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公墓

本文是Out of Mao's Shadow(Philip P. Pan著)中的第四章The Cemetery，吾本身也是看了此书中的The Newspaperman报人一章之后去找了全书。想当然尔此书在中国不可能有卖，找到了电子版然后以龟速看完了前三章，之后萌生了翻译的想法。于是就着手翻译第四章。说来惭愧，之前一直非常懒散，甚至吾自己都怀疑能不能在假期结束前翻译完。然而因为某种契机干劲一下子被点燃了，后来某人介绍吾使用google译者工具包。不得不说这是个相当优秀的工具，然而上传了这章之后发现已经有人翻译过了，证据是google有这些翻译的记忆——也就是说他也用了这个工具翻译。好吧吾就做了一遍校译的工作，当然吾要说这名同仁翻译的相当优秀，有些词句翻译的让吾击节叫好，如果读者觉得此文相当通顺，那么多半要归功于这么优秀的翻译。然而某些词句翻译的仍不完美，google提供了部分机翻结果也证明此人工作并未完成。总之如果这名翻译看到吾这段话，那么请原谅吾不经过汝的同意就更改了汝的部分翻译并在这里公开。

吾的英文水平是六级刚过，再加上拜原作者生花妙笔所赐，总共这章查了100多个单词才将将翻译下来，有错误是难免的。一句话，翻得好是那位翻译的功劳，翻不好请不吝赐教，吾更改就是。
对了关于转载，非常欢迎一切形式的转载，标不标明原翻译者都无所谓（@tontyoutoure 求fo发自真心），不过希望能在转载的同时留个评论告诉我一声

好了废话不多说，贴出来。

在中国很少有地方的人们比重庆有理由遗忘过去在嘉陵江与长江上游交汇处修建的这个城市是这个国家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拥有130万人口。这个越来越大的的都市被永久性的烟雾和污染笼罩着。重庆曾经是一个宁静的口岸，以及遭受过日本人轰炸的战时陪都，而现在，她是中国西南的一个经济重镇，一个比顺江而下的上海建造热潮更加令人瞩目的中部城市。每年，数十万农村移民涌入闷热的城区，在其日益扩大的工业园区寻找工作，或参加到修建新公路、铁路和桥梁的行列中，或成为有名的“棒棒军”，把临江码头上的货物沿着陡峭的斜坡担上山。一条轻轨线路在摩天大楼间蜿蜒穿行，通过拥挤的水泥建筑和霓虹灯广告牌。工程起重机随处可见。在夜间发光的五彩的天际线，映于泥泞的长江之中，味道浓郁的江边火锅餐厅被喧闹的人群所挤满。象中国的其它城市一样，重庆是一个前进中的城市，下定决心“面向未来”。

但在城里的西边，有一个绿树遮天的清静公园。在那里，从人工湖边走上一个小斜坡，就会见到一个被爬满长春藤的石墙围起来的，不同寻常的墓地。这地方与沙坪坝公园的主要道路相分离，很容易就隐没在一丛槐树后面；有些多年间一直到园内游览的人们也未注意到它。而那些注意到了并走进其生锈的铁门的人，就会发现这是一所专为在文革中被打死的人们所修建的墓地。它很可能也是中国唯一的一所这类墓地。这是一个破旧的地方，到处有倒下的树木，野草丛生。当频繁光顾的大雾弥漫起来时，那里的气氛立刻变得阴森恐怖。墓地是相当大的，约有九十码长三十码宽，但吸引游人渚在砖铺的小径两旁，满是高耸的水泥柱和方尖碑，最高的一个超过30英尺。每个都标志着一处合葬地，最多的一处埋了二十多人。但很多名字和碑文都被腐蚀得难以辨认了。几个墓碑摇摇欲坠，也有的几乎完全被泥土、藤蔓和杂草所掩埋。但是这个墓地仍然存在，这件事本身就是引人注目的。在中国工作和学习近10年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其他任何地方有类似的场所。

大概没有人比曾钟在这个墓地里花的时间更多了。他是一位老师，一直在试图确认埋葬在那里的人并且记录下他们是如何死亡的。他是一个50多岁，消瘦而诚恳的人。第一次见面时，我们坐在公园里离墓地不远的一处凉亭下的石桌旁。这是一个凉爽的春天的午后，在我们品茶聊天的时候，老年人沿着公园的沥青路倒退走——一种中国式的锻炼，年轻的情侣在湖边的长凳上偷吻。一群群的下岗职工和退休人员在其它桌子边坐着，喝着水，吵嚷着在打麻将。曾钟有些坐立不安，他说和外国记者聊天使他感到紧张。但是，他也渴望分享他的发现。他说，他对墓地的兴趣与他小学师范教育的职业无关，他也没有朋友或亲属安葬在那里。他的研究始于2005年秋季，当时他有一次在公园里散步时，偶然走进了墓地。他住在附近，以前听说过这个墓地，但从未去过那里，也没把它放在心上。第一次看到墓地时，他被震惊了。带着敬畏，他在墓碑和纪念碑间逛了超过一个钟头。“在此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武斗的规模，”他告诉我。“我被完全地震撼了。震惊让我的脊椎都在颤抖。”

文革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中有着特殊地位。离开它震撼全国的时代还太近，并有太多人直接被它影响过，完全忘记它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利用全国的青年发起了“无休止的革命”，反对党内官僚主义和他在领导层内的对手。在中国，从城市到农村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被波及。如果说反右派运动是小的震颤，那么文革就是一场大地震，比其多得多的生命被毁灭。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开始，持续到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时。考虑到其破坏性的规模，党非常有效地压制了对发生事件的讨论。它还非常有效地把发生的一切描述为某种警告，告诫人们民主改革的后果就会造成那样的混乱局面，而实际上文革正时一党专政带来的恶果。党之所以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已经在自愿配合这样的遗忘行为。他们当中有太多人被文化大革命的疯狂言论所迷惑，太多人参与或默许了暴力，因此党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就说服了全社会忘掉过去。因为妻子与被指控为政治犯的丈夫离婚，家庭被撕裂；孩子们批判自己的父母，兄弟反目成仇。当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之后，对于许多人来说，忘记过去，面向未来是一个容易的多的选择。即使是那些遭受许多磨难的人也渴望忘记，因为他们的双手也很少是完全干净的。

与此同时，在中国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文化大革命只有含糊不清的理解。如今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在文革结束后出生的。许多家长选择不与子女讨论这个噩梦，而党也确保它不会出现在教室里。因此，党的执政史上最可怕的一章，已成为一个不安的微笑就打发掉的灾难，悲剧在记忆中只变成一个媚俗的印有毛泽东形象的手表，或者红卫兵主题餐厅。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它的国内外人士而言，他们只记住了文革的荒谬——铺天盖地的人群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在天安门广场挤成一团，横冲直撞的青少年高呼着愚蠢的口号打碎珍贵的古董，教师被强迫戴上可笑的高帽并坦白荒谬的罪行。当然，文化革命是荒谬的。但它远不止于此。它的恐怖与邪恶被变得模糊和微不足道。根据政府自己的出版物所估计，在农村有3600万人以上被迫害，其中约75万至150万人死亡，同样数目的人致残。在全国城市里的伤亡数量不太确定，但可能有几十万之多。在北京，根据官方的报告，仅仅在1966年的两个月之内，就有超过1770人被杀害。在上海有100万人受到迫害，仅1968年一年就至少杀害了5000人。

这些数字本身已经是惊人的了，但是数字的背后，还有更加令人发指的暴行——不分男女在街头被殴打，或在体育场的人山人海面前被殴打，子女被迫谴责和殴打自己的父母，因不堪虐待而有无数受害者选择自杀，有的还是和他们所爱之人一起。杀戮不仅发生在狂热的红卫兵手中和敌对造反派别之间的武装巷战，也发生在乡间由党委组织的屠杀上。这些大规模杀戮的对象，往往是以前的地主，或其他阶级敌人及其亲属，他们已经被迫害了很多年。刽子手有时甚至会拒绝对孩子手下留情的请求，因为他们担心年幼的会长大报复。1966年夏天，在北京南郊的大兴县，五天血腥屠杀之后，有325人被杀害。最小的受害者是一个满月的婴儿。在湖南省道县，在短短两个月内近5000人被杀。潜在受害者的名字在会上被大声念出来，并由投票表决来确定那些人的命运。人们被打死，被绞死，被枪杀，有时甚至被活埋或被迫跳下悬崖。在广西省，至少有5个县有食人的证据.

这种暴力行为并没有从中国的集体记忆中被抹消，只是被压抑了下去。而被压抑的记忆会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冒头。在中国一直存在着要求国人面对文革野蛮行径的呼声。他们认为，只有对那个时代做出忠实的记录和深刻的反省，国家才有可能最终解决直到今天依然困扰着人们的道德败坏和缺乏诚信等遗留问题。早在1986年，小说家巴金就曾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并树立文革受害者纪念碑。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伤口的愈合，正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愿意正视过去。但是，党绝不允许全国范围的反省讨论，因为它害怕可能由此导致的情感释放，以及可能产生的对一党专制的质疑。2006年，在文革开始40年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颁布一项法令，禁止任何媒体提及这个周年纪念。2007年，他们再次发出指令，要求“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利用文革诋毁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党提醒其宣传检查员说，所有关于这一时期的论述，都必须符合政府在1981年做出的官方历史结论。

党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写出那份官方历史，里面满是呆板的意识形态术语和自欺欺人的官腔，对于给国家带来严重破坏的暴力行为仅仅有所暗示。可以肯定的是，它否定了文革，将其描述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以及人民遭受到的最严重的破坏和最大的损失。”党指责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另外三名激进的领导人，丑化他们并把他们称为“四人帮”。但是，文革自始至终都是毛泽东一手操纵的。在1966年他72岁时，他对周围的人和他所建立的党产生了怀疑，而在莫斯科发生的事件也让他心情沉重。鉴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以及赫氏自己随后被赶下台，毛担心他也可能被从权力之巅推翻，或被他的继任者所否定。他认为，苏联人对“美帝国主义”变得软弱，并放弃了社会主义，以换取经济增长速度。他怀疑他的同事们正在中国走上同样的道路。文化大革命便是他对此的回应。这是一场疯狂的试验，企图通过把党先彻底破坏掉，同时通过浴血斗争培养起新一代革命者的方式，来恢复党的活力。党的官方历史承认，灾难的“主要责任”“确实在于毛泽东同志。”但是，他的继承人邓小平——他本人也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决定党绝对不能彻底否定毛主席，并指示他手下的历史学家把毛描写为一个悲剧英雄，尽管“错误地发动了文革”，但仍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官方历史起草期间，邓小平还宣布，它应“鼓励人民紧密团结，面向未来。”他希望它被发表后，“将会统一认识。并且总的来说，对重大历史问题的争论将会就此结束。”换句话说，它是一项旨在使人们忘记历史的历史版本。可是，对于文化大革命只保留一种，而且还是被党做过消毒工作的描述，绝不可能让一个以如此多不同的方式遭受了如此多苦难的国家感到满意。因此不可避免地，人们试图记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记录所发生的事情。

当文革开始,高中生和大学生被动员组成后来被称为红卫兵的组织的时候那时曾钟14岁，在上初一。他渴望加入他们的行列，但他的父亲在共产党解放重庆之前，在那里最大的银行任经理，被划为资产阶级的成员。根据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孩子的行为注定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因此只有工人，农民和其他无产阶级的后代，才可以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这在曾钟看来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他相信最优秀的反抗者，包括毛泽东本人并不是来自“良好的阶级背景。”但就算他曾经质疑过阶级意识的血统原则，他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党的正确性。即使在红卫兵带走了他的父亲并逼其在一个当地的粮仓工作，即使他们彻底搜查了他家并抢走了一切值钱的东西，曾依然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学校的一个红卫兵组织愿意接受他，但只是作为一个辅助组的成员。“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感到羞耻，但我还是忍受住这种耻辱，参加了革命”，曾回忆说。一个月后，他所在的组织改变了想法，把他赶了出去。不久之后，他的父亲躺在担架上被抬回了家。他因为被迫去扛200磅重的粮食袋而背部受伤。

由于被红卫兵开除和他父亲的伤势，在重庆的暴力不断升级时，曾钟一直留在家中。工人和其他成年人也开始成立红卫兵组织，对立的派系开始彼此交恶，并从城里的兵工厂取得了武器。不久，晚上就开始听到枪炮声，曾钟说。随着武斗在全市肆虐，红卫兵基本忘记了曾和他的家人。他们一家躲在自家的房子里低头做人，因而得以安然无恙地熬过文化大革命中最糟的一段日子。曾钟知道，其他人没有这么幸运。但直到几十年后踏足这个墓地，他才弄清这场杀戮的程度，并开始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曾掏出笔记本，为我描绘了墓地的草图。他把它分成了六个部分。他说，每一部分大约有15至25个坟墓不等，一共118个。他还给每个坟墓做了编号。然后，他开始清点死亡人数。在九十个左右的纪念碑和墓碑上可以辨认出有大约350个完整或残破的人名，但还有20多个坟墓要么上面的字完全消失，要么被磨损得上面的名字完全认不出来。曾钟估计整个墓地安葬了500多人。他的目标是确认所有死者，并确定他们的死因。他尽可能长时间地呆在墓地里，等待死者的朋友或亲属出现，然后温和地接近他们并提出他的问题。在冬天，他每次都会在墓碑之间盘桓两三个小时，跺着脚取暖。在温暖些的季节里他逗留的时间更长。通常情况下，根本没有人来。而当有人出现的时候，他们也会有时拒绝和他交谈，说他们想要忘记文革。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愿意提供帮助的。曾钟逐步收集起在这个公墓安葬的200名死者的信息。“这就像是把拼图拼在一起，”他说。“有时，我对同一事件听到四个不同的版本。我把这些都写下来，并保存在我家里的电脑上。如果我找到了曾经亲眼目睹某一事件的人，我会以他们的描述为主。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正在我们交谈当中，一名公园员工赶到了我们坐的桌子边，并用我听不懂的重庆方言跟曾钟说了些什么。“抱歉。”曾钟说，他拿起笔记本，起身离开。“有些人到墓地来了。”我问他我能否跟他一起去，他同意了。于是我们一起急匆匆沿着小路走去。曾钟解释说，他在公园里结识了一些工人，而他们默默地支持他的研究.他们发现在墓地里有人时，就会给他打电话。如果他来不及赶到，他们也会替他记下有关信息。那个刚刚来通知他的公园员工笑了笑，说：“这都是非官方的。”

曾钟走得很快，显得很兴奋。他说，他很长时间一直对其中一个坟墓感到迷惑不解。墓地中的大部分墓碑都模仿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苏式方尖碑风格，并饰以浮雕的苏式锤子，镰刀，步枪物。但这个坟前的墓碑比较宽，也比较矮，上面有铺着圆形屋瓦的传统中式屋顶，并且还有向上弯曲的屋檐。这样子的墓碑在这个墓地里只有这一个，曾钟对埋在它下面的那5个人所知甚少。碑文上刻有死者的名字，但没有年龄或其他身份详情，只知道他们属于一个红卫兵组织，称为“燎原”兵团。名字下面写的是1968年10月的日期，在最上面刻有六个大字：“死难烈士万岁”。曾钟在此之前从未见过任何人访问这个坟墓。当我们进入墓地，迈过倒伏的树干和树枝，公园员工指向站在坟墓旁边的两男一女。

“你们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死的吗？”曾钟问。

“我怎能不知道？”其中一人回答。他是个50多岁，身材敦实的人，有着浓重的四川口言。“当朱清云被打死时，我就和他在同一张床上！”朱是碑上列出的五个死者之一。

曾钟查看了一下他的笔记本。“我听说是钢校里的人干的？”

“是钢校一个叫多建（音译）的人干得。”

“钢校的多建杀了他？”

“杜多没有亲自动手。是他带着的那伙人干的。“

这名男子说，他和朱清云是重庆第71中学的同班同学，同属一个红卫兵组织。在1968年8月16日晚上，他们和另一支红卫兵队伍因为枪支的问题发生了冲突，为了躲避那批红卫兵，他们逃进了一所学校里。和他们一起躲在学校里的红卫兵一共有十多位。因为那里没有足够的床位，他和朱不得不共用一个床。他说第二天早上，多建和他的战友闯了进来，并开枪射击。这名男子滚下了床，藏了起来。但朱坐起来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曾钟记下了细节，并询问墓碑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寻常的设计。该名男子笑了，说他和他的同学们原本计划建一个像其他坟墓那样高耸的纪念碑。他们甚至强迫住在当地的地主和资产阶级以及右派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帮助他们。但两周之后，他们用光了建筑材料，而尸体已开始腐烂。恶臭令人无法忍受。最后，学生们决定干脆就在刚刚盖起来的纪念碑上加一个中式的屋顶了事。

曾钟向他询问墓碑上其他人的情况。该名男子说，他们同属于一个红卫兵组织，但在不同的事件中死亡。其中两人是初三学生，一人是初二学生，但他不记得他们是如何被杀害的了。曾钟把资料记到笔记本上，然后谢过了他，递给他一张纸，上面写着他的电话号码。曾钟告诉他，如果他想进一步交谈，或者如果他记起了别的，可以给他打电话。

“我总是给他们留下我的电话号码，并请他们给我打电话，”曾钟在那几个人离开后告诉我。 “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给我打过电话。”

起初，曾钟把他的工作视为仅仅是积累原始资料：姓名和地点，日期，年龄，事实和结果。“我只是想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然后把它们留给后代，让他们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并得出结论，”他说。不过，随着他不断地发现一个又一个悲惨的暴力故事，随着他越来越多地意识到重庆以及全国其他地区这些事件的严重性，他忍不住开始得出自己的结论有时候，他找到了死者的家属，并到他们的家里去拜访。他得知了有两兄弟死于同一场与敌对派系红卫兵的战斗；得知了有一伙20名学生被与他们对立的红卫兵派别抓了俘虏，当那伙红卫兵被迫撤退时，他们用一颗手榴弹炸死了这伙学生；得知了曾有一个年轻人被人殴打，并被锁在闷热的地下室里，不给食物和水，活活饿死。他也知道他只是刚刚接触到一些皮毛而已。这些只是这一个墓地的情况，它里面埋的不过是一个城市中，一个地区的一个红卫兵派系中的部分死者。当他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暴力事件发生，他的同龄人为什么会对彼此这么残忍时，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所接受的党所教育的价值观。他不由得担心党对现在的孩子所进行的教育。

重庆市区内一度曾有几十处分散的文革受害者的墓地。毛泽东死后，党把它们全拆毁了。曾钟说，在沙坪坝公园里的墓地虽然幸存了下来，但政府“期望它能自然地被侵蚀，劣化。它希望人们忘记所发生过的。不过，我认为如果这一历史被遗忘，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它是中华民族用血和泪所铸就的。后代人必须了解这些教训，才能使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将来，当人们再来访问这个公墓，墓碑上的字就会看不到了，”他补充说。“我希望我的文字记载可以填补这一空白。”

在这片墓地中，有多少墓石因侵蚀而坍塌，就有多少仍然得到良好的维护，或修复到良好状态。其中之一是靠近墓地中央，在曾钟的地图上被标为四区第六号的一个简单的灰色方尖石碑。它的基座大约五英尺见方，碑高将近10英尺，上面没有共产主义的口号或符号。在它面向东方的那一面上有一个纯黑色的大理石板。在它正中刻着9个金色的大字：

母亲大人之墓

黄培英

右边是3行比较小的字体：

生于1928年9月24日，被杀于8月24日，1967年，重庆毛线沟

该女子5个孩子的名字（四儿一女）都列在左侧，还有一段说明，表明他们出于孝道，于1996年清明节重建了墓碑。清明节是中国传统的扫墓假期。

有时，一大早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站在墓碑附近，抽着烟盯着大理石看。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家伙，身材中等，剃着平头，戴着金属边眼镜，圆脸上都是肉。每次来看望他母亲的坟墓时，席庆生总是穿着深色的衬衫和裤子，外面穿着纯黑色的夹克。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很愿意自己独处。当天气很好时，他的妻子可能会陪他一同去公园，但她会在湖边散步，让他一个人在墓地里与自己的思绪作伴。他欣赏墓地里与世隔绝的环境，远离都市的喧哗，树上喜鹊的啁啾和远处儿童的笑声。这让他有机会去思考，去回忆。

置身于墓地中，回忆总是会汹涌而来，把他拉回到当年埋葬这些死者时的重庆，他青少年时期的重庆。他仍然能感觉到炮弹的爆炸声和机枪的扫射声。他仍然可以看到空荡荡满是弹痕的大楼，死者的尸体散落在被坦克履带轧出痕迹的街头。他仍然可以闻到空气中的硝烟和火药的味道。他也仍然可以听到他还是红卫兵时，被他殴打并折磨之人的哭声。当他闭上双眼，席庆生还可以想起他母亲的面容。他还记得母爱的温暖，以及母亲保护自己孩子的决心之坚定。他记得她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而去卖血，在大跃进的饥荒期间，她挖来野菜给她的孩子们糊口。他想起文革期间她来到他的学校里，从他所加入的红卫兵组织中把他拽走的那一天。他还清楚的记得，她躺在菜地里，头枕在他手中，鲜血从她胸前的枪伤中涌出，她的眼睛直瞪着他，然后渐渐翻白，就这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而我们的母亲被打死时，我才15岁。”席有一次到墓地来的时候告诉我。“他们说，母爱比什么都伟大。我认为那些在幼年时失去母亲的人最珍视这种爱。她的死改变了我们家的一切，所以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有着切身的体会。”

当毛泽东在1966年五月以“批判资产阶级在学术，教育，新闻，艺术和出版界的代表”为口号，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很少有人意识到将会发生这样的悲剧。重庆的党委领导人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以为这就是一场类似反右运动的新运动而已，他们派出工作队到报纸，学校，大学和其他“文化”部门，任务就是清除各单位领导人当中的一小撮“资产阶级的代表”。但到7月底，毛泽东明确表示，他所希望的不仅仅是一个常规的政治迫害在北京，他的手下悄悄地鼓励大学学生组织起来，成立红卫兵组织。当他们与党的工作队发生冲突时，毛泽东却支持学生们，这让他的同事们很意外。“造反有理！”他宣布。“炮打司令部！”他命令道。工作队撤离了，当初派他们进入学校的党内领导人，包括总书记邓小平和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受到攻击。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纽伦堡纳粹式的游行，并受到毛泽东的检阅。他们被给予了充分的自由，来揭露躲藏在政权领导层中的“修正主义”和“走资派”。

在重庆，学生们很快就起来反对当地的党委及其工作队。学生们愤懑的来源之一是对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的处理。郑在学生中深受喜爱。党把他作为“资本家的代表”之一而加以批判。他随后割喉自尽。地方领导人对此的反应是，将他在死后开除出党。11天后，这所大学数千名愤怒的大学生和教师在附近一所学院的校园里包围并痛斥了了党政干部。这次对抗发生的日子——8月15日，很快就成了战斗口号。为了对运动保持控制，市政府官员把高中生和大学生组织成红卫兵，并引导他们去查抄地主，右派，和其他资产阶级分子的家。但重庆大学的学生们组织起了自己的红卫兵队伍“八一五战斗队”，集中对地方党委进行批判。随着红卫兵组织在全市扩散，每个组织都在以革命的名义自行其是，混乱也就出现了。

席庆生当时14岁，是一个活泼，有时不怎么守纪律的男孩。在他的学校里，课堂学习和去工厂的流水线制鞋以星期为单位交替进行。政治暴乱打乱了单调的日子，他热切地参加了红卫兵。他从教科书、电影和歌曲中已经知道了很多共产党员的英雄事迹，现在终于有机会轮到他自己投身到光荣的革命事业中，与暗藏的威胁国家的敌人战斗。这位年轻的小将和他的同学们一起，在衣服袖子上带着红色的臂章，到学校周围的街道上昂首阔步，高呼口号，挥舞着毛主席语录。高年级学生指导低年级学生，分发传单，在建筑物墙上张贴海报，搜查阶级出身可疑的邻居家，摧毁与“旧社会”有关的所有艺术品：古董、书籍，甚至包括过于资产阶级化的衣服。街道被改了名字，还有人呼吁用一部社会主义小说的名字重新命这座城市。席庆生曾目睹学生们折磨与他们有旧怨的老师，把有嫌疑的敌对分子头顶戴上高帽，脖子挂上黑板，然后押着游街。

“真是令人振奋.群众被充分调动起来，参加游行，抗议和静坐。城市的每条街道都被大字报贴满。”席回忆说。“作为中学生，我们对一切都感到兴奋，盲目地跟着别人，加入组织。但实际上，我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只是忠于毛主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白热化，接近宗教崇拜。学生大声读他的语录，好像在诵经，有时直接对着他无处不在的画像讲话。数十亿带有他形象的徽章及纪念章被制造出来，人们就像收集护身符一样收集它们。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种崇拜，但在这种狂热的环境中，把毛主席像章掉到地上，或不小心说了什么对毛主席不敬的话，都可能被当做一个严重罪行，足以被打成反革命。因此，有所怀疑的人们只有把他们的怀疑藏在心里。

如果说重庆的红卫兵在忠于毛主席这一点上团结一致的话，但他们对地方党委的看法则有所分歧。有一派阵营支持市党委，并听从其指挥。由地方干部所建立和支持的这些“保皇派”红卫兵，在运动开始时期占主导地位。不过，几个星期后，对地方党委持批评态度的造反派阵营开始赢得更多的支持。“八一五”这一派的成员包括重庆大学和其他学院里的学生和教师，以及工厂的工人，知识分子和其他被党过去的政策孤立和迫害的人。随着红卫兵保皇派和造反派互相指责对方背叛了社会主义，他们之间的争论升级为全市的混战。在中国的年轻人已被党培养得坚信思想的纯粹性。妥协被看做是一种罪恶。如果你拥护毛主席和社会主义，那么那些反对你的一定就是社会主义的敌人。

席和他的同学之所以加入了“八一五”派，仅仅是因为大学里的高年级学生说他们自己是那一派的。他还参加了群众集会，并在市政府前绝食。他还加入了一个表示将徒步进京揭露地方官员的小组，但他走了大约二十五英里之后就回来了。“我很糊涂，盲目跟随别人，就为了找些乐子，”他说。“但我知道，重庆市政府希望维持现状，压制那些指责政府走资本主义反动道路的学生。政府告诉我们回去上学，但毛主席说造反有理。我们记住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起来造反。”

到了秋季，公众舆论慢慢站到了“八一五”派这一边，因为在其他城市，毛主席显然是与红卫兵造反派站在一起，反对地方党委。保皇派眼看自己的支持者越来越少，他们决定也把矛头对准以前的赞助人，即市里的党委领导。但是，八一五派并不欢迎这种转变。 他们指责保皇派隐藏他们的真实面目，试图夺取革命果实。这种敌对状态到12月4日达到沸腾的程度。当天保皇派在重庆市最大的体育场举行了一个群众集会，声讨市里和省里党的领导人。超过十万人挤满了体育场，其中包括席庆生11岁的弟弟席庆川，他也参加了红卫兵。集会才刚刚开始，两派之间就发生了争斗。一场骚乱随即爆发。“开始只是一些骚动，然后就变成了一片混乱，”庆川回忆说。“一旦打起来，很快就失去了控制。他们用木棍和钢筋互殴，每个人都试图逃离。”庆川安然无恙地逃走了，但有数百人受伤。在体育场的冲突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在重庆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冲突。但它并不是最后一次。

从一开始，毛泽东和他的亲信就明确表示，将允许——虽然不鼓励——以暴力手段实现文化大革命的目标。通过解散其他党的领导人派到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队，毛排斥了他们制止暴力的努力。他的妻子江青，作为文革的急先锋，在北京的一个集会上传达出他的想法：“好人打坏人，活该。”当暴力在北京蔓延开来，出现了诸如女校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的事件，有些学生写了一封呼吁信，敦促党进行干预。毛对此的反应是抱怨北京仍然“太文明。”在第一次红卫兵在天安门的集会上，他把一位曾公开袭击党委官员的学生邀请到主席台上。他还建议另一名学生把名字从“彬彬”改成“要武”。但他决定了禁止警察逮捕那些有影响的“闹革命”的学生。当局鼓励警察与红卫兵成为朋友。“不要说他们打坏人是错误的，”公安部长建议。“如果他们出于愤怒把人打死，不要追究。如果我们说他们有错，那么我们是在支持坏人。毕竟，坏人是坏的。所以如果他们被打死，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1966年12月他73岁生日的时候，毛泽东为“全国全面内战的展开”而干杯。在数周内，由他的副手所率领的红卫兵从上海党委手中夺取了权力，并在电视直播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谴责市领导人。由于毛泽东下令各地区的军事当局支持造反派，类似的权力转移随后也在中国其他地方出现。在重庆，击败了保皇党之后，八一五派得到了54军的支持，在第二年1月份得到了政府的控制权。市里的党政领导人投降了，他们在多达三十万人出席的集会上受到批判。像全国其他官员一样，他们被公开羞辱，被迫戴上高帽，弯腰站着，低下头，手臂向后高举——这种姿势就是臭名昭著的坐“喷气式”。造反派殴打他们，并往他们的脸上泼黑色墨水，给他们戴上“黑帮分子”的标记。市里最高官员，无情的政治局强人李井泉，就经受了好几次这样的公众“批斗会”。据说他的妻子上吊自杀了。正如在其他城市那样，重庆一些被打倒的官员选择了自杀来逃避折磨。这些人并非懦夫，在位期间无疑也折磨过别人。毛泽东和他的盟友没有表示过什么同情。当云南省领导自杀之后，周恩来总理称他是“无耻叛徒”。一名高级将领，因跳楼自杀未遂导致瘸了一条腿，被装到一个篮子里抬到集会现场，进一步受到批斗。

红卫兵战胜了党政机关后暴乱并未结束在重庆，他们几乎一掌权就开始互相内斗。有些人是因为自己没有被包括在军方所建立的革委会中而感到不满，另外有些人则批评“八一五”的领导人与54军的合作，因为他们认为54军也是旧的“资本主义”当权派的一部分。军队支持的新政府采取措施来压制反对派，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逮捕了数百名红卫兵。但在1967年3月底，毛泽东得出的结论认为军队是在扼杀他的革命，不仅在重庆如此，在全国各个城市中都是如此。他的新副手，国防部长林彪下令军方退让，释放了那些被拘留者。第54军遵命行事之后，重庆出现了一个新的红卫兵阵营，被称为“反到底”派。

席说，他和他的年轻同伴青睐这一派，但他的父母支持八一五派。他的父亲是一家国营书店的卡车司机，他的母亲在书店的仓库工作。作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成员，他们两人在文革中都很活跃，但他们似乎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混乱。一天下午，当席庆生在他学校里夸耀自己在与其他红卫兵辩论中的表现时，他转过身来，看见他的母亲站在门口。她一把抓住他的皮带，把他拖到外面，他的父亲开着汽车等在那里。从那天起，他被关了禁闭。他的母亲每天都呆在家里，阻止他外出。

也许正是父母做的这一点，挽救了他的生命。重庆这两派之间的争执迅速升级，导致了文革在全国范围内最严重的一些暴力事件。从春季开始的战斗起初还是些零星冲突。但6月5日，数千人在一个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前，进行了一场历时3天的激战。随后又发生了其他一些激烈的对抗。红卫兵们在互相攻击中，先是用石头，棍棒和钢筋，后来发展到用刀，剑和长矛。不久，战斗的焦点从学校和学院转到了市里的兵工厂。重庆是一个武器生产基地，因为它位于内陆，远离国境线。它的工厂生产各种致命的武器弹药：半自动武器，手榴弹，轻重机枪，火焰喷射器，榴弹炮，高射炮，加农炮，坦克，军舰——除了战斗机，其它的应有尽有。敌对的派系现在力争控制这些工厂，并分发这些军用物资。双方的红卫兵都建立起作战基地，并在工厂，学校，桥梁以及广播电台（扩大宣传的关键资本）建起工事。

7月7日，第一次发生枪击致死的事件，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全市陷入内战。到7月底，双方阵营都使用了手榴弹，机枪和火焰喷射器。8月初部署了坦克和加农炮。然后战斗蔓延到江边，红卫兵到那里突袭船只，以夺取粮食和物资。8月8日，发生了一起水战。这也许是文化大革命里唯一的一场海战：“反到底”派的人将三艘老的炮艇上架起加农炮，与“八一五”派的一个装有机枪的小舰队发生冲突。随后，在为数十名牺牲的水手之一所举行的追悼会上，一名“反到底”的领导人下令用那名水手的枪处决两名俘虏，并把他们的尸体抛到江里，作为对他的祭品。几天后，一个8.15.指挥官下令处死了5名囚犯，包括一对马上就要有孩子的夫妇。丈夫恳求抓住他的人饶过他的妻子，或者至少推迟到她分娩之后再对她行刑。但他的请求被无视了。

死亡和受伤人数随着每场战斗而不断上升，其中一些战斗涉及上万名战斗人员，造成上千名的人员伤亡。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可怕的报道，描述“烈士”们如何被刺死、射死，致残，触电，或被发现死在水里，脸被毁容。人群欢呼着送武装卡车运送年轻的红卫兵上战场，然后恐惧地看着同一批卡车载着伤员和死者回来。城市变成了废墟，到处的窗户玻璃都被打碎，大楼夷为平地，主要港口也被毁坏。超过18万人逃离城市，到省会成都去避难。

起初，席对这些战斗感到兴奋。“每天晚上，你都可以听到枪声和炮弹的爆炸声。这是惊人的！坦克在街道上移动！我真的很想去。我非常感兴趣。我认为参加武装战斗是光荣的事，也很好玩，”他回忆道。但是，他的父母不让他离开家。之后，他们带他去看一个打过仗的邻近地区，他的热情就被恐惧所取代了。“太可怕了，乱成一团，尸体随处散落....所有的大楼都只剩外壳，到处都有被烧的汽车，尸横遍野。我很害怕，每当我听到一声枪响，我会立刻趴在地上。”

在1967年夏天，重庆并不是中国唯一有这种武装作战经历的城市。类似的突发暴力事件在全国几乎每一个大城市都有发生。在北京的一份新闻公告中曾报道说八月里各省每天有20至30起武装冲突。但在重庆的战斗更加激烈，也许比其他任何致命的，因为它的军火工厂集中。毛泽东的一些助手前往重庆，敦促结束暴力，但是从上层传来的消息令人糊涂。毛泽东明确表示，他并不担心有关红卫兵获得武器，并呼吁军“武装左派”一语也成为了全国的口号。“我们为什么不能武装的工人和学生？”他问。“我说我们应该把他们武装起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则支持另一个口号：文攻武卫。“你们不能那么天真幼稚，”她在河南告诉一群红卫兵。“当一小撮人挑起暴力，当他们拿着武器向你进攻，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保卫自己。”重庆一份红卫兵报纸的编辑看到了她的发言，并把它传达给他的同事。“我只说了一句：‘既然连中央都不想控制局面，那我们还等什么？’”他回忆道。“于是大家都说，那么我们就打吧！”

随着冲突变得越来越严重，席和他的家人分头离开他们的家，前往安全一点的地区。他家三个最年轻的弟弟妹妹被送到亲戚家里，而他的父母带他和他的弟弟庆川住到他们所供职的书店批发中心。他们与二、三十人挤在一楼一个办公室里，睡在木地板上，晚上也不开灯，以免引来火力。但在8月第三个星期，一场战斗爆发了，他们被夹在了双方火力正中。八一五派的武装在他们那个大楼一侧的山丘上，想要控制由反到底派占据的，在大楼另一侧的一座山。席在楼上看着坦克和高射炮开始向“反到底”的据点开火。他可以看到炮弹落在山上爆炸，“反到底”的人纷纷躲了起来。八一五派的战士们慢慢地爬上山，与反到底的人偶尔交火。从远处看去，他们看起来就像昆虫爬上一个蚁丘。席看着他们夺取了反到底派的第一道战壕，但后来出了什么事情，他们又突然匆忙从山上溃退了下来，撤退的速度远远超过他们先前进攻的速度。原来反到底的增援部队已经带着机枪赶到了。

八一五派的部队撤了回去，准备对付反到底派的反扑。席的父亲在战斗中做过侦察工作，和他们一起走了。第二天一早，席的母亲决定还是带着她的孩子去那个堂兄家里跟其他孩子会合更安全些。那天是庆川的13岁生日，所以她用面条和酸菜做了一顿特别的早餐。然后，他们每人都背上一包衣服，庆川还带上了他养的鸡，步行出了门。他们身穿白色短袖衫，表明自己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走小路穿过起伏的田地。这是一个炎热的夏日清晨，走了两个小时后，他们在一个农家停下来休息喝水。席的弟弟坐在阴凉处哭了起来。他走累了，不想再走了。但他们的母亲急着继续赶路。她告诉他，他们马上就到了。再走几里路就可以和弟弟妹妹们团聚了，她说。她起身离开，席也站了起来。庆川不情愿地跟着，边走边擦眼泪。

他们沿着高粱地和菜园之间的道路走，席在最前面，他的母亲在他身后，庆川落在她后面，仍然抽抽搭搭的。他们离开农舍只走了几分钟，一颗子弹飞来。席觉得子弹从他头顶飞过，他猛地趴到地上。然后又是一声枪响，他听到他的母亲叫了一声。甚至在他转过身来看到她躺在地上之前，他就知道事情不妙。她的胸部出了血，他赶紧爬了过去。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只是撕下了我的衬衫，压到她的伤口上，但我止不住血....我把她的头抱在怀里，她看着我。我对着她哭了起来。她的眼睛盯着我，在那一刻，我知道她是清醒的。她的眼睛牢牢盯在我身上，然后慢慢翻了白。我几乎疯了，不停的大喊。我大声叫：'不要开枪！我们是老百姓！然而他们开始用机关枪向我们打来。”

席再次趴了下来。他发现他的弟弟躲在蔬菜地里。此刻他们俩都在喊。“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枪声来自他们左边的一个山坡上，然后他们听到从另一个方向也响起枪声。子弹溅起地面上的泥土，这两个男孩拉着母亲的尸体，试图把她拉到安全地带。然后，他们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看到一个农民从他们刚刚休息过的房子那里向他们召手。“快点！”他喊道。“到这里来！”两个孩子丢下死去的母亲跑向他，躲到了房子里面。

过了一段时间射击才停止。席当时只有15岁，茫然地坐在那里，心里跳个不停。“天空似乎都变了样，”他回忆说。“虽然是蓝天白云，但是在我看起来却一片漆黑。”最终，他鼓足勇气爬回到他母亲的尸体旁，找回她的包，然后带着他的弟弟去找他们的父亲。他们浑身是土，光着上身沿着一条公路走，穿过了一个检查站进入八一五派的地盘，见到一队运送戴着头盔的武装人员的卡车。黄昏前，他们到了表兄的家，但它已经弹痕累累，没有人了。他们继续往前走，流浪在街头，寻找他们认识的人。他们在一个面条店停下，但只吃了几口就失去了食欲。后来他们发现在一个理发店里有父亲的一个同事，当他们跑过去后，才发现他们的父亲也在那里。自他母亲去世以后，席第一次哭了起来。

枪声来自“八一五”派所据守的位置，席的父亲没过多久就找出了是谁杀了他的妻子。有几个人目睹了这一事件，并告诉了他哪个红卫兵应该对此负责，那是钢铁厂里一个从部队退伍的30多岁的工人。值班的其他人告诉他不要开枪，因为他的目标明显是平民。但该名男子说，他不久就要换岗了，他想用完他的弹药。当时并没有人在对他开枪。他只是看见路上有一些人，想知道他是否能打中他们。席的父亲怒火中烧，他和他的同事们挥舞着枪，并要求把该名男子移交给他们。但为时已晚，他已经逃走了。

那天晚上，两个男孩陪同他们的父亲和由50名武装人员组成的队伍一起去收殓其母亲的尸体。第二天，它被送到重庆大学，那里有一个临时太平间，就设在学校运动场的外面。那里还有几十具其他人的尸体，整齐地摆列在地上，被八一五派抓获的反到底派的俘虏们在清理尸体，准备埋葬。席和他的兄弟亲眼看着疲乏的俘虏给母亲清洗身体，然后把她裹在白色的丝绸中，并罩上军服，放进一口棺材里。大学里的学生和教师被埋葬在校园内，但其他大多数八一五派的成员被送往附近沙坪坝公园里的一座公墓。孩子们和他们的父亲坐着车被武装护送到那里，俘虏们挖了一个坟坑，把棺材放了下去。当他们埋起棺材，红卫兵们向天鸣枪行军礼时，席注意到墓地全是新的坟墓，大约有数百座。

席深深吸了一口烟，来到墓地边缘的地方，指给我看他的母亲最初被埋葬的位置。他说，她去世一年后，他的父亲将她的坟墓安排到墓地的中心，因为他认为那儿可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席和他的兄弟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修建起这个墓，期间他父母所在书店里的工友也来帮他们的忙。在他们最初竖立的纪念碑上，称她为书店“战斗队”的“烈士”，归“重庆市革命造反司令部”指挥。30年后，她的家人决定改用更温情一些的墓志铭，因此用一块写着“尽孝道”字样的大理石板盖住了原题字。

席和他的兄弟姐妹聚集在公墓每年两次，在四月清明节假期，他们的母亲在八月逝世纪念日。他意识到他们很幸运，因为仍然可以有地方去缅怀她。他知道其它文革墓地都被推土机铲平了，修起了公路和大楼。而原来重庆大学里的那个墓地，成为了一个校园酒店门前的喷泉。在80年代中期，政府围绕着沙坪坝公园里的墓地建起了一道石墙，企图不让市民入内。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席来探望他母亲的坟墓。他只需等到没有人看见的时候翻过墙而已。

几年后，席了解到，政府正计划铲平墓地，兴建一个主题公园，竖立起诸如艾菲尔铁塔和自由女神像一类的世界标志性建筑的复制品。干部们与香港来的投资者签署了交易，并且在沙坪坝公园里的其它部分已经开始建设。席听说，墓地将要被拆毁，为建缆车而让路。他非常生气，但没有什么渠道可以表示抗议。他只是一个国营电子厂的工人，发一封投诉信可能会带来麻烦，甚至让他丢掉自己的工作。于是，他开始发出匿名的威胁，用公共电话给公园的干部打电话，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胆敢碰到墓地，他就会对他们报复。

“我从来没有说出我的名字。我只是告诉他们我是一个死者的亲属。我说如果不给这些人留一个合适的墓地，那么共产党就太过分了。我说谁胆敢这样做，他和他的家人就会被从地球上抹去。他们说，我这样说是错误的。但我说我会杀了你全家。我说你在明处，我在暗处....我使用了不同的声音，并打了很多这样的电话。”

当公园的干部开始对访问墓地的人收门票后，他变得更加生气。尽管门票才5元（60美分左右），但席和他的兄弟拒绝掏钱。他们跟公园的保安发生争执，并要求和公园的干部对话。“我们只告诉他们一件事。如果你破坏我们祖坟，我们就拿你的脑袋来报复，”席回忆说。其他家庭的人也表示反对，他们与席和他的弟弟妹妹们一起在墓地大门外举行抗议。有一次，他们几乎与公园员工打了起来。但最终公园做出了让步，主题公园项目被放弃了。席不知道这项决定是否与他的匿名电话和抗议有关，或者只是投资者的钱不够了。他说，从那以后，还是偶尔会有谣言说墓地要被推土机推平做开发，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敢真的动手。

有时，席会带着一台摄像机到墓地来，并采访其他吊唁死者的人。他以此来为这个地方，以及那些对此关心的人们保留一份记录。随着时间的流逝，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少。他很少看到年轻人到墓地参观，除非他们出于偶然踏足这里。他们让他联想起那些无知的游客，因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知道得太少了。“这很可悲，”席说。“这些人毫无意义地死去，但如果社会从未对此进行反思，那么他们的死就更加毫无意义。很多人拒绝去想，而党也希望消除人们的记忆。但整个民族应该思考所发生的事情。回忆是痛苦的，但它也是一种责任。我们必须记住，这样下一代才不会再吃到这样的苦。”

席的母亲被打死几周之后，中央政府出面让重庆的两个红卫兵派别达成停火协议。但是，新的执政官员试图重新控制局面，并组织起一场场的运动来恐吓公众，进行秋后算帐和消灭对手，因此在市里和国内的其它地区，政治暴力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在1968年夏天，毛泽东终于解散了红卫兵，把数以百万计的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去生活和工作。席在1969年被送到农村。在那里，他开始重新考虑他对毛主席的忠诚。农村的贫困直接使他和他那代年轻人对党及其谎言产生了怀疑。席的幻灭完成于1971年，当时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林彪在逃离中国时因飞机坠毁死亡，而党突然宣布他从一开始就是个叛徒。尽管媒体改写了历史并连篇咒骂毛泽东的最新敌人，席却发现自己同意那个罪人所说的话，其中包括“把青年派到农村是一种变相的劳改”这种言论。当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席默默地喜出望外。

当邓小平在1978年重掌权力并批判文革之后，政府开始为那些遭受迫害的人进行平反，并惩罚那些犯下了严重罪行的人。但邓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共产党的执政，所以没有对过去十年间的事件的详细调查，没有对罪恶和无辜程度的公开辩论，没有全国性的和解反省对于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可能是很好的，但是很可能会催毁共产党。因此，全国被告知要忘掉过去，继续前进。人们返回到工作岗位，与当年折磨了他们的人一起工作。警察对维护正义口惠而实不至，仅仅惩罚了一些杀人犯和迫害者，却放过了其他人，也不解释为什么这么做。那些被投入监狱的人从来没有机会在公众场合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而那些仍然自由的人也从来不需要为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负任何责任。

甚至在文革结束之前的1973年，重庆警方就开始调查席的母亲死亡一事，后来他们告诉席家，他们已经逮捕了肇事者。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逮捕到底是否与她的被杀有关，以及该名男子是否被法庭审判过，是否被定了什么罪，是否被判了刑，被判的是什么刑。文革结束后，在党声称要惩罚那些过去十年中犯下罪行的人之后，并没有人联系席的家人。当席的父亲对此进行询问时，他从来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后来有一天，席听说杀害他母亲的凶手已被释放出狱保外就医，并在当地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一想到那人将获得自由，他就非常气愤。他想要当面质问这个凶手，迫使他面对当年他试图打死的男孩，并让他为杀害他们的母亲而付出代价。席决定，既然党不这样做，那么他就自己来伸张正义。

他偷了一辆车和一套警察制服，他还用钢丝做了一条绞绳。他和弟弟庆川酝酿了一个计划。庆川将在第二天上午11点半开车把他送到医院，那时大部分医生和护士在食堂吃午饭。席将穿着制服进去，对那名凶手说自己是进行调查的人员，并要求他上车跟他们走。凶手将坐在前排副驾驶的座位上，他就坐在后面。他们会把他打昏，然后沿着席事先研究好的路线开车进山。如果那人醒过来，他们会告诉他，多年前他曾杀害了一名女子。而他们就是她的儿子，现在来复仇。然后席会勒死他。他们将把他的尸体丢进乌江，然后开车回重庆。席和他的弟弟不再是男孩，而是快三十岁的男人了，他们不是在开玩笑。他们跪在他们的父亲面前，并把他们的计划告诉了他。一切都安排妥当。席甚至还额外带了汽油，这样他们就不会半路没油了。第二天，庆川按计划驱车前往医院，席进去找杀害自己母亲的凶手。但是，他的床是空的。医生说，他半小时前刚刚被释放。

后来，席怀疑是他的父亲事先通知了有关当局，所以这名男子被从医院转移走了。“我认为他觉得这样的复仇方式会毁了他的两个儿子，但他从来没有承认这一点，”席告诉我。“如果我父亲没有告发我们，那只能说是天意了。”

席说，他和他的弟弟多年来试图再次找到这名男子，但他们一直没有成功。我问他，他是否仍然想杀死他。“现在时代不同了，我的思考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他回答。他说那个凶手“也是受害者。我们应该报复的是这制度。”但是，当后来再说到这个问题上时，席说他对那名凶手的愤恨并没有完全消除，他不愿意免除他应付的一切责任。“他给我的家人带来无法形容的痛苦，”席说道。“如果我不杀死他，也至少要好好打他一顿。到现在他已经是一位老人了，但他仍然该打。”

我们独自在墓地里，站在他母亲的坟墓旁边。已经将近中午，但太阳依然隐藏在浓雾中。席点燃了另外一根香烟，并走到他母亲墓旁另外一个坟墓的纪念碑那里。那个纪念碑的侧面被人在用石块划出了几句话。“历史就在这里。他们死得不公平。“我又问了他一个问题：对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他有没有感到特别后悔的？席过了一会儿才回答。

“我母亲去世后，我把怨气撒向社会。我打过一些人。没有人在意我的做法，而我希望其他人体会到我所感受到的痛苦。”

他说他再次参加了红卫兵，他的父亲也无法阻止他。他得到一把枪，而且他在几次战斗中都开过枪。他说他不知道有没有打中过人，但他承认，在他被下放到农村之前，曾热衷于参加暴力冲突。我问席在那几年中，他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他说，他拷打过其它派别的俘虏，以及因为阶级出身不好而被关押的老人。“他们被关在一间小屋里，只要我稍有不满，就会打他们，”他说。“我们没有人性。我们年幼无知，我们虐待他们，鞭打他们。”

席试图解释为什么他和其他许多人在文革中变得如此残酷。他说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共产党的统治给生活带来被深深压抑着的挫折感。整个国家经历了很长的艰难岁月，包括一场可怕的饥荒。尽管人们仍然忠于毛泽东和共产党，但他们对控制着他们生活并推行党的政策的地方干部心存埋怨。由于文革的对象是党的机构，毛泽东给了人民群众一个借口，发泄他们对这些干部的愤怒。席说，更重要的是，他这一代人成长于他所谓的“暴力宣传的文化”中。党在学校所培养的价值观鼓励极端主义并美化暴力。孩子们被不断灌输各种故事，颂扬那些在“阶级斗争”中牺牲的共产主义英雄，妖魔化那些暗地里躲藏并计划颠覆共产主义革命的“阶级敌人”。在所有学生都必须学习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接着说，对一个真正革命者的考验，就是看他认为对敌人的暴行是好还是坏。毛泽东说这是“好极了！”

“我们被告知，需要使用暴力从精神和肉体上消灭一个阶级。这就为折磨人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席说道。“他们不再被视为人类了。如果他们是敌人，他们理当被勒死，他们理应受到折磨。这就是我们年轻时受到的教育。文革把它发展到使我们自相残杀的地步....文化大革命暴露出人和政治体制中最丑恶的那一面。”

席说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最终应该归咎于一党专政。但个人——比如那名杀害了他母亲的人，还有他自己——也必须承担责任。“这个国家怎么会让残酷的专政蓬勃发展？为什么全国都支持它呢？“他问。

但是，当我问他是否曾想过去找他所折磨过的那些人，席的回答既诚实，也很说明问题。“我不想去找他们，”他说。“我不想记住我做过的坏事。”

在2007年春天，我见到了挽救了沙坪坝公园墓地的那个人。20世纪80年代，在重庆试图摆脱文革阴影的那段时期，廖博康担任了中共重庆党委书记。当我去见他时，他已退休近14年，并在成都生活。他当时83岁，有着铮亮的光头和一张慈祥的圆脸。他把我迎进他在高层公寓楼里的客厅。在我们喝茶交谈中，他偶尔会向后靠在沙发里，并露出微笑。此时他的眼睛就有些调皮地眯起来。

廖是重庆人。城里的人们还记得他在1963年成为了一场险恶的政治运动的目标，当时他是市共青团委的领导。大跃进快结束时，他被指配去调查周围农村的条件，并促进农业生产。国内其他地区已开始从饥荒中恢复，但廖发现省里的人们仍然在挨饿。曾有一个村庄全部人口死光。当局不得不派遣邻近村镇的居民去埋葬死者。但那些居民也营养不良，其中一些人在挖掘坟墓时死去。根据廖向北京上报的调查结果，他估计四川省1957年至1960年间至少有一千万人死亡。他将饥荒归因于省级领导人强行实施不合理的农业政策，在示范项目上浪费金钱，并拒绝中央政府的粮食援助。北京回应下令调查。但是，权倾一时的四川党委书记李井泉并没有下台。一年之后他开始反击，撤了廖的职，把他下放去当建筑工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廖再次受到批判。接下来红卫兵开始反对李井泉，廖得以幸免。他到北京对自己的案子进行上诉，因此避过了重庆市暴力最严重的时期。不过当他回来后，他忍受了4年艰苦的“再教育”。

文革后，廖得到平反。在1983年他被任命为重庆领导人。他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拨乱反正”，消除党的队伍中仍然残留的派系敌意。在对干部的讲话中，他常把文革比作是一场噩梦。“既然现在我们醒过来了，还有什么必要去想，我们在梦中做的是对还是错呢？”他告诉他们，党在否定文革，所以你们全都错了。

就是在这个消除文革恶果的运动中，在沙坪坝公园里的墓地成为一个问题。廖上任前，市里其他文革受害者的墓地已被拆毁，但沙坪坝墓地幸存了下来。它所处的位置在当时还是城市的边远地区。那里的干部（其中大部分曾是八一五派成员）悄悄把它保留着。但是现在，党内有股想要拆掉它的势力。由于政府已经宣布了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并试图抹去与这一运动有关的所有其他痕迹，因此拆除这个墓地也是理所当然的。许多干部认为，保留这个墓地将发出一个信息，即党认为八一五派是正确的，武斗是合理的。但是，意见远远没有统一。在1985年，如何处理墓地的问题摆上了廖的办公桌。

在一个凉爽的春日里，廖和几个助手开车来到沙坪坝公园，并参观了墓地。当时只有少数几个游人，但随着“市委书记来了”的消息传开，一小群观众很快聚了起来。廖的几个助手一见到墓地有这么大，就表示应该将其拆掉。但有一名年轻的女助手表示反对，并强烈希望他保留墓地，让它作为对后代的提醒和警告，告诉他们重庆曾发生过什么。廖听取了他们的观点，并没有说什么就离开公园。然而他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意见。

“当我看到墓地，就想到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那些荒唐，疯狂，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告诉我。“那些东西全都宛如烟雾一样消失了。但这里却有我可以保存的具体证据....这些无辜死难者可以留在这里作为历史的见证，见证那个疯狂的时代和动荡的岁月。”

他回忆说，有两件关于那个墓地的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件是一名14岁的无名女孩的墓。“她应该在家中，抱着她的爸爸妈妈或在她的小床上玩玩具，”廖说。“但是她白白地被牺牲和埋葬在那里，甚至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另一件是一块称墓地为“烈士陵园”的牌子。廖觉得它很刺眼。“他们算什么烈士？为国家牺牲自己生命的人才是烈士。死在一个错误的政治运动里，死于自己兄弟的枪口下，不应该使用'烈士'这个词。”文革期间其他城市也都遭到武斗的破坏，但廖相信重庆比其它地方有更多人伤死亡。他认为，如果这个公墓被毁，那就再也没有什么能提醒人们记住这场悲剧了。

参观墓地几天后，廖宣布了他的决定：墓地将被保留下来。他认为，人们应该反思文革，反思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能从中学到什么教训，而不是简单地忘掉它。作为市委书记，他有权力挽救墓地，他觉得这样做没有什么政治风险。不过，廖也知道其他人会不同意他的决定。为了结束辩论，也算是鼓励人们“紧密团结，面向未来”，他拨款在墓地周围建起墙壁，并命令它不向公众开放。他一边向我讲述着他的决定，一边调皮地微笑。他又说：“有些人说廖博康用一种十分精明的办法保住了墓地。”

我问他如何看待那些试图从人们记忆中抹去文化大革命，认为忘记它将有利于党的声誉的观点。他又笑了。 “你不可能从时空中抹消10年...无论是好是坏，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人们主观上可能想要清除，但他们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

鉴于他对保存和研究历史的重视，当廖告诉我他同意邓小平的论断，即文革历史应该是“粗线条”记录而不是详细书写时，我很惊讶。“人们现在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廖说。“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家繁荣了，人民才有精力和时间来研究这些东西。我们现在不能再分心了。”当我问他是否应该对学生进行文革历史的教育时，他说过类似的话。“应该教育他们。但我们如何教育他们，得等到以后才能决定，”他说。“现在，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建设我们的国家。过去可以留在以后讨论。我们不应该因为总是回忆过去，而拖延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忘记它。我们应该把它保存下去，但以后再讨论。“

通过廖的言辞，我渐渐意识到，他认为他对墓地的挽救措施，也可以作为中国社会最终处理文革那样痛苦的事件的记忆的一个做法：即使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仔细检视发生过的事情仍然可能导致痛苦的分歧，甚至对社会具有破坏性。但抹去或完全忘记也将是危险的。因此廖建议，或许最好的办法是给它更多的时间。“如果人们有不同的意见，辩论可以暂时推迟，”他说。“可以围绕历史建一堵墙，但不能去破坏它。”毕竟，在沙坪坝公园里的墓地现在是对公众开放的，也没有人抱怨，他指出。“现在人们可以进去看看，”他说。“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