精神病院院长是著名的精神科权威粟宗华医师，被指控以精神不正常为由包庇林昭。被红卫兵不断虐待之后，他于1970年文革期间自杀。
胡杰最后找到了林昭的狱医，那个被彭令范称为“X医生”的人。他已经九十几岁，住在上海一栋新公寓楼的四楼。可此人已然听力衰竭，老态龙钟。他说他已不记得任何关于林昭的事了。她的妻子也在那里，而她也只回忆起他的丈夫曾经被发现在口袋里保有一首林昭的诗而已。胡杰找到这个医生的唯一发现就是这已经太晚了。这让胡杰十分沮丧，也提醒了他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胡杰想要采访其他的监狱官员，但他担心这只是在期望好运能够继续而已。自从他第一次听说国安局来问过他的问题已经过去几个月了，现在他对于做任何可能惹恼他们的事都感到很紧张。于是他去找与监狱做过生意的朋友来帮助他。那人熟识当地官员，并自信他能说服他们接受采访。但当他跑去见那些曾经在1960年代管理监狱的老干部——现在是打着麻将的退休人士——时，他们立刻拒绝了。胡杰曾去谨慎地联络那些曾经掌权的法院官员时，这些努力也失败了。
然而通过另一朋友的帮助，胡杰成功地获取了上海市检察院资料室的一份官方记录。胡杰和他的朋友，另一个辖区的法官，就那么走了进去，请求林昭的卷宗。过了一会，职员给了他们一份薄薄的文件夹，里面有几张打印纸，已经褪色难以辨认，只有一份13页的手写报告还能辨认。它的题名为：“林昭加刑材料摘录。”胡杰快速浏览了一遍，立刻明白了它的重要性。这是那份建议处决掉林昭的报告。他的朋友请求职员将其影音，然后他们立刻冲出了办公楼，脸上写满了兴奋。
胡杰仔细研究了这份报告。它标注的日期是1966年12月5日。它指控林昭犯下以下“严重罪行”：
疯狂攻击，诅咒，诽谤伟大的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
极端敌视和仇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公开呼喊反动口号，破坏监狱秩序，煽动其他犯人造反，公开威胁要为被处决的反革命犯复仇…
坚持反动立场，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抵抗纪律和教育，拒绝改造...
报告详述了林昭在监狱内的所作所为，描述了她是如何自残并用自己的血书写“极端反动和残暴”的信件，文章，日记的。这些作品共有“几十万字”，其中包含一篇18万字的和一篇20万字的。上面还说她在监狱的墙上用血书写口号，用血玷污毛泽东的照片，召集其他囚犯呼喊抗议口号。报告最后总结道，“劳改局意见：我们的意见是罪犯林昭应该被处决。”上面还有一位上海高级警官王健的批注：“同意加刑判决。请检察机关及法院商议研究，听取其意见。”
随后，胡杰采访了一位曾和林昭被关押于同一监狱的人。他在林昭被处决前不久见过她。他告诉胡杰监狱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她，因为她的喊叫，也因为监狱广播常常批评她拒绝改造。当她最后一次见到林昭的时候，她已经被从多人囚室被移到了一个监狱5楼的小号子。那层楼只有她一个犯人。有时他会为她送食物，这时他就看到她坐在铁栅栏之后。她的头上戴着一个头盔，只有眼睛露出来。监狱强迫她戴着这个，这样她就出不了声了。
胡杰收集完材料，就开始将其组合起来的工作了。他只把正在用的带子放在家里，把其余的都藏在朋友家和亲戚家，以防警察前来搜查。每当他完成一段电影的编辑，他就会把这部分拷贝了，也藏起来。渐渐地，纪录片开始成型。胡杰将影片命名为寻找林昭的灵魂。这是一部彩色影片，以对自己的一组长镜头开始。在这组镜头中他讲述了他是如何下决心去探寻林昭是谁，以及她身上发生了什么的。他以他自己的需求构建了整部影片，并自己担任旁白。但片子的主要讲述部分还是由她的朋友同学来完成。在这些采访的间隙，胡杰阅读了林昭的诗歌，书信，监狱的作品，用摄像机扫过了她的手迹并拍摄了她的黑白照片，经常在背景使用激昂的管弦乐。胡杰挣扎于他收集的大量的材料与这个课题的复杂度之间。他怀疑他的观众对他所讲的事情一无所知。在2003年秋天，他向崔卫平，北京一个知名的女性电影教授，批评家展示了一个早期版本。她很喜欢它，于是邀请了一小群学者和电影制片人到她家开展了一个小型试映会。这是胡杰第一次把电影放给一群陌生人看，他很紧张。然后观众开始讨论电影。崔卫平和房中的历史学家深受震撼，盛赞其为一个突破，说这是中国第一个面对这个国家过去的被隐藏的时代的影片。但观众中的电影制片人对其评价不高，说这片子太情绪化了，不是一部真正的纪录片。他们称胡杰把林昭过度吹捧，作出了一部和政府的影片一样糟的宣传片。
胡杰深受回馈鼓舞，并且认真对待了批评。他意识到他对于林昭已经不客观了，他的感情已经由好奇，执念发展到接近崇拜的地步了。比如说，当他在上海的一家殡仪馆找到了林昭的骨灰时，他拿走了她一束未被火化的头发来收藏，因为他担心她的骨灰盒可能会遗失。林昭的黑白照片充斥着他的编辑室，他甚至画了一幅小小的林昭像。一位密友告诫他，他已经不是在研究林昭而是爱上她了，胡杰认为他说到重点了。他听说了许多关于林昭的故事，他感到他很了解她，并且知道了为什么她生命中的那么多男性都会对其倾心。他被她火热的个性深深吸引，并且钦羡她作品的激情和优雅。但远不止于此。他还被她的勇气，永不妥协的正义感所鼓舞。这使他意识到这些品质在当今中国是何等稀缺。他甚至怀疑这个国家是否还存在这些东西。
胡杰试图在接下来的编辑中尽量排除个人情感。他采用了一种不那么情绪化的风格，用较为平静的语调旁白，让历史的剧本自己说话。他还添加了一些新采访的新资料。他仍然担心国安局的人，于是他把影片刻成盘开始分发。纪录片并未完成，于是他在盘中加了一个免责声明，说纪录片仍在编辑之中，希望观看者不要散发这个未完成作品。但他希望如果他被逮捕，至少有一些人能看到这部影片。他继续编辑，秘密警察仍未到来。他继续分发新的版本，并相信他和官方已近达成了一项心照不宣的微妙协定。他想象着他们不逮捕他是因为他还未完成影片，正式将其发布，比如说在海外销售。他想，如果他们逮捕了他，那么这部影片就会引起关注，而现在它只是在地下放映而已，没多少观众。但如果他们不逮捕他，他就会继续完善纪录片，并发放新的版本。慢慢的他的观众就会增多。
事实证明，寻找林昭的灵魂的传播速度比胡杰预期的要快。电影教授崔卫平，发表了一篇关于它的文章，在2004年春天，广州一所大学的一名教授邀请他为他的学生们放映这部影片，作为一个为期一周的纪录片展映活动的一部分。后来，该市的一个不错的艺术馆的馆长在看了放映之后，安排胡杰在该馆内的一个礼堂里，在300名观众前，展示他的作品。在那之后消息传播的十分迅速，全国各地的大学都发来邀请。一些报纸也设法报道了这部影片，之后一位出版商将光碟与数百所大学的新教材一同分发了。他告诉每一位观众，影片仍未完成。他是认真的，因为越多人看到它，他就会接到更多的电话，带来新材料的线索。
有时，当胡杰回答观众提问时，有些大学生会为难他，质疑他的爱国心，并指责他曲解历史。但观众回应是压倒性的正面。年纪大的观众常常看得泪流满面，并在结束后拥抱胡杰，感谢他让他们的经历不会被遗忘。年轻人也深爱这部影片，称它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自己国家历史的大门，迫使他们重新评价了他们被灌输的一切。学生们将电影文档录入并贴到因特网上，在那里有一大票纪念林昭的文章和网站。她的妹妹回到上海，把胡杰找到的她的骨灰安置在苏州的一个墓园之中。数百人参加了下葬仪式，其他人则组织了每年的朝圣活动。在5年的独立研究之后，胡杰意识到他低估了这个国家面对它的黑历史的意愿。
国安局最终从阴影中走出，敲响了胡杰家的门。这是2005年，他的影片已经获得了地下成功。这些人比他想的要年轻，礼貌，他们说他们来只是来聊聊的。他们中的一个人说胡杰现在已经很知名了，他们不能继续“照顾”他了。另一个人对他说在全国有很多像林昭这样的故事。他说林昭这样的人是“左的错误”的受害者，现在讨论他们已经没用了，因为没人会被追究责任。然后他们问胡杰为什么他的影片总是围绕着负面的东西打转，为什么他从不拍摄关于中国的正面纪录片。
胡杰回答说他相信以批评的眼光看待社会是一个纪录片导演的职责。他说，在中国有数百个电视台，他们总是播送“积极”的故事，歌颂“先进”党员。他问国安，他们是否喜欢这些报道。国安承认不喜欢，但他又问胡杰：他觉得中国自林昭的时代以来是否有所进步？是的，胡杰回答。如果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作出这样的电影，他会被枪毙。如果他十年前作出这样的影片，他会被跟踪和逮捕。“但你现在来到我的门前，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聊天，”胡杰说。“你们对我一直非常宽松，这就是进步。”国安不住点头。
几年后，我听说胡杰又到了北京，就与他安排见了一面，地点在二环附近的一家咖啡店。他让我不要在华盛顿邮报报道他，他怕这样的知名度会惹恼当局。但我还是追访了他的工作，因为他曾允许我在我中国记者站的工作结束后讲述他的故事。这天下午，他抵达咖啡店的时候已经迟到了半个多小时。他身着黑色体恤，肩挎帆布相机包，看起来很憔悴。他嘴里喃喃地抱怨着这座城市近些年来越来越糟的交通。在我们的包间里他好像有点不专注。他说他在忙着几部新纪录片，几乎全都是政治敏感题材相关的，不过其中一个特别地有挑战性。就是这部纪录片把他带回北京的。
这部纪录片是另外一个点亮中国黑历史的尝试，不过它的焦点是文革而不是反右。一年多以来，他一直在秘密地采访85岁的前中国社科院现代史学者，王晶垚。王已故妻子卞仲耘，原是本市最著名的中学，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当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校学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深入挖掘隐藏的社会主义敌人，指控卞仲耘为反革命。数周的批斗会之后悲剧在1966年8月5日发生，丹田一伙高一的女生押着卞仲耘和四个学校管理层在操场上游行，踢着他们，用棍棒殴打着他们。被折磨了数小时后，卞仲耘倒下了，被人丢到了一个垃圾车里。当时她四十八岁，是文革中死去的第一个人。对于妻子的被杀，王晶垚感到悲痛欲绝，第二天他带着一个折叠相机到了太平间拍下了他妻子的尸体。在黑白照片上，卞仲耘躺在水泥地上，脸上满是红肿和伤痕；头发搅成一团，被血液凝固着；衣服被撕破，沾满了泥土。在其他的照片上，衣服被移除，可以见到伤痕遍布全身。王晶垚告诉胡杰他留着这些照片是为了“记录历史的真相”。他已经秘密地保存它们几十年了。现在他想让胡杰把这些用在电影里，以保证他妻子的死不会被人遗忘。
但胡杰现在在拍片上遇到了麻烦。几乎他找到的所有前学生前教师都拒绝访谈。胡杰找到了一位曾冒着被迫害危险给王晶垚写了一封匿名吊唁的老师，即使是她也拒绝了采访。她现在已经75岁了，事情已经过去了近40年，但她对胡杰说现在去讨论发生了什么依然为时过早。胡杰被迫用这些有限的材料，围绕着王晶垚的照片构建影片，并且已经给他放映了一个最近的版本。但王晶垚并不满足。他希望胡杰把这部影片弄得更加重口味，或许加上他对于官方从未认真调查他妻子死亡的怀疑，因为学校中的很多女生都是高官的孩子，包括邓小平和前主席刘少奇的。讨论情况时胡杰叹了一口气。文革引发了这些紧张和矛盾情绪。太多人不愿意讨论它，这使他在获取材料上遇到了很大困难。然而王晶垚决心要让社会直面他妻子的死亡，所以他不停催促胡杰努力直到它给力到足以达成这个目标为止。
胡杰又花了一年时间完成纪录片，他将其命名为《我虽死去》。由于他紧紧地聚焦于王晶垚和他妻子的死，这部影片比林昭的那部还要令人不安和情绪激昂。胡杰几乎完全用黑白色将其摄成，在最有冲击力的一幕里，王晶垚打开一个皮包，里面是沾满鲜血和泥土的一件衣服。他的妻子死时就穿着它。胡杰为这部作品而自豪，在2007年将其呈交给中国西南部的一个有威望的电影节。然而政府在电影节开幕前一周出面干预。不是禁止纪录片放映，而是取消了整个电影节。
胡杰在一年后的香港的一个电影节里转了运。评委们给了《我虽死去》电影节最高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