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ocr 《聖マルガレタ学園》论考

转载按：本文最早出自成人漫画《聖マルガレタ学園》封底。需要说明的是该漫画非常重口，如果你手贱去搜索了然后瞎了狗眼或者毁了三观或者心神不宁了，请不要怪我没有提醒。

然而我认为，巫代凪远是一位极为优秀的作家，不说别的，就是那些林林总总的创意，以及对于细节精湛的描绘（没有他画不出来的，只有你观察不够仔细的），就可以碾压那些以为随便画点绳子啊蜡烛啊就可以拿去卖钱的渣作作者们。

至于本文，亦是值得我人肉ocr出来的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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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画出这样异常的漫画呢？

在前作《ストライクハーツ》里面,对角色的构想简直可以说是没脸的偏离之后……这次就做纯粹的工口漫画好了，就在这样考虑之时，突然闪现出对时代的大力嘲讽，随之就完成了这个剧本。
一言以蔽之，可谓是“通过极端的叙事来展现必要之恶”吧。

这篇漫画描写的女孩子们没有人权，简直可用超乎想象来形容，面对超越常识的无理，而且被异常的性的欲望所投影。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漫画几乎可以说完完全全地没有描写“人权所有者”们（本文中为了叙述方便主要是那些教师），设定商业完全没有遭遇性犯罪，非常安全的生活着。

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个世界没有“袭击持有人权的人的理由”。从设定上看，人数变少了的男性收到优待的同时，那些没有遗传问题的女性也受到了极度的尊重——恐怕对于人权侵害的处罚也很严厉吧。而且在这个“性欲随意发泄对象”就在那些不得不守护的人权所有者的身边，赤裸行走的世界里，根本没有必要冒着犯罪的高风险去袭击这些人权所有者。

构想的起因是自己的内心深处，“AV大国=安全地带”的扭曲思想。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对日本被取笑是“AV大国”这件事，内心觉得很开心。因为日本就算是“AV大国”，相对于那些被称之为“嫖娼天国”的国家,其实反倒是更安全的国家。

对于被嘲笑“根本连虚构和现实都分不清”，也稍稍有点自豪。
因为同日本相比，很多外国甚至不存在虚构，法国在94年曾经举办过事实上的性奴隶拍卖，和日本人提起的时候，“怎么想H漫画”这样半信半疑地一笑置之了。这样的外国现实，在日本只是创作，是虚构或者历史中的“无意义的情报”了。

不如说日本因为只有虚构所以才健全，在虚构中发泄的我们，才真正是“纯真”——这其实是自豪呢。

总的来说，在H的表现力上，我尝试用客观记录的模式来展现“无人权”这个主题，尽可能的从各方面展开叙述，所以……本作相对上一本来说，还是比较“提神”的。

老实说，必须要正视性欲的存在。
食色性也，性欲是生命本能存在的需求，如果强行逼到角落，搞不好会演变成能犯罪都无不顾忌的心态。

从防止“现实犯罪”的角度来看，虚构和妄想作为宣泄口是一定有必要的。作为模型妄想的宣泄口，“必要之恶”也是需要的。
“在无人权的虚拟空间随心所欲”，这就是H漫画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通过漫画来宣泄那无处发泄的黑暗欲望”绝不能认为是耻辱。比起由于性欲而给他人添麻烦，朝着纸质媒体射精要和平的多了。
我个人倒是希望全世界的这种“牢骚”都只能以漫画的形式表现出来。

希望从此以后我越画卑微的异常的变态的性为，世界就越稍稍地和平一点（笑）。

2007年7月30日 巫代凪远

（本论文由sweeper翻译）

走出毛泽东的阴影——失明的正义

译者的话：依然是走出毛泽东的阴影里的一章，这章是关于陈光诚的。作者 Philip P. Pan 是陈光诚请去曝光临沂市计划生育暴力执法的外国记者之一，对整个事件较为了解，这篇文章也把陈光诚事件的来龙去脉——至少是入狱前的部分，写的比较详尽和完整。

翻译的时候发现 translator toolkit 里已经有50%的翻译了，后来知道 Smashword 里已经有一个付费版了，不过我还是贴出来了。错误是难免的，如有指出我立即纠正。转载请随意，如能转到墙内就更加欢迎了。注不注明翻译无所谓，但是请务必注明原作者。另外貌似这书在香港要出繁体版了，出了的话咱一定要买一本→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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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山东省黄河入海口南侧的平原上的东师古村的一所小农舍里，一位盲人正在为一次漫长而危险的旅程做准备。30过半的陈光诚是个一个苗条英俊的男人，有着浓密的头发和灿烂的笑容。平时常带着黑色阳镜的他，如果换个环境，很可能被当成是年轻的流行乐手或是香港影星。但在2005年的这个晚上，他是一名策划逃亡的囚犯。

陈光诚摸索着穿过灯光昏暗的房间，收拾起一些纸张，叠起来塞进他的口袋。口袋里还有一个数码录音机和其它几件物品。他必须快速行动，并且不能被背着的大包拖慢了速度，以避开安插在他房子周围的打手。几天前，他曾查过古老的占卜书《易经》，并确定了最佳逃亡时刻：8月25日晚上9点到11点之间。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他的侄子会在村外等着他，然后把他送上汽车， 再带他登上前往北京的列车。他只需躲过那些打手。

这是一个温暖无风的夜晚，在等待中，陈光诚感到自己的脖子上渗出了一粒粒汗珠。他靠近门口站着，专心听着外面的动静。但他能听见的，只有远处的狗叫声，和他自己紧张的呼吸。有一瞬间，他怀疑政府的人是否还在外面。但他们当然在那里。他们好几个星期以来一直都在，阻止他离开他的房子，同时也阻止别人来探望他。

随着行动时间的到来，陈光诚的妻子帮助他脱掉鞋子，换上了一双运动鞋。袁伟静是一个坚韧结实的女人。她也是陈光诚逃脱计划的同谋者。他们是4年前认识的，那时她刚刚大学毕业不久。陈光诚在一个广播上的电话交谈节目中听到了她打进来的电话。家在邻县一个村里的她，用悲伤而柔和的声音讲述了自己如何难以找到一份好工作。他后来给她打去电话，鼓励了她一番。他提醒她，与当地的大多数农民相比，她已是多么幸运，并跟她开玩笑说，她不知道一个残疾人要找到工作比她还要困难很多。他的话打动了她，在他的鼓励下，她找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爱情之花很快就盛开了，首先是电话通话，然后是见面。她的父母极力反对。他们告诉她，虽然她并不漂亮，但她身高体健，有良好的工作，因此“没有必要”嫁给一个瞎子。曾有一段时间，他们把她锁在屋里，以防止她去见他。但她逃脱了，并与陈光诚私奔，不久之后，他们有一个男孩，之后又有了一个女孩。

从一开始，袁就试图劝说她的丈夫在当地医院找个清静的工作，当中医和按摩师。这也是在中国，盲人可以得到的少数职业之一。但陈光诚从未让他的残疾限制他。他家里一共有五个兄弟，都是农民，他是最小的。他在还是个婴儿时就因为一次高烧，以及农村恶劣的医疗条件而失明了。直到17岁他才上学，直到20岁他才小学毕业。但是此后他没有进入技校，因为在那里他将只能学习按摩。陈光诚说服了父母，进了设在港口城市青岛的盲校， 继续接受教育。在那里，他了解到了一部保护残障人士权利的新法律。回到他的村庄之后，他告诉当地的官员，法律规定他们应该减免残疾人的税收。官员无不鸟他，他就不远600公里行程去北京上访，并且为他的家庭赢得了一笔钱。这笔钱帮助他的父母送他到南京某大学，并在那里学习中医，这也是除了音乐之外对盲人招生的唯一专业。但另一方面，陈光诚则上了几节他真正感兴趣的学科——法律，的课。在中国，歧视盲人和其他残疾人的现象很普遍。他相信他能够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与之进行斗争。

甚至在毕业之前，陈就已经在家乡开始有了一些声誉。大家认为他不仅了解法律，而且也不害怕与政府对着干。他是个盲人，这一事实只会更增加人们对他的尊敬。他们理解残疾人所面临的困难多么巨大，尤其是在象东师古村这样贫困落后的村庄里。他们钦佩陈光诚能够克服这些挑战并成才。起初，他因为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而著称。他在法庭上一再辩称，如果官员不能为残疾人士提供更好的服务，他们至少应该停止从他们身上收税。法官同情他的事业，并在三件案子上判他获胜。但接下来党内领导指示法院停止受理他的案子; 显然，他们担心税收上的损失。

尽管如此，陈光诚获胜的消息已经传开，当地居民开始就其他事项征询他的法律意见。2002年，他协助数十个村庄组织了一场请愿活动，要求关闭一家造纸厂。那家工厂往当地河流里排放黑色的有毒废水，毁掉了庄稼，杀死了鱼类和乌龟，并使居民生病。因为这家工厂属于一名党内官员所有，政府拒绝采取行动。于是陈找到了另一个解决办法。他说服英国一家援助机构提供资金挖了新的水井，并铺设了用于灌溉和饮用的管道。一年后，陈光诚和他的妻子前往美国，参加一个由美国国务院组织的交流项目。回国后，他赢得了另一个大的官司，迫使北京地铁对残疾人免费。

袁伟静起初反对丈夫在这方面的努力。她告诉他，在农村有太多问题，而他无法全部将其解决。但陈光诚坚持要竭尽所能。他争辩说即使是很小的案件的胜利对于涉及到的家庭来说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终，袁伟静开始支持他与当局作对，但她一直担心他做太多白日梦了。（译者：感谢渣理的协助）他想为农村的残疾人建立一个法律援助小组；而她觉得政府永远不会让他这么做。党要求非政府组织在登记时，要有政府的挂靠单位，而政府只会让听话的团体挂靠。陈尽了最大努力，也只有一个党内机构愿意让他把他的组织挂在它名下——只要他同意为此每年支付巨额回扣。袁伟静也为丈夫的安全担心。她知道他让当地官员感到又羞又恼。帮助他四处走动的时候，她痛苦的发现他是多么容易收到攻击，找几个恶棍收拾他一顿是多么容易。但是她也知道她的丈夫不会改变。他就是无法在村民求助时置之不理。

最近的麻烦开始于五个月之前，当时陈光诚在北京为他筹划的法律互助小组寻求协助。有人从东师古村打电话告诉他，官员们正到村里每对儿有不止一个孩子的夫妇家里登门造访，然后带走夫妇中的一位去做绝育手术。来电者想知道他们所作所为是否合法。陈告诉他那并不合法，他随后赶回村里，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回到家时，他的一位邻居，一个名叫杜德红的女人，已经流着泪等在那里了。她说，有一伙官员闯进她家， 并要求她跟他们前往当地的卫生所做绝育。当她拒绝后，他们当着她的两个孩子的面，把她拽到外面，塞进一辆面包车。在卫生所里，一名官员抓住她的手，把她的拇指按在印泥上，然后强迫她在同意书上留下了手印。她跟他们争论，但是没有用。一位医生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内完成了手术。

这事让陈光诚愤怒了，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其他的邻居也来告诉了他类似的故事，有些甚至更糟。怀了第三个孩子怀了8个多月的母亲描述她是如何被强制堕胎的。当她说起医生是如何把毒药注射进她的子宫的时候不由得哭了出来。有些夫妇躲藏了起来。但他们的亲属被当地官员抓走并折磨，直到他们说服逃走的家人主动自首，并接受绝育手术为止。很多村民说，他们被关进临时监狱好几天，那里挤满了包括小孩在内的好几十人。

村民们一个接一个地找到陈光诚，请求他的帮助。他从未涉及独生子女政策这么敏感的领域。这是国家的发展战略重要支柱之一，也是公共讨论的禁区。他知道，政府已在数年前禁止强迫绝育和堕胎，但在全国许多地区，政府官员仍在使用这些方法。对于陈光诚来说，这又是一个令人头疼的例子，说明党置自己的法律于不顾。当他的邻居问他应该怎么做时，他建议对地方官员提起集体诉讼。自从党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政策，到现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从来没有人试图对国家强制绝育和堕胎的权力发起大规模法律挑战。陈光诚知道他获胜的机会不大。但他仍寄希望于党的领导人，认为一旦他们面对以其名义在他村里所犯下的暴行时，会介入并惩罚肇事者。

随着陈光诚的计划传被传开，全县其他村庄的居民也开始来到他家里，告诉他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可怕经历。然后周边县市的农民也开始给他打来电话。不久之后，陈光诚得知，附近的临沂市委官员已经下令在有着一千万人口的整个地区内打击“计划外生育”。他开始收集证据，来到一个个村庄，用他的数码录音机从村民那录取证词。当他回到在村里的家中后，袁和其他志愿者把这些证词记录下来，输入到一台旧计算机里。之后陈光诚前往北京，寻找能够曝光这些暴行的记者。但他联系到的所有记者都说，他们对此无能为力。独生子女政策仍然是国营媒体的禁区，即使对于象《南方都市报》这样最大胆的报纸，也还是风险太大。但陈光诚说服了一个博主和几个外国记者，包括我，来到临沂，对这次打击进行报道。他还找到了几位愿意和他一起回来并帮助他的律师。其中包括一位曾经呼吁对收容拘留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法律学者。这些律师前往临沂，提起了若干诉讼，为集体诉讼做好了铺垫。那位学者还撰写了一份篇幅很长的有力报导，并在网络上发布了出去。在临沂出现的暴行现在成为了国际新闻，并至少在互联网上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讨论与批评的话题。

对于临沂的官僚来说，外界的关注犹如芒刺在背，他们试图让陈光诚噤声。他们三次找到陈光诚并敦促他说服村民们撤回诉讼。他也拒绝了三次。他们告诉他，那个打击超生的活动已经结束了。陈光诚说，即使如此，仍然需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他们警告他，如果有些人因为他的诉讼而失去了工作，他们可能会对他加以报复。陈对此并不在意，他料定自己已经让他们乱了阵脚。在律师和记者们离开后不久，当地官员把陈光诚软禁在他家里，并在他的村里安排了三十人，下令阻止其他人去见他。陈光诚不知道他们打算把他关多久，也没打算知道。他听说在北京，有些同情他所做所为的政府官员，已经计划对此事进行调查。他认为假如自己可以得到了首都，他就可以去找律师和媒体帮助了。

就在快到晚上11点时，陈光诚和他的妻子开始了行动，悄悄走出了他们家的大门口。“有七个人守着，”袁伟静在陈光诚的耳边低声说。“大约在6米外。”陈光诚跪下来，抓起了一把沙子和卵石。然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轻快地走了起来，他的妻子拉着他的胳膊作为他的向导。几分钟后，他听到那些人跟了上来，并且越来越近。当他感到他们几乎赶上来的时侯，便向后抛出了手里的沙子和小石子。男子咒骂着落后了。

夫妻俩加快了步伐，在村里泥泞的小道上做着一个又一个急转弯。然后他们进入农田，在一列列玉米秆之间跑过。当他们跑到陈光诚的侄子正在等着的路口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狗叫声似乎从四面八方响起。政府的人越来越近了。陈光诚知道应该最好分散开，争取把他们搞糊涂。几乎没有时间道别，袁就开始向西跑去，故意发出更大的动静，试图把那些人吸引开。陈光诚和他的侄子再次钻进了玉米地里，向东而去。

他们的计划貌似生效了。天上挂着半个月亮，陈光诚和他的侄子徒步穿过田里。大约一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另一个村庄。但那里也有人在巡逻。他们被发现了。陈光诚和他的侄子逃进一片茂密的树林。政府的人被迫丢下摩托车和汽车，徒步追赶他们。由于陈习惯于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因此他比他们走得更快，带着他的侄子迅速穿过了树林。一个小时后，他们终于停下来休息。追赶的人都不见了。

凌晨3点的时候，陈光诚的侄子给一位有车的朋友打了电话。当司机到了之后，陈拥抱一下他的侄子，坐进了车里。剩下的旅程就全靠他自己了。

在共产党改变中国的诸多举措中，独生子女政策可能是最著名的，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最著名，是因为在社会工程领域，它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实验之一；最容易被忽视，是因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学术研究几乎完全没有涉及这一领域，因此而受尽磨难的人们，在毛泽东治下的诸多悲剧中也很少被提起。

这个在1979年推出的计划有着惊人的勇气。除了少数例外之外，所有的夫妇被告知他们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地方官员被授予权力，可以决定妇女何时可以受孕，以及她们应该在生育后采取何种避孕措施。这实际上等于政府获得了监管公民最隐私的个人行为的权力。鉴于该项目的宏大规模，党在推行它的时候所显示出的信心，令人刮目相看。党的领导人不仅确信独生子女政策是合理的，而且相信他们能够在国内保证它的实施。要知道，当时这是一个有着近10亿人口的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出于文化和经济原因，他们肯定会对此有所抵制。也许这项政策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它的长期性。大跃进期间的人民公社只存在了几年，文化大革命只持续了十年，但在独生子女政策颁布的30年后，它的基本内容依然持久地钳制着中国人的生活。

很容易让人忘记的一点是，这项政策是不是由毛泽东，而是由他的继任者颁布的，而且是在一个党从人们的生活中全面退出的时期颁布的。毛泽东本人对于人口控制一直模棱两可。起初，他站在马克思和苏联正统一边，反对限制人口增长，但他后来改变了主意，并赞同节育和“计划生育”。在百花齐放运动中，北京大学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的观点曾赢得毛泽东的赞许。马认为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防止国内人口的快速增长减缓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是，这位经济学家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到大跃进前夕，毛泽东提出，人口增长对中国有力，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他的反复，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两次婴儿潮，使中国的人口迅速扩张。直到20世纪70年代，总理周恩来才战胜了反对控制人口的左派，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依托，在全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头一回，儿童的生育，和稻米及钢材的生产一样，成为了政府五年计划的内容之一，有了目标和配额。夫妻们被告知要晚婚，最多生两个或三个孩子，并需要等上三四年再生育下独生子女。

毛泽东死后，这种相对温和的减慢人口增长的方式被摈弃，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激进的独生子女政策。这个突然的转变，是在邓小平推出其市场经济改革的同时发生的，这似乎有悖于他带领党不再搞破坏性的群众运动，而是采取更加务实政策的努力。但是，如果说邓小平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教条的话，他只是用新的教条替代了它——一种对于“科学”和“科学决策”的信仰，并用之解决国家的问题。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在说到“科学”时，指的不仅是对自然世界的研究，而且也是一种代表理性、客观和现代的思维方式。在毛泽东的乌托邦幻想破灭后，邓小平所制定的政治方针之一，就是让党把科学作为一个新的检验标准。但是，正如人类学家苏珊·格林哈尔（Susan Greenhalgh）所指出的那样，中国领导人对科学的迷信，导致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极端的解决办法。而本来，虽然问题很严重，但还是可以在其他方面找出解决办法的。这一进程的核心是一群杰出的火箭专家，在毛泽东发起的运动中，他们收到庇护，躲过一劫，并且可以使用电脑，阅读国际期刊。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极端自信。他们的领导是控制论专家宋健，后来的科技部部长。这些人把人口看作是一台机器，由他们这样的工程师来进行调节，而不是由有权利，价值观和偏好的人类组成的社会。在1979年，他们把当时西方在人口过剩和生态危机方面所流传的最危言耸听的理论，错误地当做主流科学接受了下来。他们把不太站得住脚的数据，输入到他们从导弹优化工作中改进出来的公式里，建立起了一个人口预测模型，让人感觉那就是事实。然后不顾其他学者的反对，他们用这些“科学”的结果对领导人进行说服，让他们相信中国正面临严重的危机。而要想避免环境灾难，并实现邓小平的经济目标，只有立即执行独生子女计划这“唯一的办法”。

随之而来的群众运动，与以往毛泽东所发动的运动并无区别。所有熟悉的要素都有了：密集的宣传，五颜六色的标语，对违反者的批斗会，党内积极分子的突击队。到80年代中期，该运动在全国的城市里已经基本上取得成功。由于国家仍然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城市就业和社会服务，使得超生的后果非常严重。加上党在城市社区和工作场所广泛的监测网络，擅自怀孕很容易被发现。因此，城市里很少有人愿意以身试法。然而在农村，党遇到了广泛的阻力。农民依靠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儿子，在他们晚年时种地并养老。但独生子女化政策下，一个家庭的未来可能就寄托在一个儿子的天赋和健康上。这种风险很少有人愿意承担。如果只有一个女儿，情况会更糟，因为在出嫁之后，传统上她会供养公婆而不是自己的父母。而且当然了，只有儿子才能继承家业。

尽管在农村遇到公开的敌意，共产党还是推行了独生子女政策。它为了防范和惩治违反政策者所采取的方法，被称为“五个步骤”，即：没收粮食，没收牲口，没收家具，拆毁房屋，以及把人关进监狱。当这些都不够的时候，它于1983年发起了强制绝育和堕胎的群众运动。据政府自己的统计，计划生育官员那年进行了近二十一万输卵管结扎和输精管切除术，以及1400万例堕胎。但是，强制手段使得党与农民的关系变得紧张，有时甚至导致暴力行为。党内领导层中的改革者作出回应，在1984年发出禁止使用强迫手段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新指示。到1988年，党已经有所收敛，允许大多数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农村夫妇生育第二个孩子——实际上，就是让他们为了生儿子再试一次。但在六四事件之后，计划生育强硬派卷土重来。他们再次暗示，将允许使用强硬手段达到人口控制目标。随之到来的是另一次大规模打击行动，另一波暴力和虐待，另一波强制堕胎和绝育。共产党第一次将“达到计划生育指标”的能力作为评估基层干部的一个关键标准。不管他们在其他领域干的多么出色，在他们治下经济发展的有多好，只要达不到计划生育指标，他们就无法获得奖金和晋升。对于共产党的农村官员来说，尽管他们中的很多都不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拥趸，这仍然让他们有足够强的动机来竭尽所能降低出生率。到2000年，中国的总生育率已经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平均每名妇女生1.6个孩子，远低于自然出生率，几乎相当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水平。

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没有独生子女政策，类似的下降也是可以实现的。无论是设计了这一政策的导弹科学家还是他们当时的批评家，都没有预料到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在经济上取得如此惊人的成果。经济的快速增长远远超过预期，使得独生子女政策对人口的有限影响，变得几乎无足轻重。与此同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人们的生育倾向发生了历史性转变，造成了日益增多的晚婚夫妇，以及自愿少生孩子的现象。当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推出较温和的计划生育方针后，生育率已经很快下降。从70年代初的每名妇女生将近六个孩子，下降到推出独生子女政策前的每名妇女生2.7个孩子。这是现代历史上最快的生育率下降速度。实施了近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只不过使每名妇女平均进一步少生一个孩子。而即使政府都承认，在所减少的生育率中，有一半是因为生活水平提高所造成的。政府把剩下的那一半算作自己的功劳。但如此少的下降，是否可以通过强制晚婚，或增加生育间隔期来实现呢？难道它不能通过学习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着重于教育和促进避孕来实现吗？如果把过去三十年间投入在独生子女政策上的金钱和精力的一小部分被投入在农村教育上，政府可以让数亿农村妇女都接受高中教育——而在中国，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妇女的孩子要比没有的妇女少。这种对教育的投资也几乎肯定会导致经济上的收益，而这也正是邓小平当初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原因之一。

然而独生子女政策的真正成本远远超过了浪费的精力和金钱。该运动在农村所制造的暴力和恐惧的阴云，至今尚未被中国的城市人口充分认识到。那些受害者大多数是社会上最弱小的群体：农村妇女和女婴。未出生的婴儿，其中有很多都是在怀孕的最后几个月被打掉的，他们也可以被认为是受害者。早在1981年，党就收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报告，内容包括集中出现的大量杀女婴案例，弃婴案例，以及针对生出女婴的妇女的家庭暴力——这些都是对于儿子的传统需要和独生子女政策发生冲突的例子。即使是《人民日报》，也曾报道在安徽农村的一个县，在80年代初的两年期间，就有40名女婴被溺死。农村妇女的高自杀率，贩卖婴儿现象的死灰复燃，以及女孩的婴儿死亡率较高等现象，都可能与独生子女政策有关。与此同时，国家以计划生育的名义，进行了五亿多绝育、堕胎、安装宫内避孕器的手术，由此产生的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是相当惊人的。因为许多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只接受了有限的培训，使用的是廉价的设备，工作条件也很仓促。妇女首当其冲地成为糟糕手术的牺牲品。这既是因为宫内避孕器是党的首选避孕措施，也是因为丈夫经常指使妻子去做绝育，而不是自己去做绝育。在1971至2001年间进行的1.51亿例绝育手术中，实施在妇女身上的占了四分之三，尽管输精管切除术更加容易实施，造成的并发症也更少。

在这30年间，政府做了2.64亿堕胎手术，其中许多是重复和晚期堕胎，具有更大的健康风险。妇女往往等到进入孕中期，确定了他们的孩子性别之后才堕胎。而且她们一次又一次终止妊娠，直到她们肯定怀的是个儿子为止。这些根据性别实施的选择性堕胎，造成了中国孩子性别比例的失衡。在1999年出生的人口中，男女比例大约是120比100。独生子女政策的全面影响，可能要到本世纪晚些时候才能显现出来，那时这些男婴都将成为娶不到老婆的年轻人。大约与此同时，国家也可会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危机。届时老人数目激增，而赡养他们的适龄工作人口则要小得多。

在20世纪90年代末，在许多人口专家和计划生育官员之间达成了一个共识，继续强制独生子女政策的人力，社会，政治成本太高，尤其它已经被证明效果不怎么好。从2000年开始，政府将计划生育向更加自愿的方向转变，利用财政奖惩措施，以及完善的医疗服务和咨询系统来实现其目标。它发出禁止使用强制手段实施计划生育的新指示，并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来保障公民在生育问题上的“知情选择”权。还有些改革者已开始起草建议，允许所有夫妇生两个孩子。但是，无论是党的总书记江泽民，还是他的继任者胡锦涛，都不愿意抛弃独生子女政策。政府近30年来一直坚持说它是合理的，必要的，为止付出的牺牲是值得的，这两个人都不想要冒推翻它的政治风险。如果出生率上升，任何取消独生子女政策的领导人都将受到攻击。这套政治体系鼓励谨慎，而不是冒险。维持现状总是比试图做出改变要安全。

其结果是一套五花八门的政策措施。在一些地区，地方官员落实了“知情选择”，使夫妇更自由地规划自己的家庭，当他们决定超生时，只需要缴纳不算太多的罚款就可以。但在其他地方，那些又旧又暴力的措施仍然盛行。人口控制指标依然继续发给省领导，没达到指标的地方官员依然会受到严厉批评并且得不到晋升，不论他们在其他领域的工作绩效如何。这套系统产生了倒错的激励效果。这和那些让官员只顾经济发展不顾环境破坏的政策没什么区别。空气或水出了什么事情没有关系，甚至人的健康出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关系：只要一位官员能够取得强劲的增长数字，他就会继续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就计划生育而言，出生率过低没有什么关系，只有当它们过高时才是问题。而且人口数字的降低，还可以带来提高人均经济数据的额外好处。更糟的是，各省领导人往往为了做到绝对稳妥，会向市县级官员下达更为严苛的指标。这样一来，即使有些地方达不到目标，总体来看，他们仍能实现自己在人口方面的任务。而那些县市级官员也会如法炮制，向地区和村级官员下达更严格的生育指标。这些指标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至少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达到的。

我并不知道临沂的打击行动中事件的精确顺序，但计划生育官员告诉我当地的官员肯定在试图达到某些不可理喻的目标。山东省已是全国生育率最低的地方之一，但显然省内领导人认为这还不够。毕竟任何闪失都可能危及他们的职业生涯。临沂是处在该省西部的几个城市之一，比全省其他地区生育率略高，因此它被要求更加努力。这个负担落在了临沂市委书记李群头上。他40岁出头，是一位颇有前途的政客，有可能被提升到省里担任领导。在2000年，党选派李群参加了一项特别培训计划。他花了6个月时间在美国学习公共管理课程，并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以市长特别助理的身份进行了实习。当他回到中国时，被任命为临沂市的市长，两年后成为市委书记。他对他的美国经验提交的一份内部报告据说受到了领导的好评，之后他出版了一本通俗读物《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在该书中他写道，中国的官员可以从美国同行那里学到很多关于如何提高管理水平的经验。国营媒体把他描绘为未来的代表，一个开放而精明的改革者。

但如果李想要继续在党内晋升，他就要象其他人一样，不得不实现人口目标。在2004年夏天，他发布了一项指令，要求他的下属“在新时期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工作。”他说，由于政府采取了更温和，更多的自愿性质的计划生育方法，控制人口的任务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和“严峻的挑战。”

有些同志的思想，工作认识和工作方法不适合新形势的要求。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在困难面前退缩，只对问题做出被动反应。同时也存在着自满，盲目乐观，放松警惕的问题。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已经到达了一个关键时刻，此时不进则退。

李群的指示接下来提出了把人口增长限制在百分之六以下的目标，并要保证百分之97以上的新生人口是独生子女。它提醒官员遵守法律，尊重居民的“知情选择”权，但强调的重点是保证工作的完成，并且概述了临沂所辖3区9县官员的奖惩措施。七个月后，李群就这个问题又一次发出指示。这份指示并未公开，但有人告诉我说这份措辞更加严厉。它说，农民没有受到过足够的守法教育，因此合法程序无法实现计划生育的指标。与之相反，必须使用“老办法”。正是这份文件，导致了2005年春季在临沂市暴力打击超生的事件。在头几个月里，仅一个县就报告完成了七千例绝育手术。据前往临沂进行调查的法律学者滕彪估计，有13万人被拘留、殴打或被官员扣为人质，以迫使其亲戚或邻居去堕胎或绝育。

直到一个瞎子迫使整个国家，整个世界看看临沂发生了什么之后，整个运动才暂停了下来。当我前往临沂的时候，陈光诚带着我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向我介绍那些被像动物般拖去切除卵巢的女性，以及那些被鞭笞殴打，仍然留有擦伤的男性。村民们描述他们的家是如何在半夜被多打30余名官员和受雇的打手们袭击的。其他人回忆起与其他70人被拘押在一个小房间内的经历，只有缴纳高额的赎金才能得到释放。一名妇女因为一次失败的输卵管结扎手术，几乎丧失了行走能力。当医生告诉她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并没有道歉；他只是告诉她需要在一个月之后再来一次，以便让他再试一次。另一个妇女告诉我，当她怀孕七个月躲在外面的时候，官员们扣押了她的姑姑姨姨，舅舅叔叔，表兄弟兄妹，婆家人，以及她怀孕的姐姐/妹妹。她的家人每天都给她打电话，恳求她回家自首，这样殴打就会停止。最后，她屈服于政府的要求，做了堕胎。在我们走访的每个村里，农民们都簇拥在陈光诚的身边，好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他记录了他们的故事，并告诉他们不要放弃。

当地官员在我的文章和其他文章发表后不久就在陈光诚的农舍里扣押了他。但在数周内，负责管理计划生育的政府部委，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北京宣布将开始调查此事，并派遣官员来到临沂。不过那个时候陈光诚已经逃脱并且正在前往北京。

甚至在陈光诚的火车到达北京之前，临沂来的暴徒就已经在火车站等着他了。他的一个律师朋友前往火车站接站，发现几个操山东口音的男性正在讨论如何识别他。这名律师给陈光诚的手机打了电话，然后安排在火车上见他。他们一起下了车，并通过地下通道绕到另外一个站台。之后他们在火车站的另一侧通过一个货物出口出了站。但第二天，从临沂来的人还是设法找到了他。当陈和律师将要进入一个地铁站时，有人拍拍他的肩膀。

“咱们回家吧，兄弟。你让我跑了这么远。简直要了我的命！”

陈马上辨认出了这个疲惫的声音。这是朱鸿国，一个体型臃肿的农村官员，陈光诚在家时经常与之打交道。“我不回家，”他对这当官的说。

但又有一个声音说道：“我们是临沂市公安局的。”

“那又怎么样？”陈光诚说。“我们犯了什么法吗？”

“没有。”

“那你们为什么跟着我？警察也必须依法办事！”

“我们只想和你谈谈。”

此时，这些人开始要把陈和他的同伴分开。他们共有6人左右，并且不停对律师说他们是陈光诚的老朋友。“谁说我们是朋友？”陈喊道。他对朱洪国说：“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来的，我们可以谈。但你却带来了你这么多警察和恶棍。”那位律师开始叫喊，说从山东来的歹徒到北京欺负一个盲人。周围的路人开始聚集。陈光诚用手机给朋友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带着相机到地铁站来拍照。临沂来的人后退了一段距离，很明显是担心闹出什么事情。

但陈光诚和律师进入车站时，他们紧随其后。陈光诚知道他们不会再这种公共场合试图抓住他，但他也不想让他们因此，他拉起律师的手，开始带着他快速地向地铁跑去。他对这个车站了如指掌。毕竟，在几年前他曾跟这个地铁公司打过官司。临沂来的人们在买票时落后了，但仍然及时跟上陈光诚,上了地铁.陈光诚穿过一节节车厢，推推搡搡地经过其他乘客身边，一直拖着那位律师。然后他突然在列车即将出站的时候，从车厢的另一头下了车。临沂来的人们猝不及防，手忙脚乱的想要下车，但只有一两个人来及在门关上之前下来。陈不断地跑，穿过站台上的人群，向车站里的另外一条地铁线路跑去。他的律师朋友吃力地跟着他。他登上另一列地铁，剩余的临沂来人跟着他。当他再次下车的时候，他们也跟着下车。但随后他又和律师跳上了车。这一次，临沂来的人没有跟上。地铁驶出了车站。

当天晚上，我在北京北边的一个餐馆里见到陈。而他一如既往的魅力十足，对着一屋子的朋友侃侃而谈他在地铁里的历险故事，以及他先前穿过村里的玉米地逃跑的经历。听众不止一次地打断他，对他这样一个盲人可以甩掉政府的特务而感到难以置信。“当时不是我领着光诚再走。是光诚领着我再走！”那个被他带着穿过地铁的律师江天勇喊道，每个人都笑了起来。稍后，我问陈光诚，他的计划是什么。“我们需要准备好这个案子，并把它告上法庭，”他说。“我不能收集更多的材料了。如果我现在回去，很多很多人会在那里等着我....虽然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证据，但我想先立案，之后再收集材料。我们需要提起诉讼，然后向媒体通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陈光诚说，他准备见更多的律师，试着请他们加入诉讼。当时在饭桌边和我们坐在一起的，就有六位已经同意帮助他打官司的律师。其中一位名叫李和平的律师，是我数年前就认识的。李和平曾经替杨子立进行过辩护。杨子立是一位计算机程序员，因为在2001年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讨论政治改革，而被以颠覆罪起诉并关押。当时李和平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位特别紧张而胆小怕事的人。（当我到他的办公室询问杨子立那个案子时，他开始冒汗并拒绝跟我说话。）但他现在是一个不同的人了。他皈依了基督教，成为了北京最著名的维权律师之一。他的律师事务所已经代表几位临沂市居民提起了诉讼。他告诉我，说服法院答应进行集体诉讼或集体赔偿是几乎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陈需要召集更多的律师——帮助更多的个人进行诉讼。陈光诚本人并没有放弃集体诉讼的想法，但他也意识到，他需要更多的法律帮助。李和平和他的同事们做的是无偿工作，而且也只能做这么多。

我问陈光诚，他是否考虑过寻求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帮助，因为该机构已宣布对临沂的事情进行调查。他回答说，他也想试试，但他表示不知道如何与那里的官员取得联系。而且他担心自己可能会在他们的办公室外被捕。他仍认为法院是他寻求正义的最佳选择。他曾在法律系统里取得过一些成功，毕竟，这个过程他比较熟悉。“每个人都必须对法律负责，”他告诉我。“这些官员触犯了法律，他们必须承担责任。”

四天后，临沂来的人们再次找到了陈光诚，他们在他下榻的公寓楼下设伏。当他们拖着他穿过停车场，并把他绑起来，头前脚后地塞进一辆不起眼的汽车时，陈光诚试图反抗，并高声求救。当时和陈光诚在一起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于是我从城市的另一边赶了过去。当我到达时，已经有一群北京市民包围了汽车，阻止它开走。他们对于亲眼看到一个盲人被如此粗暴对待而感到气愤。透过贴膜的车窗，我看见两个彪形大汉坐在轿车后排，但是没有见到陈光诚的踪影。在人群中的人告诉我，再看看，于是我把我的鼻子摁在玻璃上仔细看。这时我才发现，陈光诚确实在车上。那两个人把他的头按在了地板上，我能听到被堵住的尖叫声。有些愤怒的旁观者说，那些男人打了他好几下。居民们给北京的警察打了电话，最后两名警察到了现场。他们讯问了临沂来的人，然后分开人群，清理出一条路，让车离去。

当我注视着他们开车离开时，不禁想起几个星期前，我们在临沂时陈光诚曾说过的话。当时我问一位接受我们采访的村民，她是否担心地方官员因为她说出了受到的虐待而惩罚她。陈打断我说，当局不会对村民做什么。“如果有什么事，”他说，“他们会冲着我来。”

自从《南方都市报》发表了对孙志刚之死的报道，因而促使党废除收容拘留系统两年来，一些律师，新闻记者和活动家们，围绕着“维权”的观念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团体。所谓“维权”，是指公民可以通过在一个个案件上为合法权利而斗争，逐步实现政治变革，并不直接挑战专制体制。但这兴起不久的运动很快就在如何处理陈光诚和他揭露的那些发生在临沂的暴行上发生了分歧。记者们在《南都》发生的逮捕案之后已经处于守势，不愿意打破长久以来的禁忌，报道独生子女政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律师们不那么弱势，但也有些犹豫不决。许志永和滕彪属于最杰出的那帮律师。这两位年轻的学者曾经呼吁对收容制度进行违宪审查。过去在北大时他俩就是同学，现在在北京不同的大学里当讲师。他们成立了一个法律组织，接受一些他们认为有可能暴露更广泛问题的案件，并以此推动改革。他们为《南都》报社的高管做了辩护，并且试图阻止一个受欢迎的互联网公告栏网站被关闭，还曾代表与党内领导发生冲突的私营企业家上法庭。不过，当这两人听说了临沂的运动后，他们的反应却并不相同。滕彪已同意帮助陈光诚，但许志永担心独生子女政策仍然过于敏感，不想为此上法庭。

在陈光诚在北京被绑架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从临沂来的歹徒来到首都，从街头劫走一位盲人的情景，以及后来得知的陈光诚被殴打的消息，刺激了了这个团体。许志永和其他维权律师曾经不愿意涉入，现在重整起来准备为陈光诚辩护。陈光诚自己没有法学学位，也没有律师资格，但维权律师们把他看成一个自己人——一个权利的守护者。互联网巨头新浪和搜狐被审查机关命令禁止在其网站刊登关于陈光诚的新闻，但律师和其他人在互联网的其他地方匆匆贴出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临沂政府。与此同时，地方官员再次将陈光诚软禁在家。而对临沂市虐待群众的政府调查似乎也停滞不前。计划生育部门承认它发现了不当行为，但省当局却回护着临沂官员，没有宣布具体的惩罚措施。不断有维权律师和活动家前往东师古村，试图探望陈光诚，但当地官员和他们的执法人员挡住了村口，并殴打那些坚持要进村的人。

过了一段时间后，律师们软化了下来。陈光诚并未被起诉，他们也不想把冲突升级，逼临沂官员们动手。与此同时，维权者们已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乡下农民和当地官员因为土地征收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上。这些土地是以发展的名目被征收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个案，是广东省太石村村民试图罢免当地领导人的事件。但是，当维权律师和活动家前往太石村和其他村庄为农民提供法律服务时，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出现了。地方上的党内领导人日益频繁地采取暴力手段对付他们。官员们往往喜欢雇用恶棍充当打手，就像布置在陈光诚村里的那些人一样。这种暴力将“维权”运动置于一个困难的境地。这些律师希望迫使政府通过一个个案件来最终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而不是直接挑战党的权威。他们赢得的每一个案件，都将使中国向法治更近一步。而他们输掉的每一个案件，则会使党的声誉收到损害。但是，暴力的结果是他们没有充分考虑过的。这使得他们在如何应对上发生了分歧。有人说，他们应该退下来，认为诉诸暴力的党已经暴露了其政治制度的性质，并且在损害着自己。拒不撤退并不会改变什么，只会让更多的人受伤害。但对于其他律师来说放弃那些他们正试图帮助的人让他们感到难受，他们争辩道他们不应该后退。即使当地官员已迫使他们面临更直接的对抗，他们仍然相信非暴力抵抗。

这场辩论的焦点，最终集中在了为陈光诚进行辩护的律师高智晟身上。 这位退伍军人通过自学和夜校课程拿到了律师资格。他首次出名是为北京及其他城市的一些居民进行抗议，这些居民被腐败的官员和开发商赶出家园，又拿不到达到市场标准的补偿金。他引起了如此大的不安，以至于中国最富有的女人陈丽华曾试图花钱收买他，让他保持沉默。后来，他成为最敢言的维权律师之一，而且，他是第一个同意为法轮功练习者辩护的律师，这些练习者是共产党对法轮功的残暴打击的受害者。法轮功是中国一项流行的精神运动，共产党将其视作一种政治威胁而加以禁止。政府在2005年年底通过关闭高智晟的律师事务所对他进行了报复。几个月后，随着对维权律师的攻击数量日增，高智晟发起了“反暴力接力绝食”。该计划是在全国范围内，每天请一位参加者绝食一天，并把他们的观点在网上发布出来。它立即吸引了因为各种原因而对国家不满的人们的支持，包括法轮功练习者和在上海被腐败开发商夺取家园的居民。

绝食似乎人畜无害，但它分裂了为陈光诚利益奔走的那个群体，以及为了政治变革而努力的那个更大的群体。批评者认为，高智晟将“维权”运动政治化了，因为绝食是对党的权力的直接挑衅。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中，最著名的是历史学者丁子霖。她在天安门事件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后来组织起遇难者家属要求政府赔偿。她在互联网上张贴了一封给高智晟的公开信，认为党肯定会对他的绝食做出过度反应，就像它在1989年对待那场民主运动一样。公安部门已经开始逮捕并殴打绝食的参与者。她指责高智晟说，如果他不能保护别人，他就不应该鼓励他们参加绝食。其他的批评者没这么尖锐，但也都同意丁子霖的观点：绝食可能会引起党内强硬派的反击，使整个“维权”运动被置于风口浪尖，并有可能丧失已得成果。如果没有主流媒体的报道，只有普通市民的有限支持，绝食就不会动摇党使用暴力的决心而他们希望，能通过以稳定，温和的方式进行“维权”，促进公民社会，并在党内外建立起渐进政治改革的势头。

但支持高智晟的活动家们争辩说，他和其他人参加绝食的人所做的，都不是非法行为。他们只是在抗议不公而已，所采取的方式也是安静，非暴力的。在那些同情高智晟的事业的人里，有一批基督教律师，包括李和平。他们在地下教堂里做礼拜，并且成为“维权”运动中日益有力的一根支柱。他们把绝食和马丁·路德·金和圣雄甘地所领导的非暴力运动联系起来，并认为因为政府的反应过度而指责高智晟是不公平的，这就像是把天安门屠杀的责任说成是学生们的一样。

当高智晟宣称他在某天的绝食是为了抗议临沂官员对陈光诚的处理时，这一争端就波及到了陈的身上。作为呼应，被软禁在家的陈光诚在2月底宣布，他也参加了一天的接力绝食。在三月初的另一天，他又绝食了一天，作为对整个行动的支持。仅仅过了几天，在把陈光诚软禁在家几个月后，警方突然决定拘留他。他随后以扰乱社会秩序和扰乱交通的罪名被起诉。

“维权”运动的关键人物们随即举行会议，讨论陈光诚的案子。房间里大致分为两大阵营：务实派和较真派。务实派认为，唯一能够帮助陈的方式，是说服在北京的党内领导人出面替他进行干预。而他们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集合公众舆论来反对临沂的官员，并向高层证明，站到陈这一边，比站到他们在地方上的爪牙那一边，更符合党的利益。他们说，在共产党充满缺陷的法律系统里，全国人大常委的那些人才是终极的法官和陪审员，而地方官员无疑正在努力把陈光诚描述为一个经常惹事的颠覆分子，可能受到“海外反华势力”的支持，证据就是他给国外记者做访谈。不做任何与领导层离心离德的事，也不让临沂官方继续抹黑陈光诚，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指出，陈光诚被捕的时间表明，正是因为他参加高智晟的绝食接力，才让当地官员敢于逮捕他。但是较真派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推测党内政治是无用的，指望一个仁慈的领导来介入帮助他们是愚蠢的。这种思维不会促进法治，只会进一步巩固党内官员的人治。他们说，更好的办法是紧抠法律，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方式帮助陈光诚。他们认为，与一直担心得罪党的领导人相比，坚持正义更为重要。

辩论长达数小时，但最后达成了一个粗略公式。用那位青年法律学者许志永的话来说，就是“本地化和非政治化”。这场运动将集中攻击临沂的地方官员，而不是独生子女政策、党的领导人或政治制度。许志永负责协调，他的同事滕彪负责散布消息。房间里的一位资深的艾滋病活动家万延海，同意帮助动员非政府组织。至于高智晟，律师们认为他应该置身事外。

陈光诚的实际法庭辩护人，是另一位“维权”律师李劲松。他是一位语声轻柔，态度温和的人，曾经在他的家乡江西省担任过税务官员，他原先考取律师执照，只是为了获得一种拓展自己的会计业务的手段。就像在“维权”运动的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是基督徒。但他远比其他大多数人更早就入了教。他在国家承认的教会中做礼拜，而不是去地下教会。在20世纪90年代，他因起诉广东省的政府部门而恶名昭著，例如指控某地劳动部门未能保护工人权益，以及一家运输公司在春运期间坐地涨价。有一次，他甚至对某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它没有支付一名保安人员的加班费。法院把他投入监狱关了15天。

李劲松仅仅见过陈光诚一次，就在他在北京被绑架的前一天。陈光诚曾要求他帮助参与临沂的诉讼案，但他拒绝了。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敏感性，他认为没有更加强的虐待证据，比如录音或者录像的话，案子会很难办。但陈光诚本人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答应陈，如果警察试图对陈进行起诉，他会为他出庭辩护。现在他来履行承诺了。

在他第一次去临沂的时候，李劲松受到了暴徒骚扰，并受到逮捕的威胁。他也无法去见陈光诚的妻子。有些陪同他的律师遭到了殴打。李劲松被允许到监狱里见陈光诚，但警卫不许让他们谈论案子的情况。在临沂收集证据的其它努力也同样没有成果。并且每次的到访，都使得政府针对律师的暴力行为进一步升级。有一次，暴徒们推翻李劲松坐的车，把它翻进一条沟里，而当时他还在车里。

随着审理日期的临近，公众对陈光诚的声援活动也出现了动摇。所有的律师都认为，公众舆论对于挽救陈光诚至关重要。他们同意有必要曝光他的案件，揭露不公，并向领导层施加压力，逼他们做出反应。然而仅仅是声援陈光诚的行动都被视为对党的挑衅，或者说至少临沂政府让这一行为看起来如此。甚至在务实派内部对于如何处理该问题也发生了分歧。律师们试图召开一个关于陈光诚案子的新闻发布会，但北京的警察制止了其召开，而某些务实派认为就不该做这种尝试。其他人在陈光诚的支持者们印制带有陈光诚照片T恤和纽扣时也提出反对，他们说这会激怒党内高层。他们也抱怨李劲松在因特网上几乎每天都在更新的案情通报只会起负面作用。另外还有一些人反对那些直接挑战党的领导的人们，包括海外的异议人士发表支持陈光诚的声明。务实派阵营的问题是，他们不可能知道什么样的主张将有助于陈光诚，什么样的做法则可能会被临沂官员利用构陷他。与此同时，要互不同意及互相批评，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这些问题造成的紧张在7月底达到顶峰，当时法院突然在原定开庭时间之前宣布推迟对陈光诚的庭审。高智晟及一群活动家、村民和残疾人依然出现在了法庭外，其中许多人穿着印有陈光诚照片的T恤衫。当地暴徒迅速攻击了他们，造成数人受伤，并驱散了人群。冲突结束后，“维权”运动中的裂痕进一步扩大。较真派为高智晟和其他人辩护，说他们并未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只是打算公开他们对陈光诚的支持。务实派则非常愤怒。他们认为，这件事给了当地官员借口，借此他们可以说服领导来把陈光诚构陷入狱。几个人甚至认为那些去法庭的人是在牺牲陈光诚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陈光诚的律师李劲松被夹在中间，尴尬地声称，他不支持为他的当事人举行这种挑衅性的活动，但同时也坚持，他无力阻止此事的发生。他还为他本人对此事发表的大量声明做出辩解。

庭审被推迟到几周之后。法学学者许志永打算在法庭上做陈光诚的代表，但就在审判前夕，临沂警方以莫须有的盗窃罪将其逮捕。李劲松则因此拒绝参加庭审，以示抗议。党陈光诚被审判，定罪并处以四年有期徒刑的时候，一位维权律师都没有在场。

不到一年后，党悄悄奖励了主导临沂市计划生育打击行动的人。李群，那位曾经作为美国市长助理的市委书记，获得了提升，被任命为省委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